原公众号编者按
在日本左翼研究之外，本刊同人们也关注着韩国、朝鲜、越南等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建设。在这些邻邦的经验中，越南革命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样本：从1925年广州的九人小组，到1945年执掌政权的执政党，不过二十年。本文是五月研究“殖民地革命”系列的一篇前置长文，也是后续讨论越南革命、亚洲社会主义道路乃至“本土化”问题的引子。
越南共产主义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嫁接”的产物——这个判断，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二十世纪越南革命。本文以1925年胡志明在广州创建青年同志会为起点，沿着越南共产主义运动二十年间的兴衰轨迹，考察一场民族解放运动与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支部，如何在相互嫁接、交织与冲突中走向1945年八月革命。
文章依据黄金庆《越南共产主义，1925—1945》与派克《越南共产主义史，1925—1976》两部专著的中译本写成。在这段中文世界尚少系统叙述的历史中，两种身份之间的张力塑造了运动的全部兴衰——它既是一场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又是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支部；也正是在这两种力量的反复拉扯中，一场“嫁接”才最终得以完成。
胡志明在苏联
革命的嫁接
引言
对于国内读者而言，越南的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题目。熟悉，是因为胡志明、八月革命、奠边府大捷这些名字与事件几乎人人皆知，他们代表着越南革命对外展示的光辉一面；陌生，是因为1945年以前的历史——共产主义如何传入越南，如何在殖民统治的凶暴镇压下一次次覆灭与重建，又如何最终在1945年8月的十天之内夺取政权——系统、深入的专门叙述至今仍付之阙如。
人们对越南革命往往抱有一种粗浅的印象：仿佛这段历史不过是胡志明个人的传奇，再加上雨林深处游击队的剪影。然而这一印象与历史的实际面貌相去甚远。1925—1945年的越南共产主义运动，是一场越南爱国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互嫁接、交织与冲突的复杂历程：它既是一场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又是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支部；这两种身份之间的张力，塑造了运动的形态。这段历史的价值，正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极具价值的观察意识形态移植与民族运动、国际运动互动的标本——本文即以党史及其周围运动史为线索，勾勒其轮廓。
一、运动的总概括
1925年，胡志明(阮爱国)在广州建立了一个九人秘密小组[1]；到1945年8月共产党人发动八月革命、执掌政权时，全党约五千党员[2]；又过三十年，这个党已拥有一百五十余万党员，控制了整个越南[3]。一个不断遭殖民当局追捕的流亡知识分子小团体，在二十年间变成越南的执政党。
可以认为，越南共产主义是越南爱国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嫁接"的产物，正如如今我们所熟知的，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土地的开花结果。越南的共产主义内在地包含两种基本成分——一种土生土长，一种舶来输入[4]。任何意识形态体系移植到另一环境，都要经历类似植物嫁接的过程——接穗插入砧木，随之而来的是排斥或接纳[5]。
理解这场运动，必须同时把握两组关系，也就是越南共产党(印度支那共产党)与越南社会的关系，以及党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它的组织参照点——的关系。年轻的共产主义运动必须经常在爱国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之间维持微妙的平衡；它必须既是越南的，又是共产主义的[6]。一旦平衡被打破，运动便付出惨重代价：1920年代末过分强调民族独立，导致忽视社会革命、与农民隔绝；1930年代过分强调社会革命，又使党脱离爱国传统，疏远了反帝斗争亟需支持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村士绅[7]。
内在于这一平衡难题的，还有一场贯穿始终的派系斗争。运动自始便包含两种相反的趋势：一种可称为"越南派"，一贯强调越南独立的优先地位和诉诸民族团结与爱国主义的战略；另一种是"印度支那派"，强调印度支那整体革命与阶级斗争，贬低甚至谴责爱国主义是小资产阶级沙文主义[8]。两派的冲突从1930年持续到1945年，几乎决定性地塑造了运动的兴衰。下文先交代越南共产主义运动国内外背景，再分阶段叙述其发展或者"嫁接"的历程。
二、国内外背景
(一)国内：殖民处境、爱国传统与新一代革命者
越南共产主义的成长，以殖民地的社会政治处境为前提。法国自十九世纪下半叶征服越南；殖民经济的畸形——种植园经济、苦力招募的劣行、繁重赋税——使社会不满持续积聚[9]。在东南亚，与英国和荷兰相比，自诩“文明”的法国的治理显得无能而野蛮，既残害着殖民地的劳苦大众，也始终受到国内舆论界的指责，1929年的世界大萧条又给予印度支那沉重打击：出口总值腰斩，约三分之一以上的工人完全失业[10]。
在经济上与政治上的苦难之外，是越南深厚的爱国传统。到法国入侵之时，越南已是一个近乎单一民族的社会——京族约占人口百分之九十，拥有统一的传统、文化与语言以及有效的政治经济体系[11]。这种民族一体感的根源可追溯到祖先崇拜与村社信仰：祖先崇拜强调共同体的永恒延续——"没有祖国就没有爱国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祖先崇拜很可能是爱国主义最基本的形式"；在几乎每个村庄的"亭"中，村民崇奉的守护神往往是李常杰、陈兴道、黎利等在古代抗击中国封建王朝侵略的民族英雄[12]。作为政治概念，"爱国"(ai quoc)由反殖民的儒家文人在维新运动(1905—1908)中界定：它把"国"从"君"的附庸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由祖先遗产与同胞情谊构成的"国魂"[13]。由此可以区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前者是越南各社会阶层共有的情感，后者往往是精英阶层的政治表达；而精英们则常常利用爱国传统动员民众，以实现民族主义的目标[14]。
1920年代中期，这一传统经受了代际交接的检验。1925年秋潘佩珠受审、1926年3月潘周桢葬礼(十四万人送葬)，标志着传统反殖民精英的谢幕和一代新人的登台[15]。潘佩珠是儒家反殖民文人的代表：他1904年参与创立维新会，组织青年赴日求学，长期流亡海外，毕生主张以暴力恢复越南独立；潘周桢则是儒家文人改良派的领袖，主张在法国殖民框架内渐进改革。两人分别代表了传统反殖民精英的两条道路，而他们的受审与谢世，正宣告了这传统道路的终结。
潘佩珠
新一代革命者几乎都是二十岁出头的年纪，这些爱国青年成分以城市小资产阶级学生、教师、记者、文书为主[16]。旧的传统缺乏对新一代的吸引力，使得革命者断然拒绝与旧传统合作："今日之病需用今日之药"，过去的一切已无意义[17]。由此，越南政治发生了贯穿整个殖民时代末期的分流：一边是合作者(开智进德会、立宪党)，大多是地主阶级的代表，希望利用民族主义提高自身在殖民体系下的经济地位，另一边是致力于民族独立与社会改造的"革命爱国者"[18]。
(二)国际：列宁主义转向"东方"
作为一种外来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同样得益于国际条件的成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欧洲马克思主义者很少关注殖民地；十月革命后，取得伟大成功的列宁主义者们把目光转向"东方"。《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提出了殖民地反帝斗争与无产阶级解放的关系；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通过《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要求各国共产党支持殖民地人民的解放[19]。1921年，刚成立不久的法国共产党设立殖民地研究委员会，继而创立殖民地联盟，胡志明是其执行委员会委员[20]。
胡志明本人的道路，典型地体现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结合。1919年巴黎和会上《安南人民请愿书》的失败使他惊醒：殖民者的许诺不可当真，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永远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21]。1920年12月，他在法国社会党图尔代表大会上投票支持加入第三国际，理由是第三国际"十分关注殖民地问题"，许诺帮助被压迫人民恢复自由和独立，而第二国际"甚至连殖民地的命运提都没有提"[22]。他后来回忆说，最初使他信赖列宁和第三国际的，"起初是爱国主义——而非共产主义"[23]。1924年底，他抵达广州，准备把国际主义的接穗嫁接于越南爱国主义的砧木之上。
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所有共产国际的支部一样，革命的进程无可避免地、深深地受到共产国际路线的影响，无论影响的好坏。对于越南的共产主义来说，共产国际的路线经历了两度大幅摆动：1928年第六次代表大会确立的"第三时期"极左路线——"无产阶级化"、"布尔什维克化"、"阶级对阶级"策略——直接塑造了越南党1928—1935年的走向[24]；1935年七大确立的人民阵线路线(季米特洛夫路线)，则主导了1936—1939年党争取民主权利、与资产阶级合作的策略[25]。国际联系带来干部训练、财政补贴、庇护所与声援，也带来"与莫斯科对表"的后果——思想迷失与组织混乱正是依附这一国际组织的部分代价[26]。
三、运动的分阶段叙述
(一)青年同志会(1925—1927)
1925年春，与中国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同期，胡志明在广州改组旅居华南的反殖民团体心心社，创立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Thanh Nien，"青年"，简称青年同志会)，并在其中组建秘密核心——共产主义青年团；约三百名革命者在此受训，《青年》《工农报》等期刊向国内传播革命理论[27]。在越南的反殖民运动史上，青年同志会区别于以往一切反殖民组织的特征，在于它对革命理论的强调。胡志明忠诚地接受了列宁的命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他看来，以往爱国组织"全都失败了，因为它们没有意识形态"[28]。理论赋予组织"远距离的统一力量"：青年同志会因此覆盖越南全境并扩散至暹罗和华南，也得以在残酷镇压下存续——因为组织将不再系于领袖的个人命运[29]。
胡志明为它设计了"组织—鼓动—起义"的三阶段战略[30]。它的座右铭是"先做民族革命，再做世界革命"；它坚持民族解放优先——"工人和农民是革命的根"[31]。在组织上，它第一次把列宁式的组织原则引入越南：强调群众的作用，以集体英雄——党——取代个人英雄[32]。其意识形态则混杂着传统反殖民爱国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的成分。
作为组织的报纸，《青年》1925年的一期热情颂扬布尔什维克"帮助被压迫人民恢复自由"，宣称"我们必须珍爱布尔什维克，痛恨他们的对手——帝国主义者"；而在1927年孔子诞辰纪念日的文章则断言，"如果孔子生活在今天……他就是一个反革命"，"这位超人很可能会向环境低头，迅速成为列宁的合格追随者"，并号召革命者们"通过阅读孔子的著作完善自己的智识，通过阅读列宁的著作完善自己的革命修养"。当年竟无人察觉这种把亚洲保守主义先驱与欧洲头号革命者并置的矛盾意味——而这种混杂性正是嫁接初期的特点：意识形态尚未自洽，旧的价值秩序被用来为新的革命信仰背书，使青年同志会既能向儒家社会的青年说话，又能与布尔什维克的国际主义接轨；对于越南人来说，爱国主义确实可以解释许多事情[33]。
位于广州的《青年》报印刷室
1927年底，国共分裂的余波不可避免地摧毁了广州总部。但马克思列宁主义此时"已经成为一种拥有组织家园的主导意识形态。从那时起，共产主义始终是越南民族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4]。
(二)布尔什维克化与统一(1928—1930)
1928—1930年，越南共产主义运动经历了激进化的剧变。不过首先倒下的是革命爱国主义的另一支——越南国民党(VNQDD)。这个1927年成立的政党以孙中山信徒为主体，好斗而暴力；1930年2月安沛兵变失败；同年6月，包括主席阮太学在内的十三名领导人被押回安沛斩首，越南国民党就此覆灭[35]。对共产主义而言，这一溃败意义重大："从这时起，在越南革命中，除国际共产主义之外，再无其他意识形态可供充当领导力量"[36]。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六大(1928年)的"第三时期"路线传入越南，青年同志会被迫加速布尔什维克化。1928年9月北圻区(越南北部地区)委员会会议正式采纳所谓"无产阶级化"政策——干部离开城市与学校，进入矿山、工厂和种植园，与工人农民共同生活、组织协会[37]。这场“到群众中去”的运动既唤起了工农的阶级意识，也暴露乃至加深了青年同志会内部的分裂：激进派指责青年同志会只是"爱国组织"而非真正的"革命"组织——农民要求土地，工人要求工资，"群众要求的是他们切身的利益"[38]。1929年5月，青年同志会全国代表大会在香港召开，北圻代表因“建立共产党”的要求被否决而退出，最终导致了运动的首次分裂；随后的印度支那相继出现三个自称代表工人阶级的组织：北圻激进派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南圻的安南共产党、中圻新越党改组的印度支那共产主义联盟[39]。
在共产国际1929年10月27日指示下，胡志明召集各方于1930年2月初在香港举行统一会议，成立统一的越南共产党(此后2月3日被定为建党日；亦有一说会议于1月6日开幕)[40]。然而不到一年，这一安排即被共产国际谴责为"无原则的"。1930年10月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依据共产国际指示，将党更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理由是"把党称为'越南共产党'将把柬埔寨和老挝排除在外"[41]。此外，全会还通过了陈富起草的《政治提纲》，确立此后数十年不变的革命战略，指示革命者们要将"反帝"(phan de)与"反封建"(bai phong)两项任务紧密结合[42]。党按照列宁式先锋队的原则建立起党组织，并配以群众组织横向网络与统一战线策略[43]。然而，把越南爱国主义置于左翼共产主义宗派主义之下的这一路线转变，"几乎酿成了印度支那共产党的致命崩溃"[44]。
(三)乂安—河静苏维埃(1930—1931)
1930—1931年义静苏维埃部分女战士的肖像。翻拍自资料照片。
进入1930年代，越南的形势空前有利于激进运动的展开。大萧条使印度支那的繁荣戛然而止：出口总值从二亿二千八百万皮亚斯特暴跌至1932年的一亿零二百万，工业停滞、普遍失业——约三分之一以上的工人完全失业——公职人员屡遭裁员减薪，殖民经济在繁荣年代尚可容忍的不公如今变得无法忍受[45]。
与此同时，法国殖民阵营自身也在分裂：安沛兵变后，法国本土舆论为之震动，众议院多次就印度支那事件质询政府，甚至有人提议设立议会调查委员会、改由巴黎直接治理印度支那[46]；在印度支那本地，受皮亚斯特"稳定化"政策之害的欧洲种植园主和商人自1932年起与印度支那银行、殖民政府公开对立，在西贡举行抗议集会、游行与罢市，要求罢免总督帕基耶，仅1933年一年就有八次欧洲人示威，参与者达数千人，并获得南圻地主阶层的支持[47]。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一两年之前还主张把越南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人送上绞刑架的白人殖民者，如今竟认真倾听、甚至为谴责资本主义罪恶的共产党演说家鼓掌喝彩——被遣返的马克思主义激进分子阮文桃、陈文石成了欧洲抗议集会上炙手可热的演说家。殖民阵营的这种分裂与摇摆，正是共产主义运动得以迅速扩张的有利土壤。
1930—1931年，党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全国性"革命高潮"，也由此跌入深渊。运动始于1930年2月南圻富莲橡胶园三千工人的罢工，随后蔓延至二十五个省份[48]，成为越南反殖民运动史上首次全国性的、长时间的运动。运动的顶点发生在中圻乂安、河静两省：1930年9月起，在共产国际的苏维埃政策影响下——共产国际视印度支那运动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妹妹"——红色农民协会在数十个村庄建立起"红村"(苏维埃)，同时废除殖民税收、取消贫农债务与重分土地[49]。
不过，由于1930年代的危机并未使得国家机器达到瓦解的程度，殖民当局对革命者施以雷霆打击，报复的手段骇人听闻：飞机轰炸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外籍军团奉命"尽可能多杀、尽可能少抓俘虏"，"杀死十分之九的共产党人"；村庄被成片烧毁，村民被不加甄别地处决[50]。到1931年夏，苏维埃运动被彻底淹没，党几乎不复存在：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南圻区委员会全体成员悉数入狱或被杀，叛徒出卖了党的核心机密，1931年6月5日胡志明也在香港被捕[51]。一位幸存的干部后来写道："我们百分之九十九的领导人都在1931年和1932年被捕了。"[52]
值得关注的是，这场危机也留下了不少遗产。一是由于大规模抓捕，法国人的监狱变成了"革命大学"：约万名政治犯被投入各地监狱，昆仑岛在黎笋、范文同、裴公澄等干部督导下开展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为日后党储备了纪律严明、理论同质的干部核心[53]。二是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疏离：党强调的"社会问题"使曾经支持反殖民运动的城市精英第一次看清共产主义社会可能的面貌，报刊转而大谈"共产之祸"[54]。三是暴露了盲从共产国际的代价[55]。
(四)革命退潮与莫斯科的支配(1932—1935)
苏维埃运动失败后的最初岁月，党史上称为"革命退潮"(cach mang thoai trao)。1932年，共产国际成立新的临时中央委员会，派遣约四十名莫斯科受训干部回国，建立以澳门为基地的海外领导委员会(黎鸿峰主持)，并组织国际声援——特赦委员会、律师辩护、1934年工人调查代表团[56]。然而莫斯科训练的"职业革命家"素质堪忧：1932—1935年派往印度支那的三十五人中，二十二人向法国警方投诚并供出情报[57]。
在这一时期，党的创始人胡志明面临着长达近十年的隐没。自1931年6月被捕，到1941年5月主持第八次全会，胡志明在党内几乎销声匿迹：外界一度相信他已死，莫斯科甚至为他举行过追悼会；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上，他只能以"顾问"身份出席[58]。他被党内国际主义者抨击为充满"民族主义残余"、鼓吹"机会主义"，他的著作《革命之路》被斥为"散发着民族主义臭气"的文件[59]。1935年3月的澳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国际主义者对党的全面支配：与会者几乎全是莫斯科训练的组织人或新手，大会议题集中于保卫苏联，而非越南本土革命的问题[60]。到1935年初，印度支那共产党"显然已陷入死胡同……党既无领袖，亦无方向"[61]——将越南爱国主义牺牲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之下的代价，在1930年代前半期暴露无遗。
《革命之路》
(五)人民阵线时期(1936—1939)
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确立的人民阵线路线，为越南党带来了复兴的机会。1936年法国人民阵线政府上台(布卢姆任总理)，殖民地政府释放数千名政治犯，并颁布劳动法典——越南左翼获得了合法活动的空间[62]。黎鸿峰在1936年7月阐释了共产主义运动新路线：党的目标限于争取民主权利，战术是以合法公开手段建立包括一切阶级乃至"进步法国人"的广泛阵线[63]。然而"民主阵线"作为组织战术始终未能成功：宪法派拒绝合作，党与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联盟又已破裂；黄国越后来总结说，这场运动"广度有余而深度不足"[64]。
1930年代的越南左翼舞台，真正的主角是两派从法国归来的新人——斯大林主义者与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们大多是1930年5月被法国政府遣返的十九名留学生，1933年1月在南圻共同创立了拉吕特团体(La Lutte，因报纸《斗争》得名)，核心人物包括斯大林主义者阮文桃、杨白梅与托洛茨基主义者谢秋收、潘文熏。这个联合阵线的活动以公开合法为主：办报宣传、参加市政议会竞选(1933、1935、1937年接连当选)、发起印度支那大会运动——一个多月间在南圻建立起六百余个基层行动委员会[65]。然而，这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荒野"中的合作，终究因那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著名的路线分歧——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争——破裂：1937年年中联盟解体，双方随即展开持续到1939年的笔墨大战，互相指斥对方为"法西斯的走狗"或"改良主义者"[66][67]。1939年9月二战爆发之际，殖民政府发动大逮捕：托洛茨基主义者据传因一份完整的党员名册被送交保安局而遭毁灭性打击，斯大林主义者亦同受镇压[68]。
(六)民族解放革命与八月革命(1939—1945)
1938年的胡志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越南共产主义运动命运的转折点。1939年9月26日，法国政府解散共产党；两天后印度支那总督下令解散印度支那共产党，两千余名共产党人被捕[69]。1940年，北山起义与南圻起义(11月22日)相继失败，南圻四省五千六百余人被捕，包括两位前总书记何辉集、阮文渠在内的一百多人被处决[70]。然而正是在这一连串灾难中，党看准形势，完成了转变。
1939年11月的第六次全会作出"民族问题再评估"：认定"民族解放是印度支那革命的首要任务"；全会决定推迟土地革命，建立印度支那反帝民族统一阵线[71]。1941年5月，隐没十年的胡志明在高平省北坡岩洞主持第八次全会：全会宣布印度支那革命"不再是解决反帝和土地问题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一场"民族解放革命"——"只解决一个紧迫问题——民族解放"[72]。不过决议强调这并非退却："它只意味着先迈出较短的一步，以便尝试迈出较长的一步"；也就是"多友少敌"战略(them ban bot thu)——一次只同一位敌人作战[73]。全会同时决定在"每个印度支那国家的框架内"解决民族问题，建立越南独立同盟，即越盟阵线[74]。与会的中央委员全部来自北圻和中圻，无一人属于国际派——这是"越南派"重新掌舵的标志[75]。
此后四年，“统一阵线”成为越盟的法宝：党创建"救国协会"(农民、学生、妇女、少年救国协会等)网络，把晦涩的共产党口号翻译成各群体的日常语言[76]。在"高北谅"根据地，党凭借尊重少数民族的政策(岱族、侬族干部如黄文树、朱文晋)，把法国殖民者竖立的种族屏障变成了共产主义的根据地，到1943年年中，一套属于越盟的行政机器已在该地区实际运作[77]。军事上越盟遵循"政治挂帅"原则——"政治重于军事，宣传重于作战"——游击武装以宣传和组织为首务；1944年12月22日，胡志明否决了过早的总起义计划，改而组建三十四人的越南解放宣传队，这支队伍后来成为越南人民军的前身[78]。党还通过"文化阵线"(确立于1943年2月)争取城市小资产阶级，并于1944年6月创建越南民主党，并向戴高乐派、美国战略情报局和国民党展开外交周旋[79]。
1945年，客观条件急剧成熟。德古政权向日本大量供应稻米、强制改种工业作物，使北圻和中圻北部爆发空前饥荒——到1945年3月，约两百万越南人饿死，而殖民当局与日本占领军均无救济之意[80]。1945年3月9日，日军发动政变解除法国武装，法国殖民统治轰然倒塌；3月12日，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历史性指示"《日法相争与我方行动》，依据列宁的"革命形势"理论界定总起义的"适当时机"(thoi co)——警惕过早起义，同时准备在条件成熟时立即行动[81]。此后五个月，越盟从山区向丘陵、三角洲推进：6月建立辖六省约百万人口的"解放区"，以"捣毁粮仓，消除饥荒危险"为口号动员农民——反饥荒斗争成为越盟在北圻和中圻北部得势的关键[82]。8月13日，日本投降消息传来，越盟发布第一号军事命令；8月19日河内以一场群众示威和三声手枪鸣响被夺取，顺化(23日)、西贡(25日)相继易手；8月30日保大退位，9月2日胡志明宣读《独立宣言》——"法国人跑了，日本人投降了，保大皇帝退位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告成立[83]。而在11月11日，印度支那共产党宣布"自我解散"——名义上把民族利益置于阶级利益之上，实则转入地下、继续领导革命[84]。
四、总结：两种力量的嫁接与完成
综观1925—1945年，笔者认为1945年以前越南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衰可以用一句话概括：爱国主义提供了动员的源泉与统治的合法性，马克思列宁主义提供了组织、路线与生存资源，两者的"嫁接"决定了运动所能达到的高度——而嫁接过程中的每一次"排斥反应"，都对应着运动的一次低谷。
以下先分论两种力量各自不可替代的贡献，继而考察两者间的平衡博弈及其代价，最后以"本土化"的未竟之业作结。
(一)革命爱国主义：嫁接的砧木
在两种成分之中，首先应当肯定的是爱国主义——它是这场嫁接赖以成立的砧木。综观1925—1945年的历史，革命爱国主义是越南共产主义运动最持久、最可靠的力量源泉。它不同于精英色彩浓厚的民族主义，而是越南各社会阶层共有的情感，植根于祖先崇拜、村社信仰与单一民族社会的历史记忆，天然具有跨越阶级与代际的号召力。
1920年代中期，爱国主义驱动青年一代抛弃改良主义、远走异国寻求"救国师表与方法"，最终拥抱了共产主义；1941年后，对民族解放的重新强调使党"回归民族"(tim ve dan toc)，"得以激发青年的想象力、重新点燃老人的希望"[85]。越盟阵线以民族统一阵线的形式把工农联盟扩展为包括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乃至爱国"封建分子"在内的一切阶层；在1945年，无论是饥荒中捣毁粮仓的行动、解放区的建设，还是那场出色的总起义的发动，共产主义者们都以民族救亡为旗帜。
共产主义在越南的政治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把自己与越南爱国主义认同起来的能力——这几乎已是研究者的共识[86]。而同期自称民族主义的势力——越南国民党已覆灭，高台教、和好教拥兵自重却无纲领，陈重金内阁更无力解决饥荒——都未能担当这一角色[87]。事实表明，革命爱国主义是一种能够长期动员的意识形态：它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号召力，有利于团结各种力量——而这正是同期一切竞争者所共同缺乏的。
(二)马克思列宁主义：先锋队、新信仰与国际资源
但爱国主义本身并不能自动产生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提供了另一面不可替代的要素，其贡献可以概括为组织、理念与资源三个层面。首先，它提供了先锋队组织的一切要素：列宁式"新型政党"[88]——职业革命家、民主集中制、严格纪律、支部体系——使越南共产主义者区别于以往一切反殖民团体。
其次，它提供了崭新的意识形态：一个自足的、能解释世界历史进程并给出独立后社会变革纲领的思想体系，取代了已经破产的儒家价值观——对当时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言，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新信仰"[89]。
更为重要的是，共产主义为越南革命者带来了实质性的国际援助：干部培训(莫斯科、黄埔军校、广州训练班)、财政补贴(每月约五千法郎)、国外庇护所(莫斯科、华南、暹罗、巴黎)——正因有这些庇护所储备的干部，党才能在1932年、1940年两次近乎毁灭之后重建——以及持续的国际声援[90]。凭借国际联系，越南共产党人采纳了共产国际"科学的"革命方法(战略理论、组织技术、干部培训、宣传与鼓动)——任何非共产主义的反殖民运动，越南国民党也不例外，都从未享有过这样有效的国际支持和待遇[91]。换言之，马克思列宁主义使共产主义者背靠一个拥有庞大组织与资源的国际运动——这正是它区别于其他任何团体的根本所在。
反过来看，这些要素的匮乏也正是越南国民党等"纯爱国"团体败亡的原因：单有爱国热情，不足以锻造出一支能在法国人和保大政权镇压中反复重建的政治力量。
(三)余论
关于乂安—河静苏维埃的油画
综观1925—1945年，越南共产主义的兴衰始终系于两种力量的平衡：爱国主义提供动员的源泉与统治的合法性，马克思列宁主义提供组织、路线与生存资源，二者缺一不可。两派——革命爱国者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越南派"与"印度支那派"——的冲突贯穿始终[92]，正是这一平衡的晴雨表：1920年代末压抑民族解放、1930年代压抑爱国主义，都曾让党付出代价，甚至"自愿退出了越南政治的主流"[93]；直到1941年第八次全会回归民族、又同时保留列宁主义的先锋队组织与"起义的科学"，两者才重新取得平衡——1945年8月，共产党"乘着越南爱国主义的浪潮"上台，但决定它能够上台并站稳的，还有由列宁主义锻造的组织、干部与战略[94]。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后的这次平衡恢复几乎与莫斯科无关：尽管有赖于国际形势的风起云涌，越南共产党人1945年夺取政权时没有得到任何外部共产党的直接援助，甚至可以认为，"他们的成功是不顾、而非因为与国际共产主义的关系"[95]。正是与共产国际的隔绝，使党得以搁置派系利益，形成一条独立而灵活的本土路线——排斥反应消退之后，嫁接才算真正成活。
当然，成活并不等于完成，此时的共产主义者们没有想到，越南革命将是一个无比漫长的过程：1945年，"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越南的嫁接已经完成；'本土化'尚待开始"[96]。越南共产主义——这个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杂交的产物——此后数十年仍将在两种力量之间摆荡。有人或许想问，这其中是谁利用谁?[97]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爱国主义的载体，还是爱国主义被利用来扩张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1925—1945年的历史只能证明两者缺一不可；孰为工具、孰为目的，要等"本土化"充分展开之后才能回答。
注释
体例说明：两条文献分别简称为"黄金庆书"(黄金庆《越南共产主义，1925—1945》，Vietnamese Communism, 1925–1945，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2年；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赞助出版)与"派克书"(派克《越南共产主义史，1925—1976》，History of Vietnamese Communism, 1925–1976，斯坦福：胡佛研究所出版社，1978年)。所注页码均为原书页码；中译工作稿按章保留原书页码，凡未逐页核实处按章标注页码范围。引文均出自中译本(工作稿)，越南语人名、术语的汉字译名沿用中译本体例。
[1]黄金庆书绪论，原书第19页："越南共产党人从1925年一个九人小组，到1976年12月发展为拥有一百五十余万党员的大众政党。"
[2]同上，第六章，原书第299页及以下(八月革命时全党约五千党员，越南共产党领导人常引用此数)。
[3]同上，绪论，原书第19页。
[4]同上，绪论，原书第21页。
[5]同上，绪论，原书第21—22页。嫁接成功三条件：两成分的亲和性与相容性、两者均处于活跃生长阶段、环境有利于驯化适应。
[6]同上，绪论，原书第22—23页。
[7]同上，绪论，原书第23页。
[8]同上，第六章，原书第334—335页；并参见绪论关于运动两面性的论述，第20页。
[9]同上，第三章，原书第142—145页；关于橡胶园苦力招募("妖巫")见第二章，原书第92—93页。
[10]同上，第三章，原书第142—144页(出口统计)；失业数据见第143页所引陈文饶估计。
[11]同上，绪论，原书第32—33页；与印尼的比较见同节。
[12]同上，绪论，原书第30—32页；"祖先崇拜很可能是爱国主义最基本的形式"见第31页。
[13]同上，绪论，原书第29—30页；"统治者来来去去，祖国永远长存"见第30页。
[14]同上，绪论，原书第27—29页。
[15]同上，第一章，原书第35—37页(十四万人送葬见第37页；潘佩珠为"主张以暴力为政治工具的著名反殖民儒家领袖"见第35页；维新会创立见第44页；"东游"运动见第49页；潘周桢为"儒家文人改良派领袖"见第36页)。
[16]同上，第一章，原书第43—45页(成员年龄统计见第44页)。
[17]同上，第一章，原书第45—46页(阮安宁语见第45页)。
[18]同上，第一章，原书第38—41页(合作者与革命爱国者之分裂见第38—39页)。
[19]同上，第一章，原书第49—51页。
[20]同上，第一章，原书第51—52页。
[21]同上，第一章，原书第55—56页。
[22]同上，第一章，原书第56页。
[23]同上，第一章，原书第35页(章首引胡志明《引导我走向列宁主义的道路》)。
[24]同上，第二章，原书第105—108页(共产国际六大与"第三时期")；殖民地"世界之村"论述见第106页。
[25]同上，第四章，原书第204—207页(季米特洛夫路线)。
[26]同上，第二章，原书第103—104页。
[27]同上，第一章，原书第58—63页(培训约三百人见第61页)。
[28]同上，第一章，原书第61页。
[29]同上，第一章，原书第62—63页(曼海姆"理论性的世界观具有远距离的统一力量"见第62页)。
[30]同上，第一章，原书第64—65页(三阶段战略详述见第70页)。
[31]同上，第一章，原书第73—77页("工人和农民是革命的根"与座右铭见第76页；"越南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见第76—77页)。
[32]同上，第一章，原书第66—69页。
[33]同上，第一章，原书第69—73页(《啊，布尔什维主义!》引文与1927年孔子诞辰纪念文章引文均见该节，约第70—72页)。
[34]同上，第一章，原书第77—78、89页。
[35]同上，第二章，原书第90—98页(巴赞被刺见第92—93页；安沛兵变与斩首见第95—97页)。
[36]同上，第二章，原书第98—99页。
[37]同上，第二章，原书第105—109页(1928年北圻会议决议见第106页)。
[38]同上，第二章，原书第109—115页(陈文恭忆述"群众要求的是他们切身的利益"见第111页)。
[39]同上，第二章，原书第115—117页(三党并立见第117页)。
[40]同上，第二章，原书第117—124页(统一会议见第119—120页；关于建党日沿革——1960年前党曾于1月6日庆祝建党——参见中译本第二章脚注66)；派克书第一章，原书第9—10页(记会议于1930年1月6日开幕)。
[41]同上，第二章，原书第124—127页(改名决议引文见第126页)。
[42]同上，第二章，原书第127—130页(双重革命论述见第128—129页)。
[43]同上，第二章，原书第130—139页(六层组织见第131—132页；统一战线见第133—139页)。
[44]同上，第二章，原书第139—141页。
[45]同上，第三章，原书第142—145页(大萧条：出口总值从二亿二千八百万皮亚斯特跌至1932年的一亿零二百万、约三分之一以上工人失业见第142—143页；公职人员裁员减薪见第143—144页)。
[46]同上，第三章，原书第145—148页(安沛兵变后法国本土舆论与议会质询、“两个法国”见第146—148页)。
[47]同上，第三章，原书第144—145页(皮亚斯特“稳定化”与欧洲殖民者抗议、要求罢免总督帕基耶见第144—145页；“白人种植园主和商人……如今却认真倾听、甚至为谴责资本主义罪恶的越南共产党演说家鼓掌喝彩”见第145页)。
[48]同上，第三章，原书第148—152页(罢工统计见第150页)。
[49]同上，第三章，原书第152—158页(苏维埃建立时间与数量见第153页；改革内容见第154—156页)。
[50]同上，第三章，原书第158—162页("杀死十分之九的共产党人"引文见第161页；外籍军团命令见第161—162页)。
[51]同上，第三章，原书第160—163页(领导人被捕情况见第160—161页；胡志明被捕见第161页)。
[52]同上，第三章，原书第162页。
[53]同上，第三章，原书第165—167页(警方报告"新的共产党组织将更强大"见第167页)。
[54]同上，第三章，原书第163—165页(城市报刊转向"共产之祸"论调见第164页)。
[55]同上，第三章，原书第167—172页(苏维埃起源之争与《总攻击计划》见第168—171页；胡志明受责见第171—172页)。
[56]同上，第三章，原书第172—179页(共产国际重建计划见第174页；法共援助见第176—178页)。
[57]同上，第三章，原书第179—181页(三十五名受训者中二十二人投诚见第180页；"鲜有人显示出多少政治觉悟"见第181页)。
[58]同上，第三章，原书第181—185页(死讯谣言与莫斯科追悼会见第182页；"顾问"身份出席七大见第183页)。
[59]同上，第三章，原书第183—184页(《革命之路》被斥"散发着民族主义臭气"见第184页)。
[60]同上，第三章，原书第185—188页(澳门大会组成见第186页；大会议题见第187页)。
[61]同上，第三章，原书第188页。
[62]同上，第四章，原书第204—212页(人民阵线政府与释放政治犯、劳动法典见第209—210页)。
[63]同上，第四章，原书第218—221页(1936年7月新路线三要点见第219—220页)。
[64]同上，第四章，原书第221—225页(黄国越"广度有余而深度不足"见第224页)。
[65]同上，第四章，原书第189—204页(遣返学生见第192—193页；拉吕特团体与历次选举见第196—204页；印度支那大会见第214—216页)。
[66]同上，第四章，原书第225—231页(拉吕特解体见第226—228页；"法西斯的走狗"论战见第229页)。
[67]同上，第四章，原书第230—231页。
[68]同上，第四章，原书第231页；派克书第二章，原书第37—38页(1939年9月1日名册事件)。
[69]同上，第五章，原书第247—249页(1939年9月镇压，两千余人被捕见第249页)。
[70]同上，第五章，原书第252—255页(南圻起义与镇压统计见第253—254页；处决名单见第254页)。此处"前总书记"从黄金庆书口径；派克书第三章(原书第47—48页)记阮文渠1939—1940年时为现任总书记。
[71]同上，第五章，原书第250—252页(第六次全会决议与民族统一阵线见第251—252页)。
[72]同上，第五章，原书第255—262页(北坡全会见第256页；"民族解放革命"定性见第260页)。
[73]同上，第五章，原书第260—261页("先迈出较短的一步"见第260页；"多友少敌"见第261页)。
[74]同上，第五章，原书第261—262页。
[75]同上，第五章，原书第256—257页。
[76]同上，第五章，原书第262—268页(救国协会网络见第263页；阵线的"盾牌"功能见第263—264页；"人民"与"敌人"的军事化模型见第266—268页)。
[77]同上，第五章，原书第274—279页(高北谅根据地见第275—276页；少数民族政策与黄文树见第277—278页)。
[78]同上，第五章，原书第279—289页("政治重于军事，宣传重于作战"见第281页；越南解放宣传队创建见第288页)；派克书第三章，原书第50页("政治比军事力量更重要"原则)。
[79]同上，第五章，原书第271—274页(文化阵线与越南民主党见第273—274页)；外交见第283—286页。
[80]同上，第六章，原书第296—299页(饥荒成因见第296—297页；约两百万人饿死见第301页)；派克书第三章，原书第52—53页(对饥荒死亡人数的存疑态度，可参)。
[81]同上，第六章，原书第299—305页("历史性指示"见第303页；革命形势三条件见第304—305页)。
[82]同上，第六章，原书第305—311页(解放区见第306—307页；反饥荒斗争见第308—311页)。解放区六省之名，派克书第三章(原书第52—53页)作高平、北件、谅山、太原、宣光、河江，与黄金庆书所举略有出入，此从黄金庆书。
[83]同上，第六章，原书第317—321页(第一号军事命令见第318页；河内解放见第319页；起义时间表见第320—321页；《独立宣言》引文见第325—326页)；派克书第三章，原书第51—54页。
[84]同上，第六章，原书第321—328页(自我解散决议引文见第322页；"退入隐蔽"见第326—327页)。
[85]同上，第五章，原书第261—262页("回归民族"与"激发青年的想象力、重新点燃老人的希望"见第262页)。
[86]同上，绪论，原书第27页。
[87]同上，第五章，原书第239—247页(高台教、和好教与亲日团体见第240—243页)；第六章，原书第294—296页(陈重金内阁)；第299页("除共产党外，没有任何政党有缓解苦难的具体计划")。
[88]同上，第一章，原书第62—63页；列宁"新型政党"五特征见中译本第二章脚注82。
[89]同上，第二章，原书第99—103页(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新信仰"见第100—101页)。
[90]同上，第二章，原书第133页脚注(财政补贴，即中译本第二章脚注85)；第103页(国际联系的整体优势)；第三章，原书第172—179页(重建与国际声援)。
[91]同上，第二章，原书第99—100页。
[92]同上，第六章，原书第334—335页("越南派"与"印度支那派"的兴衰)。
[93]同上，第三章，原书第188页("自愿退出了越南政治的主流")。
[94]同上，第六章，原书第337页("在八月革命中，共产党是乘着越南爱国主义的浪潮上台的")。
[95]同上，第六章，原书第337页("他们的成功是不顾、而非因为与国际共产主义的关系")。
[96]同上，尾声，原书第339—341页。
[97]同上，尾声，原书第339—341页("kto kogo?谁利用谁?"之问见第340—341页)。
参考文献：
黄金庆(Huỳnh Kim Khánh)：《越南共产主义，1925—1945》(Vietnamese Communism, 1925–1945)，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2年(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赞助出版)。中译本(工作稿)：《越南共产主义运动，1925—1945》，收入本整理项目"翻译处理/越南共产主义运动，1925-1945/中文(按章节划分)/"。
派克(Douglas Pike)：《越南共产主义史，1925—1976》(History of Vietnamese Communism, 1925–1976)，斯坦福：胡佛研究所出版社，1978年。中译本(工作稿)：《越南共产主义史，1925—1976》，收入本整理项目"翻译处理/越南共产主义史，1925-1976/中文(按章节划分)/"。
注：本文所引页码均为原书页码；中译工作稿按章保留原书页码，未逐页核实处按章标注页码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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