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红军、农民(一)——闽西根据地，1929—1934
编者按
提及中央苏区，读者们的脑海中或许会浮现出这样的图景：腐败的当局统治、尖锐的阶级矛盾与外国经济入侵使得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在国民党统治薄弱区，中共为劳苦大众的权益而斗争，其理论与实践得到民众的支持与响应，在党、红军与民众的共同奋斗下，革命根据地得以建立，并在当局的封锁与军事进攻下生存发展。
大体上说，该图景的真实性能够得到多方史料(甚至国民党方面的资料)所印证。但是，正如本文作者所指出的，当时相当一部分海外研究将“中国共产党与农民之间广泛而牢固的结合视为理所当然”。编者认为，对革命在农村社会中具体的现象与运行方式进行客观的考察，或许不如宣传作品那样激动人心，但却更有益于我们微观、具体地了解这段历史的本来面貌。高桥伸夫(高橋伸夫，タカハシ ノブオ)是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法学部名誉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中共党史，著有《党与农民——中国农民革命的再检讨》(『党と農民――中国農民革命の再検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共産党の歴史』)等。在本文，他从党权与农村社会的关系这一视角出发，考察了闽西革命根据地党组织的特征与红军动员(扩红)问题。
鉴于修正“中国共产党与农民之间广泛而牢固的结合被视为理所当然”这一过于简化的印象是本文的学术关切之一，本文在叙述中偏重革命根据地中与“理想化的印象”不一致的诸多现象，在论述中偏重体现党组织的局限性与“散漫性”，因而容易被误解为偏见甚至抹黑。对于这个问题，可以参考我国学者黄道炫在《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该书对中央苏区存在的“结构性的限制”与“内外挤迫下的社会政治困境”进行了讨论)一书中的观点：
苏维埃运动是中共革命过程中逼不得已也是不可或缺的阶段，中共革命本身就是一个从不可能到可能的创造奇迹的过程，因此所谓的超越阶段之类的说法更多只具有逻辑上的意义。作为中共首次独立领导的革命运动，苏维埃革命基本奠定了中共武装革命的思想和逻辑基础，建立了中国共产革命的第一个中央政权，通过对苏区的独立控制，显现出中共的政治理念、动员能力和控制艺术。事实上，虽然具体的权力结构和运作方式此后续有调整，但中共革命的几个重要原则诸如武装斗争、群众路线、土地革命、社会再造等，在这一时期已经牢固确立，由苏维埃革命开始，中共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革命建国的道路。
事实上，苏维埃革命中微观层面的局限与“散漫”，非但无损于对这一历史进程的整体评价，反而更凸显出革命在内外挤迫中维持生存并积蓄力量的顽强。唯有正视历史的复杂性，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共伟大之所在。因此，分享本文的初衷并非单纯的“解构”，而是希望通过展现革命在乡村社会运作中的“不完美”，来理解革命何以从“不可能”转化为“可能”。
本文约三万字，分为两次发布。本次发布序论及前两章，第一章介绍闽西根据地的历史沿革，第二章主要从入党、党内的信息传递、党员的行为三个方面考察根据地党组织的情况。下次将发布第三章及结论，第三章主要介绍红军的动员(扩红)的情况，并讨论了土地改革及以才溪乡为代表的“模范地区”在扩红中的作用与局限。
党、红军、农民(一)——闽西根据地，1929—1934
原载：《法學研究：法律・政治・社会》第77卷第10号(2004年10月)，第1—40页
说明：本文为日本学者高桥伸夫关于1929—1934年闽西革命根据地研究论文的中文译文。文章主要依据当时中共各级组织形成的报告、决议、通告、巡视报告等文献，考察党组织、红军与农村社会的实际运行情况。文中相关史料记述、引文与分析均依原文呈现，其中分析与评价为原作者依据其所引文献作出的判断。译文如有疏误，以日文原刊为准。
目次(原刊所载)
序论
第一章 闽西根据地的概要
第二章 党组织
(1)党员的补充
(2)党内交通
(3)党员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
〔以上，本号〕
第三章 动员加入红军
(1)农民与干部——围绕加入红军
(2)逃兵们
(3)地方武装与农民
(4)土地改革是动员的杠杆吗
(5)模范地区——上杭县才溪乡
代结论——党的权力与农民
〔以上续载于第77卷第11号〕
序论
凡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者，都不能不重视党与农民的结合。只要人们仍认为，正是这一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形成的奇特同盟，才是引导中国共产党人走向胜利的关键，那么这一结合就需要得到细致考察。本文的主要关切正在于此。共产党究竟如何、又在多大程度上把握了农民大众？党的权力与农村社会之间的界面（interface）具有怎样的结构与性质？在弄清这些问题的前提下，能否对以往中国革命史的基本叙事加以修正，或补充若干新的内容?以一九三〇年代前半期中国共产党在闽西(福建省西部)所构建的一个革命根据地为中心来考察这些问题，便是本文的目的。
就研究史而言，将考察对象的地域范围限定得相对狭窄，从党权与农村社会的关系这一视角出发，聚焦于两者之间的紧张、矛盾乃至真正意义上的相互作用——这样的研究取向可以说是比较新的。这固然是因为可利用的资料——尤其是能够反映地方党机关实际状况的资料——不足，但原因并不仅止于此。更根本地说，它源于研究者提出问题的方式。自C·约翰逊于一九六〇年代初发表农民民族主义论以来，尽管他的结论本身遭受了众多批判，研究者们却继承了他的基本问题设定，研究视野也由此受到束缚。也就是说，自约翰逊的讨论以来，中国共产党与农民之间广泛而牢固的结合被视为理所当然，〔1〕而"产生这种结合的终极因素是什么"这一提问方式占据了支配地位。除了看不到党与农民之间存在自然的〔2〕利益一致的T·片冈的作品以外，以M·塞尔登为首的约翰逊的论敌们虽然结论与约翰逊大相径庭，但问题设定本身却是共同的。然而进入一九八〇年代，K·哈特福德与陈永发从根本上动摇了上述问题设定的前提。两人处理的虽是日中战争下中国的不同地区，却都暗示：共产党并未获得农民的压倒性支持，〔3〕农民对党的支持毋宁说是相当有限的。此后，研究者们(尤其是活跃在美国的研究者们)主要转向对抗日时期各革命根据地党权—社会关系进行较为微观的分析，产生了一些实证研究，但至今未能重构出整体的中国革命图景。
笔者的意图也与哈特福德、陈永发相同，即从根本上重新追问"中国共产党与农民牢固结合"这一图式。为此，笔者打算把焦点置于美国研究者们所偏爱的日中战争时期之前，即一九二〇年代后半期至一九三〇年代前半期。因为笔者认为，通过观察共产党开始在乡村建立据点的诸过程，追溯至党与农村社会关系的"原型"来考察这一问题，是重要的。
作为分析的基本姿态，笔者以以下两点作为基本分析立场(这在某种意义上固然是理所当然的，但从以往的研究史来看，却并非研究者们的共同出发点——)。其一，与党领导人的话语保持距离，尽可能细致地描绘革命现场的实际状况。我们必须重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革命是在幅员极其辽阔、多样性极为丰富的地区，由缺乏充分沟通手段的力量推进的。要说党中央的通信能够避开国民政府的严厉镇压耳目，迅速而完整地送达星罗棋布于中国大陆各地的各革命根据地——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送达，也往往照例要根据各个根据地的实际情况而被改变其含义。
因此，每当各根据地把政策付诸实施，其结果始终可能与最初的意图相去甚远。于是，笔者想转移焦点：不去分析党领导人的意图与愿望——这才是以往革命史研究的中心——而是考察他们的意图在转变为现实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以及这种落差将集体引向意料之外方向的过程。
其二，是恢复农民的意志与主体性。换言之，不要把农民大众仅仅视为党的意志得以贯彻的客体，而要认识这样一种作用：他们带着自己独特的意图与策略，按自己的方式利用“自上而下”给予的党的政策，同时在党的支配空间中制造间隙。
以上述两点为出发点，笔者所描绘的革命空间，必然会比以往所描绘的更充满不确定性，也更加无序。因为这样一来，便会相对降低对党统御革命过程能力——乃至党介入历史能力——的估计。党中央发出的通信，时而为地方党机关所歪曲，时而为其所无视;而农民又依各自的盘算，时而随意地另作解读，时而借机利用。这既有助于强调中国革命在地理上、空间上的多元性与多样性，同时也把革命引向这样一种形象：它并非按照既定的剧本走向预定结局的戏剧，而是实际上不知会走向何方、甚至连谁在控制都并不清楚的进程。
当时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几个根据地之中，为何选择了福建省西部根据地，这一点也应略加说明。其一是因为，正如下文即将谈到的，这一地区有较为丰富可用的《革命历史文件汇编》。而且，这一地区发生过与"社会民主党"有关的大规模肃清、红军士兵的叛乱、反罗明路线运动、查田运动等引发巨大震荡的事件，可以期待这些事件成为映照深层问题的镜子。还有一个理由是，从比较的观点看，它具有重要意义。此前笔者在考察距中央根据地较远的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的党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时，在那里发现了"散漫的"党组织，指出了它对党的运动所可能产生的作用与局限;但笔者无法确信自己的观察结果在当时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中具有多大程度的普遍适用性。因此，笔者无论如何不能不把自己此前的观察结果与其他革命根据地加以比较。当时之所以选择属于中央根据地一部分的福建省西部根据地，是因为：即便在党中央统制最为有力的这一地区，如果也能在党组织及其运动中发现与鄂豫皖根据地同样的特征，那么大概就可以认为，"散漫的"党组织是共产党所有根据地共通的特征。先给出结论： "散漫的"党组织这一概念，对中央根据地也完全可以适用。而且笔者想主张，应当以此概念为基础，对以往中国革命史的理解作出不小的修正。
就资料而言，与调查鄂豫皖根据地时相同，主要依据的是《革命历史文件〔4〕汇编》中与福建省相关的部分。关于福建省西部根据地的这册资料集，同样大量收录了党中央和省委员会派往各地的巡视员所写的报告书、各县委员会就当地实情所写的报告书，以及受托执行党的政策的各群众团体的报告书等。使这册资料集极富价值的是，它汇集了各种角度的观察：党中央派遣的巡视员的"自上而下的视角"、当地县委员会的"中间视角"、以及群众团体的"自下而上的视角"。因此，要重构革命现场的实际状况，它是不可多得的材料。
本文首先叙述福建省西部根据地的概要。其次，从成员构成、党内交通、党员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这三个角度，考察这一地区党组织的特征。接着，考察当时共产党倾注最大力量的动员加入红军的问题。由此，我们可以判断党的群众动员能力究竟达到何种程度。最后，笔者想把这一狭小地区的观察结果，置于更广阔的空间与时间脉络中。
〔序论注释〕
(1)关于以美国研究为主的中国革命研究史脉络，可参见：Kathleen Hartford and Steven Goldstein, eds., Single Sparks: China’s Rural Revolution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9), pp. 3–33; Mark Selden,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Yenan Way Revisited (New York: M. E. Sharpe, 1995).
(2)Tetsuya Kataoka,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Communists and the Second United Fro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3)Kathleen J. Hartford, “Step by Step: Reform,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Chin-Ch’a-Chi Border Region, 1937–1945” (Ph.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1980); Chen Yung-fa,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4)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全二十一册，以下简称《福建文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以及中央档案馆编《闽粤赣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全三册，以下简称《闽粤赣》)，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
第一章 闽西根据地的概要
被称为闽西的福建省西部地域，在本文所处理的时期，由福建省西部十二个县构成。面积约三万二千平方公里，占福建省整体的百分之三十三。中国共产党资料记载，一九三〇年夏，这一地区人口有二百五十万，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为农民，流氓(流氓无产者〔1〕)占百分之四。闽西自然条件较为优越，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主要农产品有水稻、番薯、油菜、大豆、花生、烟草、茶叶等。此外，还以竹、〔2〕木材、纸张的生产而闻名。
闽西重镇长汀县历史照片
这一地区的人们，在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军起事的战火波及江南时，曾奋起响应，击破清军与地主的私兵，具有斗争的经验。辛亥革命时，长汀、上杭、永定、武平等地的〔3〕同盟会小组也曾响应，参加反清斗争。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组织农民斗争之前，这里的民众就已积累了相当多与国家权力斗争的经验。实际上，在共产党施加影响之前，农民的骚乱并不罕见。傅柏翠——被视为闽西"社会民主党"魁首的人物，但经历中不明之处甚多——列举了上杭农民运动得以发展的原因：村落分散，地主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部分地主自身年轻，或子弟刚从学校毕业，受到辛亥革命后时代潮流的熏陶，接触过新思想;此外，比较开明的地主同意退还地租(佃租)。〔4〕
闽西最早的共产主义者，是那些为求学而赴厦门、广州，在那里接受马克思主义洗礼、入党后返回闽西的年轻知识分子。他们回到闽西后，主要在学校教师〔5〕中间传播革命理念。当时的一份党内文件记载，女教师们热心从事党的工作。〔6〕闽西共产党员相继诞生，是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共四大召开以后的事。在广东，〔7〕彭湃和毛泽东主持的农民讲习所成了培育闽西党员的摇篮。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加，〔8〕一九二六年夏至一九二八年，永定、上杭、平和、龙岩、长汀等县成立了党的县委员会。就福建省整体而言，党员只在农村有所增加。在厦门、福州等有较大城市的沿海地区，由于国民政府的严厉镇压，党组织几乎无从发展。据一份党内文件，一九二八年八月当时，福建省全党党员约四千名，而省委所在地厦门仅有四十名。〔9〕
国共合作破裂后的一九二七年夏至翌年春，这些新生的党组织与其他地区的党组织一样，发动了一系列武装暴动。他们虽一度成功控制若干县达数月之久，最终还是被国民政府的军队镇压下去。但一九二九年春，转机来临。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三次进击闽西，广大地域重新置于共产党控制之下。苏维埃政权在县、区、村各级相继建立，以土地改革为首的各种社会改革相继展开，不过土地改革的实施并非大体有序，而是充满混乱。同年七月，第一次闽西共产党大会在上杭召开，成立了这一地区最高领导机关闽西特别委员会。〔10〕主持大会的毛泽东在席上称，闽西有八十万站起来的农民和三千名党员。〔11〕据官方党史，至一九三〇年夏，闽西根据地处于稳定状态。闽西党员人数在同年七月〔12〕达到七千七百五十六人，占福建省党员数的百分之九十。
但不久，党中央开始推行冒险主义的"李立三路线"，闽西的党也陷入动荡不安之中。同年七月，闽西的红十二军与其他主力红军一起出发攻打长沙。因此，留守闽西的红军只剩二十一军，而二十一军〔13〕进攻广东省东江也告失败，此后反复进行的一系列进攻同样以惨重失败告终。在敌人展开围剿〔14〕作战的过程中，红军士兵的逃亡相继发生，根据地随之缩小。其间，由于急于迅速扩大党组织，〔15〕许多"不良分子"混入党内，据称"组织松弛，纪律几乎破产"。同年十一月福建省苏维埃的报告记载，只有永定、龙岩两座县城尚有党组织，〔16〕其他许多县城已被敌人占领。到了十二月，闽西根据地的"首都"龙〔17〕岩城终于失守。
闽西的"李立三路线"只留下惨淡的后果，一九三〇年十一月间通过多条渠道送抵的〔18〕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决议，总算为其画上了句号。但党组织并未获得足以重整旗鼓的余力。因为一九三一年春至秋，整个根据地刮起了肃清的风暴。这场大规模的肃清，与笔者此前考察过的鄂豫皖根据地一样，是当时席卷共产党所有革命根据地的肃清的一部分。它与新近掌握党中央的王明为中心的新领导层的意志有关：在"李立三路线"造成的党组织与运动混乱之后，他们要将散处中国各地的所有革命根据地完全置于自己的统制之下。不过，谈论闽西的肃清时，还必须提到地方性的因素。闽西的党员们因地理上邻近，受到了江西省根据地AB团肃清的影响。尤其是，他们在〔19〕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发生的富田事件——这是中共党史上最喧闹的"反革命"事件——之后，对反革命活动变得非常敏感，乃至过敏。官方党史称，富田事件发生时，〔20〕闽西红军内部也出现了丘弼琴、傅柏翠等人的背叛与分裂活动。而且，这一时期国民党正对包括闽西在内的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围剿。这使党领导人更加警惕那些被认为必然潜伏于闽西根据地内的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同时也不能排除反革命分子的肃清与紧迫的筹款工作相结合〔21〕的可能性。
无论这场肃清起源如何，其规模都是空前的。闽西苏维埃政府三十五位执行委员及候补委员中，过半数被肃清，红十二军干部也被肃清一半以上。又有记载称"数千人遭到误杀"。〔22〕另一种记载说，牺牲者达六千人。结果，闽西党员人数锐减至约一半。闽粤赣省委的报告这样写道："永定、龙岩、杭武、汀连等县，过去的县委与区委负责人一个不剩地消失了。……龙岩的大池、小池——这两个区有二十余个支部，本有四百至五百名同志，如今只剩一百人左右。……党员过去有八千人，现在恐怕不足四千人。……过去的县委、县苏维埃负责人留存者不足十分〔23〕之一，区委、区苏维埃负责人至多只留存十分之三。"循着《中国共产党福建省组织史资料》所载各党县委员会的名簿查看，可以确知这场肃清的幸存地方领导人确实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人(其中一人是张鼎丞)。
遗憾的是，要详细考察这场规模惊人的肃清，资料不足。因此，这场以净化革命阵营为目标的肃清在多大程度上波及党外群众，又给根据地的社会带来了多大的反弹，都不清楚。一九三一年五月下旬，因对肃清不满，驻坑口的〔24〕闽西苏维埃政府直属第三大队据说发生了叛乱，但我们所能知道的极其有限。根据现有的少量资料：(一)五月二十七日夜，坑口第三区"社会民主党"发动暴动，第三大队参加了暴动，该区苏维埃机关内的"社会民主党"分子也起而呼应。(二)叛乱分子拘禁了闽西苏维埃政府派来的巡视员和区苏维埃主席，将区苏维埃的印章、文献、金钱全部掠走。(三)暴动在三天内被镇压。(四)暴动镇压数日之后，东五区也发现同样的暴〔25〕动计划。这场叛乱大概使闽西的党领导人大为惊愕，促使他们进一步加强肃清。总之，由于肃清招致的混乱，同年春至秋根据地大为缩小，中〔26〕共闽粤赣特委与闽西苏维埃政府也只好从龙岩虎冈迁至上杭白砂。
严酷的肃清在一九三一年四月至七月达到顶点，尽管忧心事态的中央苏维埃政府与党中央发出警告，却并未立即平息。据官方党史，同年十一月上旬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时，郭滴人与张鼎丞就闽西的肃清向毛泽东报告，遭到毛的叱责，被命令立即停止对"社会民主党"的肃清。又说，党中央也于翌年一月二十一日致函闽粤赣省委，批评肃清中的错误。三月，闽粤赣省委在第二届闽西党大会〔27〕上对"社会民主党"肃清进行了严格检查，据称"错误在此已基本纠正"。〔28〕尽管如此，此后仍不断发出不得懈怠反革命肃清工作的指示〔29〕，可见肃清是间歇反复进行的，并延续为一九三三年反"罗明路线"下的肃清。
在闽西的党热衷于肃清期间——该说是"尽管肃清"呢，还是"正因为肃清提高了根据地内部的抗战力"呢——中央根据地顶住了国民政府军的进攻。一九三一年九月，苏区中央局宣告击退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一九三二年春，〔30〕随着红十二军从上杭进击武平，失地得以恢复。同年夏，闽西根据地已包括龙岩、上杭、永定、平和、连城、漳平、宁洋、长汀、武平、宁化、清流、归化等十余县，"出现了〔31〕前所未有的好局面"。〔32〕大概此时正是闽西红军与根据地的鼎盛时期。然而同年六月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围剿后，风向瞬息万变。同年十月，国民政府军的〔33〕十九路军夺回了龙岩等八县。危机再度降临，闽西党领导人的主要关心从发展转向了确保生存。判断以现有兵力显然无法抵御国民政府军的进攻，于是大规模的红军扩红运动趋于白热化。
这场运动以“创造百万铁的红军”为口号展开。但猛烈的动员也在党内引发了种种批评。提出这类批评的人物之一，是福建省委员会代理书记罗明。他并不反对扩充兵员本身，但对扩张的方法及其不切实际的目标表示了强烈怀疑。罗明在致省委的信中写道："省委在过去的计划中，〔34〕都是机械地规定永定必须把红军扩充到多少多少，这并不好。"他这种低调而现实的建议，却被一味强调斗争姿态的党中央视为问题，随即被批判为走"机会主义〔35〕路线"。一九三三年二月以后，新的肃清浪潮以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名义席卷整个根据地。结果，不到一年，省委书记、各县委、各苏维埃干部被〔36〕"如走马灯般更替"。由此，在一九三一年肃清中侥幸存活的少数干部也遭受打击。
一九三三年不仅以"反罗明路线"著称，也以查田运动为特征。这场运动起初出于多重目的。即解决土地问题、改造地方苏维埃机关、肃清农村中的反革命〔37〕势力、恢复农业与手工业生产、发展合作社、调节生产物与消费物资等目的。众所周知，毛泽东也倾力推进这场运动。他深知，深深扎根于农村社会的诸关系与观念，不会仅仅因为一两次土地分配就发生根本变革。毛用一种让人联想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的说法，呼吁发现"戴着假面具"的——一眼看不出来的——敌人并将其清除。〔38〕
然而实际上，共产党并没有从容推进这些运动的余力。因为国民政府的军队已近在眼前。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与以往相比筹划远为周密，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发动。这次作战虽因十一月十九路军建立福建人民政府这一插曲而被迫一度中断，但自翌年一月起全面展开。闽西根据地再也无法抵御这一攻势。国民党军队四月占领龙岩、新泉一带，至六月已控制永定、上杭、武平、连城等地。同年十月红军主力撤出中央根据地后，一部分兵力作为游击队留下，扰乱国民政府的统治。游击队与党中央的联系几乎断绝，但他们得以继续生存与活动的社会基础与自然环境并未丧失。张鼎丞等将残存的党组织和游击队残部重新收拢起来，潜藏于福建特有的陡峭山地、山林、竹林之中，展开游击活动。而且据张说，"保长、地主、富农只要给钱就卖粮食给我们"。〔39〕然而，闽西根据地本身在一九三四年春至夏，已经成为过去。
〔第一章注释〕
(1)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闽西革命根据地史》，北京，华夏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第1页。
(2)同上，第1页。以及《中共闽西第二次代表大会日刊》(一九三〇年七月八日至二十日)，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以下简称《选编》)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第278页。
(3)前引《闽西革命根据地史》，第5页。
(4)傅柏翠《土地革命初期上杭北四区农民武装斗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福建文史资料》第七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2页。
(5)前引《闽西革命根据地史》，第5页。张鼎丞《中国共产党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第6—7页。据张说，永定城郊外溪南区大多数村庄都有小学，教师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同上，第7页)。
(6)《陈国柱给孟泳、峻山的信》(一九二六年三月八日)，《福建文件》(补遗)，第21页。
(7)前引《闽西革命根据地史》，第2—12页。
(8)同上，第14—15页。
(9)《元和致云光信》(一九二八年八月十日)，《福建文件》(补遗)，第52页。
(10)张鼎丞，前引书，第27—30页。以及《红军第四军状况》(一九二九年七月八日)，《选编》中，第499页。
(11)前引《闽西革命根据地史》，第119页。
(12)《中共闽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日刊》(一九三〇年七月八日—二十日)，《选编》上，第317—318页。以及陈荣华、何友良《中央苏区史略》，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47页。
(13)张鼎丞，前引书，第45—47页。红二十一军于同年十二月前后与红二十军合并，命名为(新)二十一军。参见《左权、施简报告》(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福建文件》(闽西)，第244页。
(14)张鼎丞，前引书，第53页。
(15)前引《闽西革命根据地史》，第227页。
(16)《闽西苏维埃政府通告第×号》(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八日)，《福建文件》(苏维埃政府文件一九三〇年)，第283页。
(17)张鼎丞，前引书，第49页。
(18)前引《闽西革命根据地史》，第229页。以及《杜××自闽西给南方局信》(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一日)，《福建文件》(闽西)，第190页。另据三中全会的决定，同年十一月闽西、东江两个特别委员会合并，该委员会随即改称闽粤赣省委员会，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又改称福建省委员会。孔永松、林天乙编著《闽粤赣路千里——红军转战闽粤赣与创建闽西根据地的斗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第236页。
(19)小岛朋之先生指出，富田事件不仅是对革命路线的对立，还带有土著派(江西出身者集团)与以毛泽东为首的以湖南出身者为主体的集团之间的地方主义对立的侧面(《中国政治与群众路线》，庆应通信，一九八五年，第62页)。
(20)前引《闽粤赣路千里》，第166页。
(21)红四军政治部的《筹款必携》中写道："因此，我们必须把筹款与反革命肃清结合起来。"《工农红军第四军政治部筹款必携》(一九三〇年十月十四日)，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部会编《中国共产党党史资料集》(以下简称《资料集》)第五卷，劲草书房，一九七二年，第396页。此文件与《筹款问题训练大纲——中国工农红军十二军政治部》(一九三一年三月)，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编《红四军入闽和古田会议文献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第233—235页的内容极为相似。不过，后者中找不到"把筹款与反革命肃清积极地结合起来"的语句。
(22)前引《闽西革命根据地史》，第145—146页。以及前引《闽粤赣路千里》，第174页。
(23)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福建省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福建省组织史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114页。
(24)《中共闽粤赣省委报告第十四号》(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日)，《闽粤赣》(一九三〇年—一九三一年)，第250页。据《闽粤赣路千里》的记载，党员数由八千人减少到五千人(第174页)。
(25)前引《闽西革命根据地史》，第145页注。
(26)《闽西苏维埃政府通知第五十二号》(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日)，《福建文件》(苏维埃政府文件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三年)，第103页;以及《闽西苏维埃政府通告第二十八号》(一九三一年六月五日)，同上，第211—212页。另，当时一大队本应由九十人组成(《闽西苏维埃政府通告第十五号军字第一号》(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福建文件》(苏维埃政府文件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三年)，第7—9页)。
(27)前引《闽西革命根据地史》，第146页。这些机关又于一九三一年十月迁往长汀城。《闽西苏维埃政府通知第一百零六号》(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二日)，《福建文件》(苏维埃政府文件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三年)，第196页。
(28)前引《闽西革命根据地史》，第146—147页。另，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福建省委承认"社会民主党"肃清"完全错误"，为相关人员恢复了名誉(同上，第147页)。《闽粤赣路千里》称："闽西地区原本不存在社会民主党的任何组织，也不存在任何社会民主党分子"(第170页)。但若果真如此，为何会产生如此规模的肃清呢?坑口暴动难道只是单纯的内讧吗?这一饶有趣味的问题，只能留待今后探讨。
(29)例如，参见《福建省苏维埃政府训令第二十五号》(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九日)，《福建文件》(苏维埃政府文件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三年)，第365—368页。
(30)周恩来《红军十二军占领杭武的意义》，《红色中华》第十二期(一九三二年三月二日)。
(31)前引《闽西革命根据地史》，第150页。
(32)宍户宽《中国红军史》，河出书房新社，一九七九年，第261页。
(33)T·K生《闽西八县回复后的情形》(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七日)，波多野善大《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三卷，第54—55页。
(34)罗明《对工作的几点意见》(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二日)，《选编》中，第380页。
(35)这类批判的代表性文件有洛甫《罗明同志的机会主义路线是什么》(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八日)，《资料集》第六卷，第209—217页。
(36)前引《闽西革命根据地史》，第207—208页。
(37)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训令第十一号——广泛深入地开展查田运动》(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资料集》第六卷，第297页。
(38)关于毛泽东对查田运动的基本构想，参见《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资料集》第六卷，第312—316页。
(39)张鼎丞，前引书，第76—77页。他称游击队人数为四千人(同上，第81页)。
第二章 党组织
接下来考察党组织。与以前分析鄂豫皖根据地时一样，打算从党员的补充、党内交通、党员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这三个侧面加以考察。先给出结论：我们在这里同样会发现一个出乎意料地开放性高、凝聚力低、成员流动性高、且无论人员上还是文化上界线都模糊不清的组织。
(1)党员的补充
多份党内文件显示，与鄂豫皖根据地的情况完全相同，党章所规定的正规入党手续几乎未得到遵守。许多人没有经过任何正式的入党程序，只凭个人关系——因为是某人的亲戚或朋友——便成批进入党组织。闽西特委文件称：“同志的介绍很随便，往往出于私人感情，没有按照〔正规〕介绍手续办理……因此被介绍进来的同志多数什么都不懂。”〔1〕其结果，据福建省委一九三一年二月的报告，一些县里的同志彼此全都相识。〔2〕也就是说，并非农村居民彼此独立地加入党，而是原先就由亲缘、熟人等先赋性纽带联系起来的人被一起吸纳。党章所要求的对可疑分子的甄别几乎没有发挥作用。共青团的情况也完全相同。〔3〕
而且，入党以后，不少党员并未编入党支部，其生活同入党前几乎没有变化。一九二九年红四军进入闽西不久，一份党内文件写道：“过去许多同志入党几个月仍未编入支部，一切行动完全自由，连党是什么都不知道。现在比较好些了。”〔4〕然而一年以后，仍可见同样的观察：“闽西党组织一贯非常散漫。……同志介绍新党员非常简单，按介绍手续办的很少。……因此，党〔员〕的一切行动自由，不出席会议，不缴纳党费。党对此也不闻不问。其结果，党员无组织地随意行动。”〔5〕
党领导层并非没有认识到这种党员补充方式存在的问题。但是，提高党员质量的要求，常被扩大党员数量的要求所压倒。或者说，几乎没有人想通过“排斥”而不是“吸纳”来增强组织力量。〔6〕因为党领导层一面持续暴露于国民党进攻的危险之下，一面又因党员流动性相当高(下文详述)，始终怀有党员减少乃至枯竭的不安。因此，数量优先于质量。通常，危机状况本应朝着提高集体凝聚力的方向发挥作用，而在这种情况下，它反而朝着削弱凝聚力的方向发挥作用。
那么，最终入党的是些什么人呢?反映党员年龄、学历、党龄与社会背景的资料极其有限。其中一份，是一九三一年四月福建省委书记罗明呈送党中央组织部的关于省、市、县级干部四十二人的调查报告。据该报告，四十二人的阶级成分为：知识分子(大学毕业或在读、以及中等学校毕业者)二十七人(百分之六十四点三)，工人十三人(百分之三十一)，农民一人(百分之二点四)，不明一人。又，可知年龄的十五人平均年龄为二十六点〔7〕三岁;由可知入党时间的二十五人推算出的平均党龄为四点七年。显然，受过教育的年轻知识分子占据了领导地位。从他们党龄之浅可以看出，他们并非因丰富的活动经验而升到领导岗位(如果一年后罗明再提交同样的报告，那么由于肃清，干部的面貌已大不相同，党龄平均值还会进一步下降)。他们的地位，似乎是基于知识分子同志之间的人际关系，以及以读写能力为基础的文化优越。
罗明在这封信中暗示，县级以下的下层干部常常改名，工农党员有各种〔8〕当地名字，因此很难对他们进行统计调查。实际上，关于一般党员的社会背景、年龄、党龄等，党内文件几乎都只谈一般趋势。它们一方面反复指出党内农民成分过多，另一方面又反复指出地主、富农混入了党的队伍。不仅是地主富农。称流氓(流氓无产者)把持苏维埃的报〔9〕告也不在少数。至少在一九三〇年以前，福建省的党与红军曾积极接近流氓，〔10〕〔11〕因此这也大有可能。共产主义青年团也指出团内"成分复杂"。据青年团闽西特委一九三〇年九月发布的《组织问题决议》，闽西青年团百分之八十由农民与知识分子构成，百分之十由工人构成;但农民中混有富农，而工人中许多〔12〕也是"独立劳动者"。
因此，尽管党意在限定党员的出身阶级与阶层，还是应当认为党员的社会背景是多样的。即便无法以具体数字显示各出身阶层所占比例，地主、富农似乎也同贫农、雇农、"工人"一起，甚至与各种地痞、流氓一起拿到了党员证。我们在这里发现的，是农村居民的一种策略：与其对外来权力进行积极抵抗，不如可能的话钻进权力集团内部——不过，笔者并不认为这种策略是按阶级分别采取的。如果说党员(以及共青团员)的队伍原封不动地反映了它所要扎根其间的农村社会的阶级构成，那是说过头了，但它似乎仍可把握为一种不同阶级成分杂居的状态。
那些并未下定投身革命的决心、又几乎不具备任何关于党的预备知识便入党的人们，相继离开党，并不令人意外。据闽西特委的报告，"同志希望党将其除名，〔13〕或自行脱党之类的现象经常存在"。因此，党组织成员流动性相当大。下面这段记载，是党中央派出的巡视员所写的关于福州中心县委的报告的一部分，大概也适用于闽西根据地的状况。"以前，许多同志不组织支部。一个月前，福州有三十余名同志，却连一个正式的支部都没有。这种组织上的散漫，〔14〕是党的领导无法贯彻的最大原因。许多同志今天入党，明天就脱离党。"
这种流动性不仅见于党组织，同样也是作为党员预备军的共青团的特征。有一份资料分析了一九三三年上半年共青团入团运动的成果，得出如下结论：长汀县应有团员——去年末以前的二千九百一十八名，加上同年一月至四月"春季突击期"中发展的四百七十名——三千三百八十八名，实际却只有一千八百八十六名，其间有一千五百零二名青年离开了共青团。〔15〕不仅是共青团。如下文所述，红军以及游击队、赤卫军等地方武装在流动性之高这一点上也是如此。恐怕，包括群众团体在内，中国共产党在闽西农村建立起来的(至少是他们自称建立起来的)几乎所有组织，都以成员的高度流动性为特征。
这种高流动性，不仅与入党容易有关，还有若干其他因素。第一，是党组织所处的政治、军事脉络。国民政府军(或地方军阀、匪贼)的进攻与逮捕，常常使党员脱离组织。第二，是党自身造成的因素，即在党内刮起的肃清风暴。循着闽西各县党委会名簿查看，可知在一九三一年与一九三三年的肃清中幸存下来的人屈指可数。试看龙岩、永定、上杭三个县党委会成员的变迁，从一九二九年一月到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在委员会中待了一年以上的〔16〕只有五个人。经这两次肃清浪潮，闽西的党干部几乎全部易人。当然，肃清的对象并不限于干部。
第三个因素是疾病。就较长的历史脉络而言，福建省在十九世纪末的一八九六年至一九〇二年，曾遭受经欧洲、香港、厦门传入的鼠疫大流行。这场可怕的疾病，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六年又再度大流行。有研究推估，这两次流行〔17〕合计夺去七十一万人的生命。本文所处理的时期正处于这两次大流行之间的低谷，但闽西各地仍可能发生过小规模、散发的流行。不仅鼠疫。随着国共战争长期〔18〕化，无人埋葬的士兵尸体横陈各处，尸体腐烂后成为种种传染病的传播媒介。仅就资料〔19〕中所见报道流行的传染病名，就有霍乱、痢疾、天花、脑脊髓膜炎、疟疾等。详情虽〔20〕不明，但据报道长汀县童坊区曾发生八百人死于传染病的事件。又据报告，红十二军后方总医〔21〕院死亡者中，传染病患者占百分之六十至七十。
此外，正如第一次闽西党大会那样，召开党大会时，因准备的宿舍与伙食不卫生，往往出现许多病人。毛泽东也参加了这次大会，染上疟疾，一度〔22〕无法活动。这些形形色色的疾病，削弱了党组织在人事上的连续性，也使本应积累的经验不断流失。〔23〕一九三〇年初，闽西特委文件评称，闽西的党因干部生病而工作停顿，已经成了〔24〕"豆腐党"。在鄂豫皖根据地，疾病对党员来说也是不逊于国民政府军的〔25〕可怕之敌;但考虑到闽西湿热的气候，它对党组织而言可能比在鄂豫皖根据地更为棘手。
以这种组织成员的不稳定性为前提，上文所述入党时宽松的资格审查——因而党组织相对较高的开放性——也可以视为防止组织成员枯竭的合理应对。但是，宽松的筛选反过来又会使大量原本并不适合党组织的成员混入党内，结果反而加剧了组织的流动性。
(2)党内交通
中央苏维埃政府在比较对鄂豫皖根据地与对福建省根据地的指导时，这样写道："鄂豫皖等，不用说更远，时常失去直接联系。因此，除政治上的指导外，工作上的指导也很困难。……中央政府对于江西、福建及瑞金，〔26〕则经常指导督促他们的工作。"这一陈述是恰当的。确实，就党中央与中央苏维埃政府的信息传达而言，闽西比鄂豫皖根据地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但即便如此，党中央的通信送达闽西，通常也要数月。一九二八年夏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的各项决议送达闽西，已是四至五个月之后;而这些决议重新付印在根据地内传布，〔27〕又需要约五个月。"李立三路线"事实上成为纲领的一九三〇年六月二日政治局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闽西特委与之呼应的文件，据笔者所知，〔28〕要到同年八月十五日才出现。而为修正这一冒险主义路线于一九三〇年九月下旬召〔29〕开的三中全会的全部文献送达闽西，已是十二月初旬。因此，讽刺的是，正当党中央开始克服"李立三路线"之时，闽西却开始了为实现它而努力。
中央红色交通线示意图
问题不仅在于信息传达的速度。信息的缺失同样是问题。经由设于厦门的福建省委的交通，因省委内部严重的混乱及机关遭到破坏，已变得不可靠。〔30〕尤其是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国民党对该机关的破坏，几乎夺走了〔31〕省委的文献、通信材料与金钱。设于上杭的福建省苏维埃看来是较为可靠的党内交通中继点，但即便在那里，也发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快递送来的决议文〔32〕丢失的事态。
使党内信息传达的困难雪上加霜的，是县级委员会以下干部之间缺乏主动接收上级信息并继续向基层传达的意识——换言之，缺乏对全组织信息共享的重视。据党中央派出的巡视员关于厦门市委的报告："中央关于失业运动的决议及失业运动日的决议，不仅没有传达到下层支部与群众，市委甚至〔33〕没有讨论过，许多负责人甚至没有读过。"安溪中心县委则报告说，当地的游击队员们〔34〕把党机关报主要用来卷纸烟。
这样一来，党中央发出的通信，要让基层支部几乎不延误地、完整地收到，几乎是不可能的。闽西特委这样说："党的战略不能迅速到达支部并得到详细报告。只是上级负责发送的同志把文件往下发，文件便积压在支部书记的粮袋里。"〔35〕由于上级不经常下达工作指示(即便下达了，事态是否真会发生大的改变也值得怀疑)，例如在龙岩，"同志们竟把每天坐在路边、公园里视为日常工作"。〔36〕
就这样，上方的信息难以传达到下方；而党内文件也反复指出，自下而上的信息传达同样极不充分。一九三〇年夏，闽西苏维埃政府哀叹：该政府寄往各地的各种问卷，两个月过去，各县苏维埃竟都置之不理，完全不予回送，〔37〕该政府无从统计。对各县不送来报告大为恼火的闽西苏维埃〔38〕政府于一九三〇年七月要求各县、区苏维埃政府向上级机关提交月末报告。但〔39〕响应这一指示、一个月后寄来报告的委员会屈指可数。于是闽西苏维埃政府再次发出同样指示，一个月后送来报告的依然寥寥。"除永定县苏维埃经常送报告来，武北区苏维埃、上杭县苏维埃、连城革命委员会各送过一次报告外，〔40〕再无报告"，状况就是如此。
不过，即便自下而上的信息传达得以进行，上级机关的反应大体上也很迟钝。一九三一年六月，闽粤赣省委抱怨已向党中央送去十二份报告，却未得到任何回答。〔41〕党中央是实际上没有收到地方送来的文件，还是收到后置之不理，不得而知，总之，地方党机关的不满由此不断积累。据党中央派往厦门市委的巡视员仲云说："市委在这三个月里向中央寄去十多封书简，但交通员带来的文献，除全国性质的通告外，没有任何关于福建工作的批评、指示。市委的同志说：'中央的领导机关大概不读寄给他们的信吧。'……我不明白中央为何如此无视地方党机关的报告。……关系这样糟糕，地方对中央的信任会减退的。"
〔42〕被无视的不仅是地方党机关的通信。各机关不时派遣的巡视员，是上级机关获取下级机关所处状况、工作情形以及革命现场信息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派遣了巡视员，并不等于他的视察报告就一定会反馈到政策决定中。党中央派来的一位巡视员愤懑难平地写道："我这次历时三个月，〔43〕连一个字〔的中央指示〕都没有收到，〔我提出的〕问题也没有得到回答。"有时，被派去从事巡视工作还带有惩罚的意味。因此，有人一被任命为巡视员便逃回家中。〔44〕
当然，带着使命由上级机关派来的人本身有时也有问题。那位大概是为对国民政府军士兵做工作而由党中央派往厦门的"特派员"："到厦门后近十二个月，毫无线索，每天穿着西服在大街上闲逛。有时同夫人一起闲逛。在家里常打麻将。不想办法把士兵工作推上轨道。因此，〔45〕我们把他遣返回中央了。"〔46〕
信息之外，资金流也停滞了。尤其是上级不下拨经费，对地方党机关是极为严重的问题。如下文所述，党员们几乎不缴党费，因此各县委员会都陷入慢性资金不足。而解决它的几乎是唯一的手段，就是绑架地主及其家人以勒索赎金。这种营利性绑架，笔者此前研究湖北省时发现，许多县委的主要收入也来自此类绑架，〔47〕闽西的情况看来也相同。在闽西党员中间，营利性绑架被称为"最高道德的工作"。〔48〕据龙岩县委员会的报告，绑架一旦成功，即可到手约三千元。这是足以维持一九二〔49〕八年秋闽西特委约八个月财政的金额，因此即便明知绑架是可憎的匪贼惯用手段，其诱惑想必也难以抗拒。
以上所述党内交通密度的低下，与对信息共享本身的漠不关心相结合，想必使下级机关有了很大的余地，得以依靠自己的判断和自行调动的资源开展活动。从党内交通的结构来看，党机关容易趋于分散孤立。党中央与省委员会绝不认可这一点，但实际上，县委员会以下已在相当程度上分散为彼此相对独立的单元，各自享受着高度的"自治"——这多少让人联想到清朝的统治结构。
(3)党员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更难处理的党员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要理解党员是什么人，就不能缺少对这一点的考察。不过，一般党员几乎不会留下关于自身日常生活与主观世界的记录，除非是后来应他人之请形成的政治性回忆录，因此这一问题只能从党内文件中由领导者记录下来的具体行为——这些行为往往以“越轨行为”的形式留下记录——去加以推断。此时笔者所关注的，简言之，是文化边界的问题。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党组织规范，与传统的农民世界观、价值、行动样式相遇之处，发生了什么?党组织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在中国农民的汪洋大海中把楔子打入传统农民文化的空间，开拓出自己新的文化空间并加以扩大?换言之，党组织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为培育新文化的机制?
关于党员的行动，许多报告书反复指出的显著倾向有几个。其一是党员不愿出席会议。尤其是读一九二九年以前的党内报告，到处可见党员不参加会议、或者会议本身没有召开的记载。而且，本人缺席时，竟有让非党员的家人代为出席的情形。闽西特委的文件指出："县委开会时，委员若不能参加，便派他的弟弟(非党员)代为参加县委会。县委书记也〔50〕宽大地允许了。"这恐怕不能只视为某个特定县委的个别越轨。闽东安溪中心县委的决议中也有这样的指摘："绝对不能让非同志参加支部会议及一切党的会议。……永春临时县委竟让既非同志、更非革命群众的妇女参加会议并作记录，而她〔51〕把党的组织状况及会议决定告诉了丈夫(无政府主义者)。"由此看来，在支部生活中，党员与非党员很可能并不怎么意识到谁是组织成员、谁不是，就这样混在一起。如上所述，既然党员的流动性已达到不容忽视的程度，那里或许还加上了前党员。
诚然，随着时间推移读下去，可以发现从一九三〇年前后起，出现了"支部会议比过去〔52〕能按时召开""支部会议大多能定期召开"〔53〕等指出会议召开状况改善的记载。但即便如此，支部会议也并非围绕革命方向与具体战术展开积极讨论的〔54〕场所。据某文件，"同志不觉得会议有趣，反而讨厌它";另〔55〕一份文件记载，会议陷入形式主义，"与基督教的礼拜和国民党的纪念周没有区别"。
此外，与鄂豫皖根据地一样，党员不愿缴纳党费这一点也常被指出。奇怪的是，负责征收党费的基层干部们，对征收似乎也不在意。据闽西特委的报告，"党费征收工作非常不顺利。同志缴不缴，支部都不在乎。每次征收党费，都要负责征收的人催上几次，才终于缴上来。"〔56〕其结果，如上所述，党机关苦于慢性收入不足，不得不向营利性绑架寻找出路。
而且，资料中也屡次记录党员在敌军进攻时率先逃离的情况。一九三〇年十二月，闽西根据地的"首都"龙岩城被军阀军队占领时，城内外的各苏维埃政府机关"无条件地"〔57〕逃跑，四千至五千群众跟随其后。据一九三二年夏福建省苏维埃的决议，〔58〕长汀县苏维埃的委员们面对匪贼进攻，已经逃跑过三次。福建省苏维埃另一份文件记载，宁化县苏维埃的成员，敌人来了就躲进山里，敌人走了就回到街上大吃大喝。〔59〕龙岩革命委员会也是一察觉匪贼进攻便不战而逃两次，结果该委员会主席郭滴人——〔60〕闽西最有经验的革命家之一——被解职。逃亡者中包括许多机关负责人。宁化县的安乐、中砂城，长汀县的童坊，新泉县的儒畲、新泉等区，主席、部长、工农检查部长、〔61〕游击队长、模范队长都叛变了。
逃亡者不仅在面对敌人进攻时出现，在接受困难任务时也会出现。据中央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道，一九三四年春，福建省苏维埃派往新扩展的苏区以及白区(国民党统治区)〔62〕边界地区的工作组二百人中，有一百七十余人逃亡。中央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项英挖苦道："听说闽西的党员们，挑粮食的时候最勇敢"，〔63〕其背景正是这种状况。与工作几乎无关、只图卷走钱财枪支的〔64〕人也屡见不鲜。
不过，逃亡并不总是表现得如此明显。它常常与单纯地逃避工作难以区分。据党中央派来的巡视员说："福建省苏维埃有工作人员二百六十五人，其中逃亡者以及请假久不归来等与逃亡无异者有三十人。外出工作的人有八十名，其中相当一部分杳无音信。"〔65〕
这样看来，"越轨行为"的事例多到不胜枚举，把它们作为整体来看，与其将其作为"越轨行为"处理，不如理解为当时党员——至少一般党员——的"标准行为"更为恰当。想要把严格纪律支撑下、始终献身于革命大义的布尔什维克形象，投射到他们身上，只是徒劳。
需要补充以免误解：尽管从人员、组织上看，党员与非党员(或前党员)的界线并不那么清晰，但党员的生活并非与非党员毫无差别。党内文件记载了农民成为党员后在生活上发生的一些变化。据闽西特委文件，党员在群众中间表现出"特殊阶级"的态度，"一切言论与服装都与群众不同"。〔66〕有位巡视员写道："龙岩的同志多戴金戒指，比一般群众过得豪奢。〔67〕党和苏维埃的一般负责同志，随意向人借钱，多数金额不明。"利用干部地位借钱或赚钱的人，在资料中被反复指出。例如，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常务委员兼粮食部长林延年，"向上杭西二区的商人勒索二百元，〔68〕同时向西二区苏维埃借了五十元，因而受到处分"。还有人指出，有把米高价卖给红军赚取差价的乡苏维埃主席，〔69〕有侵吞向土豪罚款的苏维埃工作人员。
农民拿到党员证——所有党员是否都实际领到了，颇可怀疑——后发生的这些生活变化，与其说意味着他们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发生了变化，不如说更显示出相当程度的延续。关于成为党员的农民，我们发现的，往往是挥舞着手中小小的权力、为获取直接利益而奔忙的身影。至少，从他们的行动中难以找到对革命大义的献身、同志式结合、超越自身狭小生活圈的广阔视野，或者有意与自己熟稔的文化拉开距离并加以轻蔑的态度。总之，在文化上，他们停留在原地。反过来说，难以承认党内生活成为培育新世界观、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有效机制。考虑到入党门槛之低、缺乏将入党的事实深铭于心的仪式、党内教育训练的不足以及党员流动性之高，这是理所当然的结果。
因此，笔者过去关于鄂豫皖根据地所说的，对闽西根据地也似乎完全适用。即：党组织在其外延部分不具备清晰的文化边界。换言之，它并没有在乡村创造出由明确界线隔开的独特文化空间。因此，恰恰在党想要扎根的乡村，农民的传统文化并未被压制，而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化以各种形式混合在一起。
思考党员是什么人时，补充一点是有益的：当时在农民眼中，党组织或党员是什么样子;党员自身与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其他集团相比，又在多大程度上认为自己的组织是独特的集团。在农民眼里，党员大概并非异质的人。有时，党员是与匪贼无法区分的存在。这一方面是因为匪贼打着红军的旗号掠夺农民，〔70〕另一方面则因为游击队到白区去反复劫掠。据福建省苏维埃文件，"地方武装中，有打了胜仗就攻进匪区，胡乱抓人、胡乱抢夺、胡乱杀人的。关于〔71〕这些事实，我们得到的报告非常多"。党内文件谈及党员越轨行为时，有时使用"土匪化"或"土匪路线"的说法，它指的是党活动变得与匪贼难以区分的事态。〔72〕党内文件还散见党员试图与会党(尤其是大刀会)头目结交的记载，因此，党在农民眼中不仅与匪贼无异，甚至被看作会党的一种，也毫不奇怪。〔73〕
党员又如何认识自身呢?他们中至少有一部分人，一边参与企图给历史带来根本性断裂的事业，一边不断体会到与过去一刀两断是何等困难。实际上，党内文件相当多地记录了党员反复发出的悲叹：自己的行动与国民政府、匪贼没有区别。福建省苏维埃的通告这样说："因为不能把白色群众争取到苏维埃的政治影响之下，每次进行游击或占领白色区时，我们的武装就会出现胡乱抢夺的行为。这和白军、团匪、土匪有什么区别?这是多么严重的〔74〕现象!"同样的指摘，也见于党中央基于派出的特派员报告而给福建省委的指示中。"地方武装数量不少，但一旦作战，不是事先逃跑，就是大部分一听到枪声便向后××〔原文二字不明〕。更严重的是，在赤区边界地区胡乱抢夺群众的东西，完全等同土匪行为，这是苏维埃政权下绝对不能容许的。"〔75〕不止于此。党员独占苏维埃机关、使后者事实上沦为党机关的附属物，对此他们也难免意识到与国民党"以党治国"的共通之处。〔76〕而且，对群众摆出官僚架子的苏维埃〔77〕政府，与清朝的"衙门"有什么两样?对罪犯，苏维埃法庭本应废除一切肉刑，〔78〕但实际上，不正是"同国民党和军阀的法庭一样"使用各种肉刑吗?这类自省之辞一次又一次地发出。因此，在农民看来，党不仅常常与农村既存的社会集团无法区分，党员们自己也常常几乎丧失了对自身集团与其他社会集团存在本质差异的确信。
不过，饱受"创造新社会的目的与实现它所能采取的手段之间不相称"之感折磨的，从党组织层级来看，也许是县级委员为中心、包括一部分省委委员的中层人士(他们中许多是从当地吸收的知识分子，学校教师占多数)。位居上层的党中央，本来就未必充分把握了一般党员在革命现场的表现;位居下层的干部们忙于确保生存，理念与革命现实是否一致的问题对他们来说大概几乎不成其为问题。〔79〕也就是说，"一陷入困境，为何总是陷入自己一向反对的旧伦理呢"这种苦恼，应当说为那些被置于革命理念与现实之间、承担着沟通两者职责的人们所特有。
概括而言，党中央追求严格组织的意图几乎适得其反。革命根据地的现实党组织，因入党资格审查宽松(不是有意如此，而是事实上如此)，对外具有相对较高的开放性。加之党内联系薄弱，各单元无论纵向还是横向都容易分散孤立，整体上只能具有较低的凝聚力。再者，成员流动性相当高，因此在人员与文化上界线都模糊不清。
因此，若想依据党章、党中央的路线政策与通告来判断革命根据地党组织的现实运作方式，我们将犯下极为荒谬的错误。列宁主义的"严格"组织，只存在于党中央领导人的观念之中，根据地县级委员会以下党组织的现实完全是另一回事。而且，正因为党中央在共产国际压力下偏向"左"倾，作为意图的"严格"组织与作为农村革命现场现实的"散漫"组织之间的对照愈发显著。于是，以李立三、王明等极其权威主义姿态行事的党中央及其代理人省委员会(福建省委员会因国民党镇压而常常失去功能——不如说失去功能才是其常态——)与相当自主、可以自行其是的县委员会以下组织，形成了一种双重结构而并存。
为什么革命根据地会形成与党中央意图几乎相反的、具有相反特征的组织呢?原因一部分植根于根据地所处历史、结构性诸条件。在广袤的中国大陆，不依赖电话、电报等现代通信手段，又要避开国民党严密的搜查，党中央与地理上隔绝的〔80〕根据地之间，或根据地彼此之间，究竟如何能进行紧密联系呢?而且，在军阀与军阀、军阀与国民党、国民党与共产党、共产党与匪贼等多重冲突交织、暴力程度极高的社会政治环境下，又在各种病原体蔓延、却不知如何抵御的乡村，又如何能够在党员不断面临死亡与疾病的情况下维持组织的延续性呢?
况且，农民们大概从未想象过那种"严格"组织——基于与地缘、血缘纽带相区别、甚至轻蔑地对待它们的某种组织原理的同志式结合。语言的差异，也是试图把不同地点与人们紧密联结时的巨大障碍。既然"厦门人到了福州，感觉像到了另一个国家"，〔81〕那么即便在福建省内，要把能干而有经验的干部从一地调到另一地也并非易事。在这些历史条件下，无论基于何种意识形态与制度蓝图而建立的组织，都难免与共产党的组织有着大致相同的命运。因此，我们不应把共产党组织的"散漫性"仅仅视为源于组织"幼稚"的诸倾向——换言之，随着组织成长终将自然克服的诸倾向。只要这些特征植根于历史性、结构性(或生态性)诸条件，便可想见其克服绝非易事。
但原因的另一部分，显然存在于党自身的选择之中。如果党中央一贯明确采取把提高党员质量置于扩大党员数量之前的方针，党员的流动性或许不会达到这种程度。此外，如果没有一九三一年与一九三三年两次大规模的肃清浪潮，党员的流动性可能会小得多。正如当前中国的文献所承认的，如果当时共产〔82〕党只是看到了"社会民主党"这一组织的幻影，内讧或许是可以避免的。归根结底，急于建成始终忠实于党中央意图的、广泛深入群众的严格组织，反而导致了"散漫"组织的形成。但讽刺并未到此结束。这个"散漫"的组织，如下文所述，在给革命运动施加一定限制的同时，也可能赋予了它生命力。
〔第二章注释〕
(1)《中共闽西特委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八日)，《选编》上，第580页。
(2)《中共福建省委第五次执委扩大会关于士兵工作决议草案》(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八日)，《福建文件》(省委文件一九三一年—一九三四年)，第102页。
(3)例如，参见《龙岩团组织问题草案》(一九三〇年)，《福建文件》(团组织文件)，第219页。
(4)《闽西工作报告》(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二日)，《福建文件》(闽西)，第32页。
(5)《中共闽西特委报告第一号》(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福建文件》(闽西)，第225页。
(6)例如，可参看党中央巡视员的主张：他一面指出对新党员审查不充分，一面告诫要避免陷入"关门主义"(宗派主义)。《肖××巡视福州报告》(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五日)，《福建文件》(省委文件)，第388页。
(7)《罗明给中央组织部信》(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福建文件》(省委文件一九三一年—一九三四年)，第226—151页(原刊如此，页码疑有误)。
(8)同上，第226页。
(9)例如，参见《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九二九年七月)，《福建文件》(闽西)，第66页。
(10)《流氓问题——红四军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议案》(一九三〇年六月)，《选编》中，第511—514页，是了解共产党对流氓在一九三〇年前后方针变化的重要文件。此文件以后，流氓至少在方针上不再是合作对象，而成为打击对象。
(11)例如，参见《龙岩团组织问题草案》(一九三〇年)，《福建文件》(团组织文件)，第220页。
(12)《组织问题决议案》(一九三〇年九月十九日)，《福建文件》(团组织文件)，第31页。此文件与其他文件一样，指出正是这种阶级多样性，才是团内享乐主义、保守主义、金钱主义、不愿加入红军等问题的根源。
(13)《中共闽西特委报告第一号》(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福建文件》(闽西)，第227页。
(14)《中央巡视委员仲云关于福州中心市委工作状况的报告》(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五日)，《福建文件》(省委文件一九三一年—一九三四年)，第301—302页。
(15)凯丰(原刊括注“张爱萍”)《苏区团的组织状况与我们的任务》(一九三三年八月)，闽粤赣湘鄂北路剿匪第三路军编辑《赤匪反动文件汇编》第一册，台北，一九三五年六月，第299页。另，原刊注明：此文未收入《张爱萍军事文选》(北京，长征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16)前引《福建省组织史资料》，第26、27、62、63、64、135—137页。
(17)张星《福建鼠疫防治经过》，《福建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一九九一年，第195—196页。
(18)关于尸体处理与传染病的关系，参见《富田一带可怕的传染病发生》，《红色中华》第五期(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三日)。
(19)参见《我们要怎样来预防瘟疫》，《红色中华》第九期(一九三二年二月十日);以及《小常识》，《红色中华》第一百二十九期(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20)亮平《在新的形势下彻底转变福建省苏的工作(一)》，《红色中华》第一百五十七期(一九三四年三月三日)。
(21)《我们要怎样来预防瘟疫》，《红色中华》第九期(一九三二年二月十日)。
(22)金冲及主编，村田忠禧、黄幸监译《毛泽东传》上，みすず书房，一九九九年，第195—197页。共产国际当时相信毛泽东已病死，后来还在机关刊物上刊载了讣告。
(23)出于同样的原因，敌军也有许多士兵因疾病减员。据共产党的资料，刘和鼎的军队有千名士兵因病减员。《闽西出席全国苏代会代表的报告》(一九三〇年五月十八日)，《福建文件》(苏维埃政府文件一九三〇年)，第212页。
(24)《中共闽西特委报告第五号》(一九三〇年一月十日)，《福建文件》(闽西)，第161—162页。同样的陈述，也见于《闽西报告的补充》(一九二九年一月三十日)，同上，第44页。
(25)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北京，东方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96页。
(26)《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一周年纪念报告》(一九三二年二月七日)，《资料集》第六卷，第142—143页。
(27)《中共福建省委关于一九二九年出版品统计》(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福建文件》(补遗)，第72页。此处列有福建省委同年出版的出版物清单，其中《六大组织问题草案》的出版日期为五月十二日。
(28)《闽西苏维埃政府通告新编第十号》(一九三〇年八月十五日)，《福建文件》(苏维埃政府文件一九三〇年)，第217页。
(29)《中共闽西特委给南方局报告》(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七日)，《福建文件》(闽西)，第228页。
(30)关于福建省委员会激烈内部对立带来的混乱，例如参见《中共福建省临时省委关于省委扩大会议给中央的报告》(一九二八年七月二日)，《福建文件》(补遗)，第46—48页。
(31)《中共福建省委致中央信》(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七日)，《福建文件》(闽西)，第222页。此事件后，福建省委被迫迁往福州。
(32)《福建省苏机关中一种官僚腐气》，《红色中华》第三十二期(一九三二年九月六日)。
(33)《肖××巡视厦门报告》(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一日)，《福建文件》(省委文件一九三一年—一九三四年)，第403页。
(34)《中共安溪中心县委宣传部印发的革命口号及宣传通知》(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一日)，《福建文件》(各县委会文件)，第153页。
(35)《中共闽西特委报告第一号》(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福建文件》(闽西)，第225—226页。
(36)《闽西工作报告》(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二日)，《福建文件》(闽西)，第110—111页。
(37)《闽西苏维埃政府通告第七号》(一九三〇年七月八日)，《福建文件》(苏维埃政府文件一九三〇年)，第188页。
(38)《闽西苏维埃政府通告第六号》(一九三〇年七月五日)，同上，第187页。
(39)《闽西苏维埃政府通告新编第十一号》(一九三〇年八月十七日)，同上，第220页。
(40)《闽西苏维埃政府通告第四号》(一九三〇年十月一日)，同上，第241页。
(41)《中共闽粤赣省委报告第十三号》(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五日)，《闽粤赣》(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三年)，第234页。
(42)《中央巡视员仲云给中央报告》(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五日)，《福建文件》(省委文件一九三一年—一九三四年)，第330页。
(43)《肖××巡视福州报告》(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五日)，同上，第400页。
(44)《几个黑板上的人物》，《苏区工人》第十五期(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45)《肖××巡视厦门报告》(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一日)，《福建文件》(省委文件一九三一年—一九三四年)，第406页。
(46)例如，一九三一年八月，党中央派出的巡视员记载，本应由党中央拨给福建党的四、五、七月三个月的经费并未拨付。《中央巡视员巡视福建情况报告》(一九三一年八月三日)，同上，第327页。
(47)《中共闽西特委关于上杭、武平、长汀情况报告》(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六日)，《福建文件》(闽西)，第25页。
(48)《中共闽西特委关于各县情况给省委的报告》(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日)，《福建文件》(闽西)，第38页。
(49)同上。不过，要把握这一时期党机关的财政状况，有特别的困难。因为许多地方党机关是"既无预算也无决算"的状态(《中共闽西特委报告第一号》(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福建文件》(闽西)，第123页)。还有报告把闽西苏维埃政府的财政状况形容为"无政府状态"(《徐溥向党中央报告》(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四日)，《闽粤赣》(一九三〇年—一九三一年)，第18页)。
(50)《闽西工作报告》(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一日)，《福建文件》(闽西)，第111页。
(51)《中共安溪中心县委关于当前工作的决议》(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福建文件》(各县委会文件)，第173页。
(52)《中共闽西特委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八日)，《选编》上，第579页。
(53)《中共闽西特委报告第一号》(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福建文件》(闽西)，第228页。
(54)同上。关于共青团的会议，也指出了完全相同的问题。例如，参见《组织问题决议案》(一九三〇年九月十九日)，《福建文件》(团组织文件)，第34页。
(55)《中共闽西特委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八日)，《选编》上，第579页。
(56)《中共闽西特委报告第一号》(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福建文件》(闽西)，第229页。作出同样指摘的资料，参见《中共闽西特委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八日)，《选编》上，第580页。闽东情况也类似。据莆田县委报告，其管辖的八个区和一个特别支部中，两个完全不征收党费，一个数月未征收，一个不能按月定期征收。《中共莆田中心县委给福州中心市委的工作报告》(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七日)，《福建文件》(各县委会文件)，第200—203页。
(57)《闽西苏维埃政府通告第十一号》(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福建文件》(苏维埃政府文件一九三〇年)，第316页。
(58)《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第二十四次主席团会议决议案》(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二日)，《福建文件》(苏维埃政府文件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三年)，第307页。由此，长汀县苏维埃被党中央严厉斥责为"苏维埃的耻辱"。另参见《中共给福建省苏的指示》(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七日)，《选编》下，第120页。
(59)《福建省苏维埃政府通令第二十三号》(一九三二年八月四日)，《福建文件》(苏维埃政府文件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三年)，第296页。
(60)《福建省苏维埃政府通令第三十一号》(一九三二年九月七日)，同上，第333—334页。
(61)《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第四次执委扩大会的决议》(一九三三年八月)，同上，第389页。
(62)亮平《在新的形势下彻底转变福建省苏的工作(一)》，《红色中华》第一百五十七期(一九三四年三月三日)。
(63)《闽西的一般政治情形》(一九三一年一月)，《福建文件》(闽西)，第253页。
(64)例如，《中共闽西特委关于各县情况给省委的报告》(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福建文件》(闽西)，第36页。《中共福建省关于七二五反军阀战争示威报告》(一九三〇年八月六日)，《福建文件》(补遗)，第92页，记载了厦门暴动中两名党员闯入盐税局后携款逃走的事例。此外，福建省苏维埃机关内部也曾发生金钱与枪支丢失的情况。亮平《在新的形势下彻底转变福建省苏的工作(一)》，《红色中华》第一百五十七期(一九三四年三月三日)。
(65)同上。
(66)《中共闽西特委报告第一号》(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福建文件》(闽西)，第228页。指出同样问题的报告，还有《徐溥向党中央报告》(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四日)，《闽粤赣》(一九三〇年—一九三一年)，第18页。
(67)《中共闽西特委报告第一号》(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福建文件》(闽西)，第227页。
(68)《闽西苏维埃政府布告第十四号》(一九三〇年六月二日)，《福建文件》(苏维埃政府文件一九三〇年)，第174页。
(69)《拥护红军为着发洋财》，《红色中华》第六十五期(一九三三年三月三十日)。这位乡苏维埃主席以每二十一斤一元向群众买米，又以每十一斤一元卖给红军。顺带一提，红军内部也有人忙着赚钱。《闽西的一般政治情形》(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福建文件》(闽西)，第256页。
(70)《边区团匪假冒红军行劫》，《红色中华》第一百零二期(一九三二年八月十六日)。
(71)《福建省苏维埃政府通令第二十三号》(一九三二年八月四日)，《福建文件》(苏维埃政府文件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三年)，第296页。
(72)这个说法不仅用于闽西，在谈论福建省党组织整体时也使用过。最极端的例子是闽东福安中心县的状况。该县委决议这样记载：“游击队第一支队被北区斗争中的群众所厌恶。游击队的领导与生活也不好，完全土匪化了。第三支队则脱离了群众斗争与工作区域，投奔土匪，完全消灭了。……我们在福安找不到党支部、区委、县委的组织。只能找到党员、区长、县长、土匪头目、土匪成员。土匪路线!”(《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决议》(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日)，《福建文件》(各县委文件)，第132—232页;页码按原刊照录。)
(73)例如，参见《肖××巡视福州报告》(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五日)，《福建文件》(省委文件一九三一年—一九三四年)，第396页。
(74)《福建省苏第二十四次主席团会议决议案》(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二日)，《选编》下，第216页。
(75)《中央给福建省苏的指示》(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七日)，《选编》下，第210—212页。
(76)《福建省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苏维埃工作决议草案》(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福建文件》(省委文件一九三一年—一九三四年)，第182页。
(77)同上。
(78)《福建省苏维埃政府训令裁字第二号》(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七日)，《福建文件》(苏维埃政府文件一九三〇年，原刊如此)，第315页。
(79)《陈公光、林蕃给吾爱的信》(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四日)，《福建文件》(补遗)，第18页。
(80)铺设电话线，确实是闽西党领导人曾设想过的计划的一部分。《永定县第一次各区军事负责人会议》(一九三〇年十月三十一日)，《福建文件》(苏维埃政府文件一九三〇年)，第258页。但这一计划是否实现，极为可疑。毋宁说，闽西的信息、通信网，依靠的是以传递文献的"红色邮局"、设在交通要地供政府工作人员住宿的"红色旅馆"为代表的人依赖型机制。《福建省苏维埃政府通知第四号》(一九三二年四月八日)，《福建文件》(苏维埃政府文件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三年)，第241页。
(81)《中央巡视员报告》(一九三一年八月三日)，《福建文件》(省委文件一九三一年—一九三四年)，第319页。
(8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3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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