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年前的今天。二〇〇八年八月二十四日晚七时十八分，北京三〇一医院。一个八十八岁的老人停止了呼吸。
同一时刻，千米之外的鸟巢，北京奥运会正迎来闭幕式。圣火缓缓熄灭，歌声渐行渐远。一个时代的狂欢，与一个战士的离场，在同一个夜晚发生。
他叫魏巍。
你可能不记得这个名字了。但你一定记得一句话——“谁是最可爱的人”。
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头版。那篇通讯发表的时候，整个中国都在读。毛主席批示“印发全军”。朱德连声称赞“写得好”。周恩来在文代会上讲话时，推开讲稿，大声问：“在座的谁是魏巍同志，今天来了没有?请站起来，我要认识一下这位朋友。”全场掌声雷动。总理当着全体代表说：“我感谢你为我们子弟兵起了个‘最可爱的人’这样一个称号。”
从那天起，“最可爱的人”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名词。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在课本里读到松骨峰上那场惨烈的战斗——三十二架飞机、十八辆坦克、几十门榴弹炮、千余名步兵，向一个连的阵地扑来。最后，全连只剩下七个人。
魏巍写下了这一切。他不是隔着地图写的，他是踩着冻土写的，是冒着炮火写的。他三次入朝，屡屡深入前沿阵地，和战士们一起蹲防空洞、吃炒面、听炮声。他后来回忆说，《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个题目“不是在屋里憋出来的，而是从朝鲜战场上激动的情况下从心里蹦出来的，从情感的浪潮中跳出来的”。
那个年月，一个叫魏巍的人，用一支笔，把一个民族对子弟兵的全部深情，凝成了五个字。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魏巍不止写了松骨峰。
他还站了另一个阵地。那个阵地比松骨峰更冷、更孤独。
“改开”以后，风向变了。很多人争先恐后地背叛自己当初的信仰，由左向右一路狂奔，以诅咒和诋毁中国革命为荣。魏巍没有。他始终怀揣着不灭的信仰，只身挺进，逆向而行，以老迈之躯，肩住了“黑暗的闸门”。
一九九〇年，《中流》杂志创刊。由著名文艺理论家林默涵和魏巍出任主编，隶属于《光明日报》主管。创刊后，《中流》“坚持毛泽东时代的话语体系，在改革开放后，成为毛左派及新左派的舆论阵地，曾参与姓社姓资争论，被视为最勇敢捍卫社会主义杂志”。
魏巍在创刊号上写下了一首诗《写在汨罗江畔》，那诗里有一句——“但我决不效你投湖投江，必要时我将举起明亮的刀枪!”
他举起刀枪了。
一九九五年冬天，莫言的《丰乳肥臀》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书名一出，舆论哗然。很多人批评书名下流、哗众取宠。但最大的争议，源于这部小说的内容——很多党内文人和媒体纷纷指责它是“反动小说”。
魏巍坐不住了。
他执掌的《中流》杂志，从一九九六年第五期到第十二期，接连发表了十多篇文章，对《丰乳肥臀》及其作者莫言的创作倾向进行了集中的批判。著名作家刘白羽首先定调，他在谈到莫言及其作品时说：“世风如此，江河日下，我们浴血奋斗创造了一个伟大的国家，竟养了这些蛀虫，令人悲愤。”
魏巍则极力批判莫言歪曲共产党抗日历史，丑化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何国瑞在《歌颂革命暴力、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文艺》一文中，严厉批评莫言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是一部“近乎反动的作品”。云南作协副主席彭荆风认为它是“反动而又肮脏的文学垃圾”。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主办的《红旗文稿》也撰文批判莫言污蔑中共“共产共妻”。“过去国民党反动派诬蔑共产党是共产共妻，灭绝人伦，也只是流于空洞的叫嚣，难以有文学作品具体地描述，想不到几十年后，却有莫言的《丰乳肥臀》横空出世，填补了这一空白。”文章质问：“在《丰乳肥臀》一书中，共产党一无是处……而国民党却好处不少。国共两党几十年的斗争，谁是谁非谁得到人民的拥护，谁给人民带来灾难早有定论，莫言却不顾历史事实，把人民的苦难全都推给共产党，这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态度?”
压力之下，莫言所在部队和单位的领导要求莫言写检讨，还要他主动转业离开部队。莫言上午写报告，下午就批准了——就这样结束了自己二十一年的军旅生涯。上级还要求莫言自己写信给出版社，禁止再出版《丰乳肥臀》，作家出版社的版本就此绝版。
有人说魏巍“左”，有人说他“过时”，有人说他“极左”。他不为所动。一个写下了“最可爱的人”的老战士，不能容忍有人把那些最可爱的人写成丑角。莫言后来拿了诺贝尔文学奖，有人说那是“文学的胜利”。但魏巍至死没有收回他的批判。因为他知道——被国外搞“文化殖民”的人奖赏的东西，不等于就是好东西。
魏巍狠批的，不止莫言一个。
还有一个人，叫马立诚。原《人民日报》编辑，后来公开发表妄言“日本不必向中国人谢罪”，被斥为汉奸文人。
一九九八年，马立诚与凌志军出版《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轰动一时。书中把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南街村当成“极左”、当成“乌托邦”来批判。在《交锋》火爆的同时，南街村也头一次遭遇了舆论的狂轰滥炸。魏巍此时去了南街村——他要用自己的双脚，站在被围攻的基层集体经济的土地上，告诉那些坐在北京办公室里写书批判“乌托邦”的人：人民在这里，社会主义在这里。
据马立诚后来讲述，当年论战中魏巍曾“作判决书式发言”，态度鲜明、立场坚定、不留余地。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面对来自体制内主流舆论阵地的话语权碾压，寸步不让。
一九九九年，魏巍又以一名共产主义战士的敏锐，写出了《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这篇深刻的时政雄文。
他还在晚年深刻感受到——社会变了。“几乎回到我少年时期经历过的两极分化、贫富对立的旧社会了。”“那些痛苦的回忆又聚集到心头，看看周围，人民确实又在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了。”
他在《论毛泽东晚年》一文中，旗帜鲜明地指出：“彻底否定论者认为，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了。而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则认为，社会主义阶段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他认为“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宝库所作的新的伟大贡献”。他写道：“毛泽东的晚年，不仅不是什么严重错误的晚年，而且是光辉的晚年!”
这些话，在当时的舆论场里，句句都是逆风。
但魏巍不怕逆风。
他晚年还干了一件事。
洛阳有人要在烈士陵园搞商业开发。他拍案而起，说这是在挖共和国根基。给中央军委写信，多方面反映。民政部后来严禁全国烈士陵园搞商业活动，他只是说：“这次我们得到了一个小小的胜利。”
“小小的胜利”。一个八十几岁的老人，为了一群早已死去的人，为了那些埋在土里的骨头不被商业玷污，跑断了腿，写干了墨，最后只换来一句“小小的胜利”。他仍然知足。
他痛心的事太多。但他站定了，没有退。
二〇〇八年八月，病床上。肝癌晚期。他已经八十八岁了，人时醒时昏。
一次从昏迷中醒来，他把小孙子叫到床前。
“我交代你的只有一句话：继续革命，永不投降!记住没有?”
孙儿含泪答道：“记住了。”
老人家仍不放心，又让孙儿复述了三遍。
“继续革命，永不投降。”一个字都不许错。
一个老人，头昏得厉害，先让孩子抱住自己，晃一晃脑袋，只为把最后一句话说得更清楚。那不是做样子，那是他怕来不及。
他怕什么?
他怕后人把路走软了。
他怕有人把“最可爱的人”忘了。
他怕有人把“永不投降”这四个字，当成了过时的口号。
毛泽东曾经说鲁迅“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绝不中途投降妥协。”
有人用这段话评价魏巍，说“魏巍就是当代的鲁迅”。
魏巍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有着像鲁迅一样彻底革命的“硬骨头”，有着像鲁迅一样的“韧性”。
魏巍自己也在一次讲话中说过：“今天学习鲁迅固然要学鲁迅高超的艺术，更重要的还是学习鲁迅彻底革命的精神、硬骨头精神、不断革命精神，为人民大众争光明的前途。”
有人说他是“御用作家”。错了。他不是“御用”，他是“国用”，是“人民用”。御用是伺候皇帝的，国用是守护国家的。分不清这两个词的人，脑子里只有“主子”和“奴才”两种身份。
魏巍首先是共产党员，其次才是作家。为了党，为了人民，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他奋斗了一辈子、奉献了一辈子。尤其是在晚年，他不计得失毁誉，与各种危害党和人民事业的错误思潮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他不是书斋里的作家，是战场上的作家。他先是从火线里滚出来的人，后才是书桌前的人。
他写松骨峰。他站松骨峰。他就是松骨峰。
(曾让斯大林落泪不止的松骨峰战斗)
十八年过去了。
路，走软了吗?
魏巍批判的莫言式“黑革命”文学，今天消失了吗?没有。换了更精致的包装，换了更隐蔽的话术，换了一批更年轻的写手，但那股“解构英雄、抹黑历史”的劲儿，还在。
魏巍批判的马立诚式历史虚无主义，今天消失了吗?没有。只不过换了个名字、换了个平台、换了个腔调，继续在那里“交锋”。
魏巍坚守的社会主义文艺方向，今天被坚持了吗?有人还在坚持。但更多的人，忙着追流量、赶风口、写爽文、拍甜剧，把“为人民写作”当成一句挂在墙上的旧标语。
魏巍担心的“挖共和国根基”的行径，今天停止了吗?烈士陵园不搞商业开发了。但有人在精神上挖——解构历史、虚无英雄、嘲弄信仰。那根锄头，从来没有放下过。
魏巍临终喊出的“继续革命，永不投降”——今天还有多少人记得?还有多少人践行?
有人说魏巍“极左”。我告诉你——如果捍卫社会主义、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站在人民立场上写作叫“极左”，那“极左”这顶帽子，是无比光荣的!
有人说魏巍“过时”。我告诉你——他批判的那些东西，今天一样不少地还在。他捍卫的那些东西，今天一样不少地还在被侵蚀。一个战士，只要敌人还在，就没有“过时”这一说。
有人活着，已经烂了。魏巍死了，骨头还在。
十八年前的今天，他走了。
但“继续革命，永不投降”这八个字，还在。
如果有人忘了，那就由我们来提醒。
如果有人投降了，那就由我们来战斗。
魏巍同志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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