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对于文革的评价，有人认为是“失败”的，有人认为是“胜利”的，刘老师的这篇随想录从毛主席1945年“窑洞对”破题，直指文革的核心遗憾：民主停留在了“大鸣大放”的运动式发动上，却未能落地为可操作、可固化、可传承的制度硬件。运动式教育作为“软件”固然重要，但若无制度与法律这一“硬件”作为保障，旧观念、旧秩序便可能随权力更替死灰复燃。应当说，这一从“民主新路”与“制度他律”双重维度反思历史的视角，抓住了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这个问题的肯綮，是一篇有态度、有锋芒、有思想含量的思考。
基于此，欢迎广大网友参与讨论和交流。我们期待看到：从不同视角对文中观点提出商榷或补充;对“运动式民主”与“制度性民主”的关系展开深入探讨;聚焦制度建设与权力监督的问题，避免陷入简单的口水之争。
思想的真正成熟，始于有勇气直面反思。我们刊发此文，正是相信：真理愈辩愈明，唯有在理性的讨论中，历史的经验教训才能转化为前进的智慧。
刘继明随想录：文革为什么失败
毛主席在著名的“窑洞对”中回答黄炎培如何走出治乱循环周期率提问时曾自信满满地说，唯一的办法是民主，人人起来负责，监督政府，为此，他在晚年毕其攻于一役发动文革，给社会主义民主赋予了具体的形式——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遗憾的是未能将这种形式落实到对干部的选拨、罢免和监督等制度化层面，最终功亏一匮，人亡政息。这既是一个伟大革命领袖的悲剧，也是二十世纪国际共运乃至人类历史上的最大悲剧。
文革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却没有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的无产阶级法权。毛泽东过度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总认为人是通过不断的运动式教育就能改造好的，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告诉我们，几千年私有制观念不可能在短短几十年从人的大脑中根除，而建立共产主义公有观念更不可能一蹴而就，所谓以善如登从恶如崩，就是这个意思。
教育只是制约人思想和行为的软件，真正的改变还得靠制度和法律这个硬件，没有后者作为保障，旧制度旧观念很容易随着权力更替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资产阶级国家的三权分立也许不失为一种科学的设计，这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立数百年而不变的重要原因。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领袖一死，变色变质比变脸还要快，原因盖出于此。
我这样说肯定会遭来一些人反感。中国的许多左派只谈文革的“伟大” ，避讳谈文革的缺点和错误，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长期以来右派对文革的控诉和污蔑所至。但我们讨论文革的缺点和错误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右派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我们是在充分肯定文革成就及其伟大意义的前提下谈缺点和错误，他们是全盘否定。二者的出发点不同，得出的结论也截然不同。什么时候能走出为文革辩护的义愤，直面文革的缺点和错误，总结其失败教训是左派开始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老田：无产阶级法权与“领导权”问题
——《刘继明随想录：文革为什么失败》读后感
文革向来就不存在一次胜利的可能性，借用无产阶级法权的说法来展开具体的讨论。拆解一下，无产阶级法权作为一个新生事物，这个新生事物的实现，需要什么样的新生力量，具有什么样的认识自觉，付出什么样的努力，才能够落地?换一句话说，能不能在群众起来的条件之外，在行政国家的最高层面，通过行政化的制度设计而实现?
提出这个话题，很有创意，但是，分析过度折叠，从提出问题开始——“人人起来监督政府”——这个是否需要特定的政治前提，有没有可能基于群众的自发努力而实现?同时，甩开群众人人起来的条件，能不能直接就在国家整体的行政层次上实现——如果真的可以，那就不需要人人负责，而只需要制度负责就可以了。恰好是在这里，删去了政治眼光和想象力，只有行政想象力相对丰富——给人印象，似乎搞点好的行政或者制度设计，就能够避免社会主义制度的和平演变了?这个恐怕是一个幻觉，与下文推崇形式民主和三权分立一样，想要在没有大范围促成群众觉悟与组织奋斗力量的前提下，搞无产阶级法权的制度设计。
不是没有无产阶级法权，而是大家好像都看不见这个法权如何落地，对真正的成功经验，不当一回事儿。
无产阶级法权，应该理解为无产阶级专政落地的实践路径与方法，核心首先是与资产阶级法权形成区别，无专要在对旧统治方式革命的延长线上，才能够打捞回来——三湾改编就是一个队旧统治方式革命的努力，同时部分地实现了无产阶级法权的落地，虽然还不成熟，处在学徒工早期——迥然不同于旧统治方式的革命，是在革命的第一天和第一步就必须付诸实践的要求——要不然就无法从内部激发红军士兵和农民群众，对于革命的自觉支持;其实，人人都起来负责，是一个政治上的建设效果，也是三湾改编的政治内涵所在，后续要求红军实现政治化建军，依据也在于此;
红军连队设立专职党代表，在士兵群众中间寻找和激活最可能觉悟的先进分子，促成其在群众中间发挥组织核心或战斗堡垒的作用，这就是一个政治领导权的建设路径，觉悟者就是经过这样的政治建设努力“从无到有”地生长出来的，并还继续以群众的身份在群众中间发挥组织核心作用;然后，如果行政管理事务继续由少数军官垄断，那这样的组织核心就难于发挥太多的作用了，所以，需要配套破除军官对管理权和管理事务的垄断，在官兵平等基础上组建一个管理公共领域——双方共同参与和处置各种管理事务，红军要求战士指向三大任务——大众、筹款子和建设根据地，这实际上是要求每一个红军战士都想要总经理那样关注和参与管理的全局;而且，如果没有很多积极分子，自下而上地关注和参与管理公共领域的运作，这个公共领域就会很萧条而且缺乏活力了;
可以，命名一个“毛式公共领域”=党代表的领导权建设+行政公共化与群众化，三湾改编的内容，就是第一次实现“对旧统治方式革命”的劳动阶级的法权实践，所以，领导权建设是第一位的政治业务，没有这个，就谈不到对旧统治方式的革命，也无从促成无专在实践中间落地。
当然，群众中间的积极分子，是需要经过党建努力，去寻找和激活的;而共产党，只要是存在一天，就应该经营唯一的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业务——不断地透过选择和激活先觉悟者的方式，以他们为核心去促成群众觉悟与组织奋斗力量;这个迥然不同于阶级社会常规的领导方式，才是塑造无产阶级法权的必由之路，革命时代是靠这个打赢强敌的，建设时代依然要靠这个，实现实质民主同时降低对少数人垄断管理权的依赖，舍此之外，并没有别的无产阶级法权的存在空间。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无专到目前为止，还只能够结合基层群众动员的成功经验，去理解无专问题;目前还不能够上升到国家政权层面去理解，还没有这个国家整体层面的成功经验，作为认识的依据;同时，行政国家具有内在的反对人民主权的趋势，硬要在国家层面讨论无产阶级法权问题，可能，一开始就陷入“用行政眼光观察政治的扭曲”。
和平演变或者走资变修复辟，可以从国家行政层面开始构建起自己的力量，党阀可以自如地结合学阀，自上而下地策略和推行这些，但是，建设无产阶级法权，却不行;至少，在毛周在位之日，刘邓就能够在官场占据多数，这个趋势并不说明他们的能干，而是恰好在反面揭示出一个根本性问题——在官场卖假货比真货更受欢迎，这样的过滤机制的实际存在，当然也体现了行政国家或者官僚群体内在的选择性或者否定性。
如果无产阶级专政在国家制度层面实现了制度化，按照社会发展史，阶级、国家和政党也应该到了灭亡的临界点了。
文革之所以需要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揭露阴暗面，为什么不从国家行政设计或者人事选拔方面完成，差距就是在这里。这个随想录，似乎预先假设“在国家制度层面存在着落实无产阶级法权”的可能性，这个地方是否存在着现实的可能性，需要仔细甄别，至少要对此保持高度自觉，而不能在思考和分析之先，就假设必定会有。
如果把三湾改编所内涵的无产阶级法权视野删去之后，还假设在国家政权层面，可以透过各种行政设计落实新的法权，这个，恐怕是在问题诊断之先，就开出了药方，然后还相对轻率推荐各种学习资产阶级法权的合法化逻辑——诸如三权分立和形式民主等等;这个，恰好从反面说明——连一个具有坚定左翼立场的人，都只有行政眼光而没有政治眼光，所以，文革就不存在一次胜利的可能，无产阶级法权不要说在国家制度层面实现不了，就是实现对群众觉悟与组织奋斗的再一次民间出发都不可能的，这个认识状况，恰好是文革造反派骨干的认识盲点所在。以文革当时的说法，是新生力量的力量不足，认识不足，所以，就无法推动新生事物的顺利落地。
换言之，在行政化的先锋队，已经拒绝领导权建设业务之后，就需要真正的新生力量，从民间再出发，去承担这样的业务以催生新生事物了。如果连新一轮的新生力量，缺乏自觉的认识和努力，也当然不可能有什么建设无产阶级法权的业绩了。当然，就更别指望执掌行政国家的官僚群体去推动无产阶级法权落地了。至少，绝大多数人包括今天的左翼，连无产阶级法权如何落地，落地可以在什么层次实现，都没有认真思考过，所以新生事物变成了一个没有新生力量去承载的赘疣了，在其反面，走资派的机会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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