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里，毋庸讳言小资产阶级思想改造是每个人都面临的客观问题，进步青年们已经意识到直面自身的持续个人改造是对治小资产阶级思想环境侵袭的必经之路。本文想把视角往前推一步，也就是个体改造很好，但还远远不够，为了避免反复乃至倒退，需要有第二条腿支撑，也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改造必须从个体到群体，从“我自己怎么改”推到“我们怎么改造”。
为什么要推这一步?因为在左翼扩大之后，有一个比“个人改造”更迫切、也更少被深入讨论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当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左翼之后，我们如何把这些“人群”变成一支“团队”?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想先花几分钟把左翼的传承史说清楚。因为不了解我们从哪里来，就很难判断我们要往哪里去。
过去二十多年，左翼经历了几次明显的扩张。2000年前后互联网兴起，贫富分化和国企改革议题让传统左翼获得了新的网络传播空间，特别是以魏巍前辈为代表的一批老同志开辟了毛泽东旗帜网等阵地，这是改开后左翼以网络为主要活动空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资本主义危机和劳动问题推动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向左转。2012年前后围绕社会公平的讨论又带来新的关注。2020年初以来，就业、住房、教育、平台劳动和青年生活压力，使更多年轻人开始重新思考资本、劳动与社会制度的关系。每一次社会矛盾激化，都会把新的人带进来。
当然，其中的曲折也是有的。尤以2012年西南事件为界，左翼团队分化成保皇派和革命派，这两派之间的冲突，造成了一定的分裂。经过十几年的变化，很多当初坚定的人逐渐消声匿迹了，也有相当多的人与现实“和解”，回归个人生活，逐渐脱离了左翼阵营，还有一些人成了“民左”。我记得当年有位同志说过，某某网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矛盾的激化，会自动转向革命派。他还说，一声枪响，一只鸟会跑，一百只鸟也会跑掉。现在看来，他还是过于乐观了。其中最大的原因，恐怕还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没有改造好。
当年的老同志逐渐折损，相当多的老同志还成了“民左”，口里天天喊毛泽东思想，但碰到具体问题时，又回到“保救”那一套。问题恐怕在于，一些老同志是向后看的——也许是情结使然，也许是年事已高。但青年人不同，他们没有思想包袱，他们看历史问题更清晰，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眼光是向前的，很容易接受阶级斗争观点，达到毛泽东思想的核心观点，也就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青年人增多，这绝对是好事，也是毛主席当年预料到的。但人数增加不等于政治成熟。恰恰相反，团队越扩大，原有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个人主义、宗派主义、民粹主义和脱离群众的问题，也越容易进入左翼内部，甚至被放大。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做到“扩大而不涣散”呢?
一、我们是怎么“扩而不聚”的
先说一个判断：当前左翼最需要警惕的倾向，不是“人太少”，而是“扩而不聚”。
什么叫“扩而不聚”?就是人进来了，但没有形成真正的集体;声音多了，但没有形成共同的方向;活动增加了，但没有形成持续的团队。看起来热热闹闹，实际上是一盘散沙。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方式理解左翼，每个人都按自己的兴趣参与活动，每个人都按自己的节奏来去自由，这与其说是一个进步力量，不如说是一个兴趣社群。
为什么会这样?根源还在小资产阶级的分散性。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有一段极其著名的描述：小农“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人数众多，却彼此隔离，不能形成全国性的联系，不能形成政治团队。这段话写于一百七十多年前，但用来描述今天的网络左翼，竟然毫不过时——只不过今天的那一袋“马铃薯”，从法国小农变成了写字楼里的白领、出租屋里的青年和屏幕后面的网民。他们同样人数众多，同样彼此隔离，同样不能形成有机的联系。他们的“联合”往往是观念上的、话语上的，而不是实践上的、团队上的。这就是为什么网络左翼看起来人多，实际上力量有限——因为“联合”停留在屏幕上的点赞和转发，没有转化为现实中的共同行动。
这里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小资产阶级的“原子化”生存状态。他们不像产业工人那样，在大工厂里天然地形成集体劳动的纽带;他们分散在写字楼、出租屋、大学校园和网络空间中，彼此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一个人可能认同左翼的某些理念，但他不愿意接受团队的约束;他可能关心社会公平，但他不愿意为集体牺牲个人时间;他可能批判资本主义，但他不愿意真正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当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地进入左翼时，“涣散”就成了必然的后果。
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有一段话，对我们理解这个问题很有帮助。他指出，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在无产阶级的集体中，一定的权威和一定的服从，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需的。但小资产阶级恰恰是最不能接受权威的阶层——他们渴望自由，却不愿意承担自由所需要的纪律;他们向往联合，却不愿意接受联合所需要的约束。这种“既要联合、又不要纪律”的心态，正是小资产阶级分散性在团队问题上的典型表现。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说过：“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这句话放在今天左翼的处境中同样适用，如果我们不能克服自身的分散和无组织状态，任何批评资本的话语都只能是纸上谈兵。
二、团队化为什么这么难?
既然“扩而不聚”是问题所在，那么自然的追问就是：为什么“聚”这么难?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理解“聚”需要什么条件。我认为，把分散的人群凝聚成一支团队，至少需要三个条件。而这三个条件，恰恰都是小资产阶级最不适应的。
第一，共同的目标。不是抽象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是具体的、阶段性的、可操作的目标——比如在一个社区里争取某项公共权益，在一个行业里推动某项劳动条件的改善，在一个社群里开展某项具体的调查。没有具体目标，人就无法被组织起来。但小资产阶级的习惯恰恰是：喜欢谈论宏大的目标，不愿意面对具体的目标。因为宏大的目标不需要承担具体的责任，而具体的目标意味着你要为它的实现付出代价——你要投入时间、精力，你要接受分工，你要对结果负责。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有一句名言：“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但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恰恰相反——他们更愿意讨论纲领，而不愿意迈出那“一步实际运动”。因为讨论纲领是安全的、不需要付出代价的，而“一步实际运动”意味着你要进入现实、接受检验、承担后果。我见过太多这样的场景：一个群里几十个人热烈地讨论“革命形势”“历史方向”“战略与策略”，但当你问“我们下周要不要去附近那个工厂做一次调查”时，群里就安静了。这不是因为他们不关心工人，而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为“关心”付出实际的代价。
第二，共同的纪律。不是强迫性的服从，而是自愿接受的约束——比如按时参加活动、按时完成任务、接受团队的分工安排。纪律的本质是：个人让渡一部分自由，换取集体的行动能力。这对习惯了“自由来去”的小资产阶级来说，是极不舒服的。恩格斯在《论权威》中举过一个例子：一个纺织厂的运转，需要无数工人服从统一的时间安排和工序要求;一艘在海上航行的船，更需要绝对的权威来指挥。他说：“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团队也是一样——想消灭团队中的纪律，就等于想消灭团队本身。
但小资产阶级对纪律有一种本能的抗拒。他们觉得纪律是“束缚”，觉得“服从”是“丧失自我”。他们更愿意把“自由”理解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不是“在共同规则下行动”。这种对纪律的抗拒，是团队化最大的障碍之一。
第三，共同的反思。不是各说各话，而是定期在一起总结经验、检讨错误、修正方向。反思的前提是承认自己可能错了，而承认错误恰恰是小资产阶级最难以做到的事情之一。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尖锐地指出，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动摇不定、华而不实，它的特性是很快会转为俯首听命、消沉颓丧、耽于幻想”。这种革命性的特点就是：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口号喊得响，行动跟不上;顺利时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挫折时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这种情绪上的大起大落，恰恰是缺乏“共同反思”机制的表现——因为没有集体的支撑和校正，个人的情绪就只能在自己的轨道上反复摇摆。
这三个条件，在目前的左翼环境中都很难实现。但正因为难，才需要正视。如果只是满足于“人多”“声量大”，而不去解决“如何聚”的问题，那么左翼的扩张就只是虚假的繁荣。
三、为什么思想改造必须依托团队?
很多进步人士都强调了个人自觉的重要性。这没有错。但我要补充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维度：个人自觉是必要的，但远远不够。思想改造如果只靠个人自觉，几乎必然半途而废。
为什么?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人的自我认知有盲区。你自己看自己，永远看不全面。有些旧思想、旧习惯、旧倾向，你自己可能完全意识不到，但别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比如，一个知识分子可能觉得自己很谦虚、很平易近人，但他在和工人说话时那种不自觉的居高临下，别人是能感受到的。这种盲区，只有通过他人的观察和反馈才能被照亮。
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知识分子改造时，要求知识分子“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但问题是：你怎么知道自己的思想感情需要变化?你怎么知道变化的方向是什么?单靠自我反省，你甚至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只有通过团队中的相互批评，你才能看见自己看不见的那一面。
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同志，在群里讨论中总是喜欢用“我们(光荣的)无产阶级”这个说法。他自己觉得这是立场正确的表现。但有一次，一个工人出身的同志私下跟他说：“你每次说‘我们无产阶级’的时候，我都觉得你在说‘你们无产阶级’。”他一开始很不理解，觉得自己明明是在表达认同。但后来他仔细回想了自己的语气、姿态和上下文，才发现自己确实有一种“我作为知识分子，愿意站到你们这边来”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他自己完全意识不到，但别人能感觉到。如果没有那位工人同志的反馈，他可能永远都意识不到这个问题。
第二，个人的意志力是有限的。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的、反复的、痛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一定会遇到挫折、动摇、灰心的时刻。如果只是一个人孤军奋战，很容易在反复的失败中放弃。但如果在团队中，有同志们的鼓励、监督和帮助，你就能在动摇的时候被拉回来。
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判断：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团队’，没有别的武器”。这句话不仅适用于政治斗争，也适用于思想改造——个人对抗自己的旧思想，同样“除了‘团队’，没有别的武器”。一个人的意志是脆弱的，但一个团队的支撑是强大的。你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团队拉你一把;你自我怀疑的时候，集体的智慧可能给大家一个明确的方向;你想放弃的时候，团队告诉你“你不是一个人”。
第三，旧思想的物质基础是社会的。一个人头脑中的旧观念，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只要他仍然生活在旧的社会关系中——比如仍然在资本逻辑下工作、消费、社交，旧思想就会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说得极其深刻：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请注意“每日每时”这个词——旧思想的再生产是日常性的、自动的、不需要你“努力”就会发生的。个人的“顿悟”无法对抗这种持续的社会再生产。只有依托团队，建立一种新的、对抗性的社会关系，才能为思想改造提供持续的物质支撑。
所以，我的判断是：思想改造不是个人的修行，而是团队的工程。个人自觉是起点，但只有通过团队机制，改造才能持续、才能深入、才能有效。
四、改造的集体机制：一个可操作的框架
那么，团队如何承载思想改造?我提出一个可操作的框架，包含五个机制。
第一，共同阅读与讨论机制。思想改造需要理论武器。但理论学习不能是个人化的、随意的阅读，而必须是团队化的、有计划的共同阅读和讨论。比如，一个小组定期共读一本书，每次由不同的人领读，然后集体讨论。讨论的目的不是“证明谁理解得对”，而是通过碰撞澄清认识、发现盲区。这种机制的好处是：它把个人的学习变成了集体的学习，把个人的理解变成了集体的认识。
恩格斯在《论权威》中谈到，即使是铁路的运转，也需要“权威”来协调无数人的行动。理论学习也是一样——如果没有一个有计划的安排、有一个共同遵守的节奏，每个人的阅读就只能是随意的、零散的、无法积累的。一个人今天读一篇这个，明天读一篇那个，看起来读了很多，实际上什么也没有沉淀下来。但如果有团队化的共读计划——比如这个季度读《共产党宣言》，下个季度读《国家与革命》——每个人的阅读就有了共同的坐标，讨论就有了共同的基础。
我见过一些做得比较好的小组，他们的做法是：每次共读之前，指定一个人做领读，准备一份提纲;共读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发言，不允许只旁听;共读之后，轮流写一篇简要的心得，发到群里供大家讨论。这个过程看起来简单，但坚持下来很不容易。它需要每个人让渡一部分自由阅读的随意性，接受共同进度的约束。但正是这种约束，让学习从“兴趣”变成了“纪律”，从“个人爱好”变成了“团队行为”。
第二，实践任务与复盘机制。思想改造不能停留在书斋里。团队必须为成员提供实践的机会——哪怕是很小的实践，比如一次社区调查、一次劳动者访谈、一次争取权益协助。更重要的是，实践之后必须复盘：我们做了什么?遇到了什么问题?哪些判断是错的?为什么错了?通过复盘，实践才能转化为认识，经验才能上升为理论。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有一段极其重要的话：“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这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只有通过团队才能持续运转。个人的实践往往是零散的、偶然的，但团队的实践是有计划的、连续的——这个月做这件事，下个月做那件事，每件事之后都有复盘，每次复盘都指导下一次实践。
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有一个小组想做外卖骑手的调查。他们一开始的计划是：设计一份问卷，在网上发给骑手填写。但第一次复盘时他们发现：问卷回收率很低，而且填写的骑手大多是“有闲工夫上网”的，不是最辛苦的那一批。这个发现让他们修正了方法——不再发问卷，而是直接去骑手聚集的站点蹲点，和骑手聊天，记录他们的真实处境。第二次复盘时他们又发现：聊天虽然能获得真实信息，但缺乏系统性，聊到哪里算哪里。于是他们又设计了一个半结构化的访谈提纲，确保每次聊天都覆盖几个核心问题。就这样，经过三四次复盘和调整，他们的调查才真正有了质量。
这个过程说明了什么?说明实践不是一次性的，而是需要反复试错、反复修正的。而这种反复，单靠个人很难坚持——因为个人很容易在第一次失败后就放弃，或者满足于“我已经做了”的自我安慰。但团队不一样：团队有既定的目标，有分工的成员，有复盘的机制，它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就停下来。它会调整方法，重新再来。
第三，批评与自我批评机制。这是团队承载思想改造的核心机制。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目的不是“整人”，而是帮助彼此看清盲区。它需要几个前提：一是信任——相信对方是善意的，是为了帮助自己进步;二是具体。批评必须指向具体的行为和观念，而不是抽象的人身评价;三是对等。批评是相互的，不是单向的。这个机制最难建立，但一旦建立起来，就是团队最宝贵的资产。
毛主席在《反对自由主义》中批评过一种现象：有些人“不是为了团结，为了进步，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确的意见斗争和争论，而是个人攻击，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这种“自由主义”恰恰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反面——它把批评变成了攻击，把争论变成了斗争。真正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必须建立在共同目标的基础上：我们批评你，不是因为你让我不舒服，而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事业，而你现在的做法正在损害这个事业。
我见过一些团队，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得很好，也有一些团队，开展得很糟糕。好的团队有一个共同特点：批评指向具体的行为，而不是抽象的人格。比如，不是说“你有小资产阶级思想”，而是说“你在上次讨论中，当那位工人同志发言的时候，你打断了他三次”——这是一个具体的、可检验的事实。而不好的团队，批评往往指向抽象的人格：“你就是个个人主义者”“你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左翼”——这种批评除了制造对立，没有任何建设性。
批评与自我批评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它必须是双向的。如果只有领导批评成员，没有成员批评领导，那这就不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而是训话。真正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团队中的每一个人——无论资历深浅、职位高低，都有权利批评别人，也有义务接受别人的批评。这种双向性，是团队内部平等关系的体现。
第四，分工与责任机制。思想改造不能是“空对空”的自我反省，它必须落实为具体的责任。团队中的每个人，都应该承担一项具体的任务——哪怕是写一篇通讯、整理一份资料、联系一位劳动者。承担任务的意义在于：它迫使你走出自我，面对现实，在做事的过程中暴露自己的问题，然后通过解决问题来改造自己。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句话的实践含义是：你是什么样的人，不是由你的自我认知决定的，而是由你实际参与的社会关系决定的。你在团队中承担了什么任务、和什么人打交道、解决了什么问题——这些才是定义你的东西。如果你从来不承担任务，你就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同志，在理论上非常激进，每次讨论都能引经据典，说得头头是道。但团队安排他去做一次简单的联络工作，他拖了两个星期都没有完成。后来复盘的时候，他承认：自己害怕和陌生人打交道，害怕被拒绝，害怕“丢面子”。这个发现对他来说是震撼的——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在理论上那么“革命”，在现实中却连一次简单的联络都不敢做。这就是分工与责任机制的意义：它让你在具体任务中暴露自己的真实问题，而不是躲在理论的后面自我感觉良好。
第五，定期反思与调整机制。团队应该定期(比如每月或每季度)进行集体反思：我们这段时间做得怎么样?哪些方面有进步?哪些方面在退步?哪些成员需要帮助?哪些做法需要调整?这种反思不是“工作总结”，而是团队层面的“自我批评”——它不仅针对个人，也针对团队本身。
列宁在《关于民主派大学生中的党派问题》中有一个重要的提醒：“全部问题在于，不要满足于我们从以往的经验中练就的本领，一定要前进，一定要有长进，一定要从比较容易的任务转到比较困难的任务。”这个“从比较容易的任务转到比较困难的任务”，就是定期反思的意义所在——它迫使团队不断给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而不是停留在舒适区里自我满足。
我见过一些团队，活动开展得热热闹闹，但从不反思。每次活动都是同样的模式：召集人发通知，大家到场，听一个人讲，散会。没有人问：这个活动达到了什么目的?参加的人有什么收获?下次怎么改进?这样的团队，活动再多也只是重复，不会进步。而另一些团队，每次活动之后都有复盘，每次复盘都产生具体的改进方案——下次换一个主题、换一种形式、换一个时间。这样的团队，哪怕活动不多，但每一次都在进步。
这五个机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共同阅读提供理论武器，实践任务提供检验场所，批评与自我批评提供纠偏机制，分工与责任提供持续动力，定期反思提供调整空间。个人在这个循环中被持续地改造，团队在这个循环中不断地成熟。
五、从“个人成长”到“集体力量”
很多人理解思想改造，容易把它理解为“个人成长”——“我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我要克服我的缺点”“我要提升我的觉悟”。这种理解没有错，但它是不完整的。如果改造只是个人的事，那么它最终只会通向两种结果：要么变成自我感动——“我已经改造得很好了”;要么变成自我放弃——“我改不了，算了”。
真正的思想改造，必须指向一个更大的目标：集体力量的形成。
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因为个人的改造，无论多么彻底，都无法改变社会的根本问题。你可以把自己改造得非常完美——完全没有个人主义、完全没有精英意识、完全没有小资产阶级的一切毛病——但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只要资本逻辑还在运转，绝大多数人的痛苦就还在。个人的“完善”不能替代阶级的解放。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还有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的深意在于：改造自己的思想，不是为了获得一种“正确的解释”，而是为了获得一种“改变世界的能力”。如果你把自己改造得很好，但你所在的团队没有因为你的改造而变得更有力量，那么你的改造就还没有完成。因为改造的最终检验，不是个人的“纯洁度”，而是集体的“行动力”。
这也意味着，改造的标准不是“我是否感到自己进步了”，而是“我们的团队是否更有战斗力了”。如果你个人进步了，但团队没有进步;你个人觉悟提高了，但团队仍然涣散，那么你的改造就是不彻底的。
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强调，团队的纪律永远优先于个人的事务。在团队中，个人判断和集体行动之间会产生冲突——个人认为应该这样做，但团队决定那样做。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必须让位于团队，从以个人为中心转变为以团队为中心。这不是对个性的压制，而是对力量的凝聚。分散的个人是一盘散沙，只有团队起来的集体才能形成真正的战斗力。
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一点：从“个人成长”到“集体力量”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这意味着你要放弃一些东西——放弃“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自由，放弃“我的观点最重要”的自我中心，放弃“我比你们高明”的优越感。这个过程不会舒服，但它是必要的。正如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所说，一定的权威和一定的服从，在任何团队中都是必需的。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权威”，而在于“权威服务于什么目的”。如果权威服务于共同的事业，那么服从它就是值得的;如果权威服务于个人的私利，那么反抗它就是必要的。
六、从历史中汲取教训
历史不是无关紧要的背景，而是我们理解今天问题的最重要的参照。回顾过去二十多年的左翼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反复出现的教训。
第一个教训是：没有团队，扩张就是虚假的繁荣。每一次社会矛盾激化，都会带来一波左翼的扩张。但每一波扩张之后，都伴随着一波衰退。2000年前后进入左翼的那批人，今天还有多少在坚持?2008年以后进入左翼的那批人，今天还有多少在活动?2012年前后进入左翼的那批人，今天还有多少在战斗?每一次扩张都带来了新人，但每一次衰退都带走了更多的人。为什么?因为没有团队——人来了，但没有被凝聚起来;热情来了，但没有被转化为持续的行动。当社会矛盾缓和的时候，热情就消退了;当个人生活遇到压力的时候，人就退出了。这就是“扩而不聚”的历史代价。
第二个教训是：没有改造，团队就会变质。即使建立了团队，如果团队成员的思想没有得到持续的改造，团队本身也会逐渐变质。2012年西南事件后左翼的分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什么同样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有的成了“保皇派”，有的成了“革命派”，有的成了“民左”?不是因为他们的理论水平不同，而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改造程度不同。那些始终坚持改造自己的人，能够在新的形势下保持清醒;那些停止改造自己的人，逐渐被旧思想重新俘虏。列宁说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每日每时”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不改造自己，旧思想就会自动地改造你。
这两个教训，指向同一个结论：团队建设和思想改造，是左翼事业的两条腿，缺一不可。没有团队，思想改造就是空中楼阁;没有思想改造，团队就会变质。我们今天讲“从人群到团队”，讲“改造的集体机制”，本质上就是在回答一个问题：如何让左翼既能够“扩”，又能够“聚”;既能够“人多起来”，又能够“力量大起来”。
七、从“我”到“我们”
什么叫“我们”?就是一群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互相支持、互相制约、共同行动。在这个“我们”里，你的个人得失不是被消灭了，而是被纳入了更大的尺度。你不再是一切思考的起点和终点，你成了链条中的一环、集体中的一员。这不损失你的尊严，恰恰相反，它让你从原子化的孤独中走了出来，让你真正地有力量。
因为说到底，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你一个人再聪明、再努力、再自律，你能改变的东西仍然微不足道。但如果你能和一群人站在一起、共同做一件事，那力量就完全不同了。这就是为什么一切有意义的改造最终都要导向共同行动。
答案不是靠某个人振臂一呼，也不是靠某种理论一锤定音，而是靠团队机制的建立和运转。思想改造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它必须嵌入团队生活之中，通过共同阅读、共同实践、相互批评、分工协作、定期反思，才能持续地、有效地进行。
本文讲的这些问题，都首先是我自己的问题。我自己就是这个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里的一条鱼，我身上的个人主义、小资伤感情绪也很多。改造不是一次性的手术，而是一场漫长的复健。你会反复，会退步，会觉得自己“又变回原来的样子了”。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说得极其深刻：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作长期斗争中成长、形成和得到锻炼的”。“长期斗争”，不是一次性的胜利，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长期的、反复的、在实践中进行的斗争。只要你还在往前走，哪怕走得慢一点，哪怕走几步退一步，你终究是在前进。最怕的是停下来，是觉得自己“已经改好了”，是把自己排除在被改造的对象之外。
我们今天思考这些，不是为了讨论“如何做一个更好的个人”，而是为了讨论“如何建设一支更有力量的团队”。个人的改造是必要的，但它的意义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实现。从“我”到“我们”——这不仅是一条思想改造的道路，更是一条人的解放的道路。因为只有当一个人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原子，而是一个有团队的集体的一员时，他才有可能真正地改变世界，也才有可能真正地改变自己。在不完美的条件下坚持介入、坚持实践、在断裂处重建连接，这本身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最深层的实践品格。
这条路很长，也很难。但方向是清楚的：让每一个进入左翼的个体，不是停留在“人群”中，而是先成长为一个个小“团队”中的一员。从原子到分子，逐渐凝聚出聚变的力量。这或许才是左翼扩大之后，真正需要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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