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19日，“经典与未来：第六届马克思主义文艺与文化理论论坛”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三号楼中文系205会议室成功举办。本届论坛为期两天，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国际批评理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研究室、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主办，来自全国各地多所高校的学者参与其中。论坛主题为“经典与未来”，旨在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挖掘经典文本的丰富内涵，推动理论与时俱进、迈向前沿。
本次论坛于上午8:30开幕，由董学文教授代表东道主致开幕辞。董学文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文艺与文化论坛”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界的意义与北京大学国际批评理论中心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回顾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领域的深厚传统及其在文论学科建设上的突出贡献，表达了对参与论坛的学者们继承前辈优良传统、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收获更多成绩的殷切期望。
董学文老师致辞
开幕式结束后，论坛第一场正式开始，主题为马克思笔记与手稿研究，由蒋洪生主持。
刘方喜的发言以《去语境化与再语境化：马克思“巴黎手稿”、AGI与人类未来》为题。他批评西马和1980年代实践美学剥离《巴黎手稿》“私有财产的关系”“共产主义”语境;手稿标志马克思由哲学转向经济学，西马却倒退回哲学，导致去经济化、去政治化、去阶级化。他认为，在今天的在语境化中，讨论AGI不应剥离其背后的资本。马克思认为异化源于资本而非机器，自动机器有助于造就全面发展的人;AGI应使每个人成为具身性智能自由全面发展的完整的人，前提是资本退出历史舞台。
刘方喜老师发言
刘永明的发言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历史之谜”解答的政治形式和理论形式》为题。他分析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包含的人学进路，指出马克思在《手稿》中揭示了资本主义造成人的本质的四种异化，其根源在于私有财产关系和异化劳动，并提出通过共产主义来实现人的本质的回归。最后，他归纳了《手稿》中的两条实现途径：一是工人解放及普遍人的解放的政治形式;二是在感性实践基础上建立“人的科学”与“自然科学”合一的“一门科学”的理论形式，二者统一于对“历史之谜”的解答。
刘永明老师发言
王肖帆的发言以《感性文化生产的“感觉向度”批判——基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题。她认为，当代文化生产凸显了“感觉向度”，但同时也形成“感觉悖论”，即感觉对象虽日益丰富，却未同步提升人的感觉能力及人与世界的丰富关系。她通过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分析，指出悖论根源在于感觉异化与私有制同构，其当代表现为数字平台和文化资本垄断感性生产机制，将看、听、触转化为可批量生产与增殖的商品。她主张使感性文化生产从即时刺激转向丰富的对象化实践，生成“总体的人”的感受力。
王肖帆老师发言
第一场结束后，各位学者移步北京大学中文系楼前，合影留念。
部分与会学者合影
论坛第二场主题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再探讨”，由崔柯主持。
赵文的发言以《也谈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美学内涵》为题。他认为，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应回到其诞生之处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方法同时就是美学的方法。他从《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资本论》提炼出三条美学方法论：审美主客体在生产与消费中彼此生成，审美形式是社会关系的结晶，艺术发展与社会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并强调美感是历史地生成的社会能力。最后，他借助列斐伏尔的理论论及消费社会与平台时代，指出平台资本已将注意力与趣味纳入价值增殖，出路不是退出平台，而是改变占有方式，夺回不被折算、售卖和算法编排的自由时间。
赵文老师发言
王行坤的发言以《马克思的“两种自由劳动”：一种美学—感性学重构》为题。他认为，青年马克思基于自由而非异化的劳动，形成了兼含“生产美学”与一般感性学的论述;成熟马克思虽扬弃了以艺术创造为原型的单一劳动理想，却将其重构为两种不可还原的自由劳动：必然王国内相对自由的劳动与自由王国内真正自由的劳动。在此基础上，王行坤结合一般感性学与亚里士多德感知理论，揭示出成熟马克思隐而未彰的两种感性学：发展感性能力的感性学与培育明智感知的感性学。最后他强调，感性的解放始终是马克思衡量人类解放的内在尺度;在自动化与人工智能重塑劳动的今天，真正解放的劳动应让身体、感官与判断力重获尊严。
王行坤老师发言
艾士薇的发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当代法国左翼电影美学》为题。她考察了《讲话》在法国的传播及其对左翼电影美学的影响。她指出，1966年《马列主义手册》第12/13期首次在法国学术界全文刊载并讨论《讲话》，巴迪欧据此提出阶级出生、阶级立场、阶级态度、阶级学习四个概念，用以分析托尔斯泰并深化马舍雷的艺术生产理论。1973年，《电影手册》重新激活了《讲话》，在多篇文章中援引《讲话》论述电影的阶级性、群众路线、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专家与群众关系等问题。最后她总结道，虽然法国电影界对《讲话》的援引存在标语化、碎片化，但破除了电影中性论，推动法国左翼电影转向生产机制与群众实践，为当代法国左翼电影的拍摄实践与美学探索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艾士薇老师发言
贾洁的发言《AIGC语境下的文学“品位”论——以周扬“血肉相连”的关系隐喻为中心》为题。她以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为切入点，指出“新的人民的文艺”之“新”不止于风格，更在于关系，即文艺工作者下乡、挂职并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由此，她进一步梳理“血肉相连”这一隐喻在周扬文论中的含义，认为其指向作家与生活的“当事人”关系。由此，她提出在AIGC语境下，文学“品位”应重新定义为一种关系性能力：写作主体与所表现生活之间血肉相连的程度，以及人机协作中人的当事人位置能否持续保持。
贾洁老师发言
张碧的发言以《毛泽东哲学思想对洛塞-朗蒂批评方法建构的影响》为题。他指出，作为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第三代代表人物，洛塞-朗蒂在批评方法建构中借鉴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三方面：毛泽东辩证法使其消解鲍德里亚关于商品实用性与符号性的二元对立，提出商品活动中实用性与符号信息能够实现统一关系;毛泽东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论述，使其将德拉-沃尔佩“具体—抽象—具体”的科学辩证法重构为“实践—理论—实践”的辩证法;借助毛泽东的意识形态理论，洛塞-朗蒂认识到意识形态能够通过话语符号贯穿于镇压性国家机器的方式，使自身兼具暴力性与柔性双重宰制功能，洛塞-朗蒂也由此形成了独到的意识形态观。
张碧老师发言
论坛第三场主题为“AI时代的文化生产与文化政治”，由刘方喜主持。
叶青的发言以《新异化的“语言”：基于AI大模型的数字分身的生成》为题。他认为，AI大模型催生的“数字分身”应用的生成逻辑可以揭示AI时代异化的新形式。他在马克思的机器体系分析中引入“语言”问题和“转译”这一中介环节，拆解了大模型的两重转译过程，强调了“转译”内含着资本对现实与数字之间的解释权的垄断，指出数字分身的特殊性在于它将大模型的“一般智力”伪装成了“私人智力”。
叶青老师发言
张墨研的发言以《竞速学的革命与革命的竞速学》为题。他指出，维利里奥的“竞速学”将速度视为历史真正动力，某种意义上取代阶级斗争或绝对精神，该理论经由“时空压缩”加速发展，从建筑、城市空间延展至星球乃至宇宙尺度，并聚焦于“竞速学的革命”这一核心范畴，其逻辑交汇于三方面：政治到速度的颠倒，城市与战争机器，光速与消失。他指出，“竞速学的革命”最终走向自身对立面，即速度本身消失、出发消失，导致革命政治性被抹去，只剩消费主义景观;这一理论经过唯物主义的扬弃，可以被改造为一种“革命的竞速学”。
张墨研老师发言
李雨轩的发言以《物性与资本性：西方“物转向”理论家与商品拜物教理论的对话》为题。他分析了当代西方“物转向”理论家与马克思主义商品拜物教理论发生对话的四个方面：彰显商品自身社会生命;呈现商品独特性由来;反对对物之独异性的消解;凸显消费领域的独立价值。但他认为，这些质疑存在根本误读，如误设“物之本真形态”，混淆历史唯物主义与话语建构主义，并忽略消费环节自身的均质化。最后他强调，双方分歧的本质在于物的商品性应泛化为一般社会性，还是应被把握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资本性;“物转向”虽拓展了分析场域，但只有奠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推进而非瓦解商品拜物教理论的批判锋芒。
李雨轩老师发言
马骏驰的发言以《从“一般智力”到“总体工人”：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主体定位及其当代回响》为题。他指出，维尔诺、奈格里等意大利自治主义者将《大纲》中的“一般智力”从固定资本中解放出来，讲述无产阶级夺回一般智力的解放叙事;但从分工角度看，“一般智力”是脑体分工在概念上的固化，《资本论》中的“总体工人”实现了对其的扬弃。最后他强调，人工智能时代使脑体分工框架的解释限度进一步暴露，对生产主体的追问不应停留于寻找新的智力主体，而应转向总体生产关系;人工智能真正打开的历史可能性，不是机器成为艺术生产主体，而是劳动者重新组织自主分工与协作，成为总体生产过程中的主体。
马骏驰同学发言
论坛第四场主题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和文化批评的新形态、新使命”，由张碧主持。
董学文的发言以《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论未来发展的几点思考》为题。他认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未来可能存在回到经典、向“西马”趋同、儒学化等几种走向，而他主观上希望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同新时代、新语境、新任务、新经验结合的过程中，自觉地创造出一种新形态。随后，他以“马工程”教材《文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例，认为前者仍多为西方文论知识拼接，后者至多是对经典文论的大致还原，均未达到新形态境界。基于此，他提出要高度重视经典文本开掘，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把新经验上升为理论，以开展批评作为形成马克思主义文论新形态的磨刀石，正确理解“自主知识体系”。要完成这些工作，根本在于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坚持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指导。
董学文老师发言
汪尧翀以《重申泛读与泛读主义》为题，从宏观、微观到知识论批判递进。宏观上，莫莱蒂“远读”以图表和市场数据悬置解释机制，使文本沦为“黑箱”，遮蔽审美形式对社会现实的应和;其引入“泛读”“分心”虽触及18世纪感知重组，却未真正填充黑箱。要填充黑箱，就需转向微观。凯泽的“叙述姿态”分析表明，18世纪感知重组已在小说内部实现：现代小说以叙述者视线的游移、中断和反讽接纳泛读与分心，形成非强制的“游戏空间”。这正从内部回应了莫莱蒂的形式选择问题：形式演进不是盲目市场竞争，而是文本对感知状态的主动塑形。最后，在马克思主义知识论视野下，精读与远读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审美认知维度的投影，远读把阅读外包给算法、让渡给“一般智力”;因此，在AI大模型垄断“一般智力”的今天，重申泛读主义即捍卫具身阅读与未被物化的审美主体性。
汪尧翀老师发言
崔柯的发言以《再谈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批评方法》为题。他指出，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方法应立足于其总体思想视域，并区分了两个层面：一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及后世理论家使用过的批评方法，二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所特有的方法，后者才是重点。他进而以马克思、恩格斯就《济金根》与拉萨尔的通信以及郑愁予的诗歌《错误》等文本为例，尝试界定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方法的特点：在语言符号与现实实践的对立统一中，在文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中，考察文艺是否呈现以及如何呈现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趋向。
崔柯老师发言
王佳明的发言以《回溯性必然与形式断裂：唯物辩证法历史叙事的双重时间逻辑》为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仅是研究方法与思维方法，也是一种叙事方法，其核心是“从后思考”。马克思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回溯性，但这只是认识论上的回溯必然，而非历史进程本身的目的论必然;弗洛伊德与拉康的延宕作用启发我们，意义与主体均需事后叙事才能被规定。最后，他提出应以“回溯性必然”与“形式断裂”重构唯物史观的时间逻辑：断裂为回溯提供新质对象，回溯为断裂赋予历史意义;规律性通过断裂实现，断裂性通过回溯被规定，从而把必然性还给认识论、可能性还给历史、结局还给行动。
王佳明老师发言
康倩的发言以《放眼山地看中国：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理论视域下未来文艺的“山地”向度》为题。她首先讲述了在山地中获取的田野见闻，并指出，中国文艺理论核心范畴长期依托平原农耕文明，占国土三分之二的山地文明经验被降格为地方性知识。她进一步指出，云南山地多民族垂直生态与共生治理经验，构成了反思单一理论尺度的基础。最后，她提出“山地批评”方法，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整体观为导引，借助山地经验的不可通约性执行认知位移，消解“中心—边缘”图式，为反思中国文论经验根基、建构中国自主文艺理论知识体系提供兼具生态智慧与批判张力的实践路径。
康倩老师发言
论坛第五场主题为“俄苏马克思主义研究”，由鲁太光主持。
龚璇的发言以《“形式的历史化”：苏联民间文艺学家弗·雅·普罗普的神奇故事研究》为题。她首先阐释了对普罗普的一种普遍误读，即将普罗普视为形式主义代表;实际上，普罗普本人将形式描述定位为通向历史发生学阐释的必经阶段，其《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把民间故事界定为受生产方式制约的上层建筑现象，并通过31种功能与入会仪式的对比，揭示形式规律背后的历史根源。最后她指出，普罗普在形式主义与庸俗社会学之间开辟了辩证综合路径，既拒绝将形式规律视为自足结构，也拒绝将文学形式理解为经济基础的机械反映，而是在结构稳定性与社会历史变化之间发现了一种具有时间差和变形机制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形式的历史化”方法论实践。
龚璇老师发言
贺梵的发言以《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翻译范式的塑造与中国革命诗歌俄译形态的“俄化”》为题。她首先介绍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革命诗歌经由萧三与苏联翻译家罗姆的“合作翻译”首次进入俄语世界的过程及其特征，并指出这种俄化形态既是勃留索夫、帕斯捷尔纳克等“诗人译诗”传统惯性的延伸，更是苏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翻译范式的直接塑造。接下来，她介绍了苏联文艺界确立反对还原原作民族异质性与形式特征的翻译方针的过程。卡什金建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翻译理论”，为译诗形式俄化提供合法性;在该理论与萧三、罗姆译本经典化的双重作用下，其后切尔卡斯基、雅罗斯拉夫采夫等译者的中国诗歌俄译均呈现显著俄化形态，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才迎来反思与纠正的契机。
贺梵老师发言
蒋洪生的发言以《苏联文艺理论家毕达可夫文论思想的中国接受》为题。他结合已故的北大中文系教授浦江清留下的材料，讲述了1954至1955年苏联专家毕达可夫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讲授“文艺学引论”的一系列经过，并详细介绍了毕达可夫的文论体系的特征以及在人才培养与课程移植上对中国文论范式的影响。最后他说明，中国文论界对毕达可夫的接受并非全盘照搬，学界结合毛泽东文艺思想与本土实践加以改造，但改革开放后不少学人将其视为教条主义与庸俗社会学样本而严厉批判，忽视了毕达可夫本人反对教条主义、抵制庸俗社会学、重视美学与艺术性的立场。
蒋洪生老师发言
论坛第六场主题为“重读毛泽东Ⅰ”，由唐利群主持。
万芳的发言以《从革命文论到批判资源：〈讲话〉在坦桑尼亚社会主义文化场域中的重构》为题。她指出，《讲话》在20世纪60—70年代进入坦桑尼亚，并非作为中国革命经验被单向接受，而是在去殖民化、社会主义实验与第三世界革命交织的文化政治空间中，被重新阅读、转译和征用，逐渐成为全球南方共享的革命文化资源。她介绍了《讲话》进入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激进学生的知识网络并被广泛阅读的过程，以及《讲话》通过《火花》杂志、意识形态班和走向农村的实践，与“文艺为谁服务”、知识分子与群众关系等命题形成结构性呼应。最后她说明，《讲话》同时服务于尼雷尔政府与激进左翼这两大相互竞争的政治力量，这表明革命理论在全球南方不同历史主体的阅读与实践中不断被重构，并获得新的政治含义。
万芳老师发言
鲁太光的发言以《如何研古、释古、用古——中国共产党早期对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应用的实践及启示》为题。他指出，毛泽东是“第二个结合”的先知先觉者与自觉实践者。毛泽东熟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泛阅读、潜心研究，其研读古典诗词曲赋数量惊人，并有真知灼见;其研究传统文化并非出于个人趣味，而是为认识世界、改变世界，以解决中国问题。最后他指出，毛泽东给当前“第二个结合”的启示在于：立足实践观点，坚持人民立场，强健马列魂魄，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服务于中华民族新文化与新国家的建设。
鲁太光老师发言
论坛第二日，学者们依旧充满热情地投入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讨之中。上午8:20，第二日的论坛正式开始。
论坛第七场主题为“批判的视界：现代性反思、理论前瞻与数字未来”，由颜芳主持。
田力为的发言以《如何看见：解放的现代性及其背后的革命政治公共性》为题。他指出，革命存在两种想象力：阿Q式具体革命只换统治者，抽象革命则要创造政治上的新质，塑造劳动阶级政治主体与公共性。他进一步以中国革命经验说明，三湾改编通过党代表激活积极分子、打破军官管理垄断，形成“毛式公共领域”，即政治领导权建设(王道)与行政公共化结合;查田运动表明积极分子达成年人口约2.5%后，地主权力网络瓦解，基层执行力跃升，并分化出开明绅士。最后他强调，若看不清领导权建设路径，就会陷入无主体批判、绝对否定或复杂理论演绎，需重新打捞中国革命群众动员经验，塑造合格政治主体。
田力为老师发言
于闽梅的发言以《罗莎•卢森堡理论的前瞻性——基于‘三大批判’与帝国主义理论的考察之上的反思》为题。她指出，罗莎·卢森堡的理论前瞻性应从“三大批判”与帝国主义理论加以考察。卢森堡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考茨基机会主义的批判以及对列宁与托洛茨基的“批判性团结”，预见了改良主义放弃最终目标后的去激进化、第二国际的破产与社会主义民主蜕化的危险;而借助《资本积累论》论证帝国主义是资本积累向非资本主义地区扩张的经济必然，又预见了两次世界大战与当代全球混乱。最后，于闽梅指出，卢森堡的前瞻性不在具体预言的命中率，而在其视角转换与开放批判姿态。
于闽梅老师发言
秦兰珺的发言以《城市数字地图: 批判理论的应用、反思和未来畅想》为题。她指出，城市数字地图并非中立工具，而是通过POI数据体制和流动空间生产，忽视城市边缘生活形态、偏爱商业主流，并可能加剧地区发展不平衡与空间权利不平等。她以参加“人与附近”黑客松为例，指出AI时代文科生与理科生协作、批判理论通向实践的可能，期望思考不止于理论，而能与更多可能性相遇。
秦兰珺老师发言
论坛第八场主题为“重读毛泽东II”，由詹艾斌主持。
詹艾斌老师主持
王杰的发言以《乡愁Utopia的发明——作为现代美学事件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为题。他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形成不应仅聚焦于1942年《讲话》，而应从情感结构的转折“事件”入手。他进一步指出，1934—1936年长征及其中情感结构的变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形成独特传统的“现代美学事件”;乡愁乌托邦与红色乌托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构成双螺旋结构，并在长征中凝结为新的情感结构，毛泽东长征诗词及延安文艺是其艺术表达。最后，他提出“第四种形态的先锋派”，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创造了新的艺术与美学形式，具有世界美学意义，并呼吁学界在这方面努力以回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质疑。
王杰老师发言
颜芳的发言以《毛泽东思想与阿尔都塞重构唯物辩证法再思考》为题。阿尔都塞从结构与形势两个维度重构唯物辩证法：结构维度借助毛泽东主要矛盾说，经斯宾诺莎化改造形成“主导结构”，以确立政治实践对象;形势维度则通过“主导的转移”与趋势辩证法，把握政治介入的瞬间。她认为，尽管阿尔都塞对毛泽东存在过度简化与误读，如将毛泽东辩证法视为排斥否定之否定，但是，毛泽东思想贯穿结构与形势两个维度，使阿尔都塞既关联结构主义又通向偶然相遇唯物主义，并汇入当代法国理论核心，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具有启发意义。
颜芳老师发言
范春燕的发言以《“一分为二”之后：巴迪欧关于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重构》为题。巴迪欧在毛主义时期将“一分为二”提升为辩证法核心原则，强调“二”的优先性，主张分裂必须指向出位与重组，通过主体化实践打破结构循环。随后在事件哲学中，他认为事件无法由既有情境判定，须经忠实主体的持续建构，方能形成类性真理;《世纪》中的减法路径则强调创造须有自身积极规定。最后她指出，在《世界的逻辑》及肯定辩证法阶段，巴迪欧进一步讨论真理的身体与组织问题，主张肯定在逻辑上先于否定。总体看，巴迪欧虽不断调整概念装置，但“分裂如何通过主体实践建构形成真正的新的普遍性”始终是其唯物辩证法重构的连续核心。
范春燕老师发言
论坛第九场主题为“马克思主义与左翼文学的世界回响”，由龚璇主持。
冯巍的发言以《1930年代美国文学批评的马克思主义向度》为题。她指出，1930年代美国经历大萧条后的“红色十年”，文森特·里奇将当时文学理论与批评分为四大重要学派，其中马克思主义学派与纽约知识分子学派均属马克思主义阵营，共同占据半壁江山。她随后说明，自己此前将集结在《党派评论》周围的批评家命名为“纽约学派”，并对其群体生成、思想来源与批评立场展开分析;从该学派形成视角看，3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继承卡尔文顿的反斯大林主义立场，并与在纽约的法兰克福学派构成强大参照。最后，她呼吁与会学者共同推进全球30年代研究。
冯巍老师发言
唐利群的发言以《集体/共同体的概念变迁与文学回响——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考察》为题。她指出，“集体”与“共同体”在中国语境中的流行时段不同：集体是社会主义时代的核心语汇，共同体则在新世纪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广为人知。她进一步梳理二者在西方与中国的概念史，指出其均与现代性及生产关系变迁相关，并强调马克思以生产关系、所有制和社会联系性质为标准，区分自然共同体、虚幻共同体与真正共同体。最后，她将这一视野引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十七年合作化叙事与新时代“山乡巨变”叙事做了比较分析。
唐利群老师发言
李金剑的发言以《斯瓦希里语作家尤福雷斯·凯齐拉哈比的“乌贾马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为题。他介绍道，斯瓦希里语是东非重要本土语言，但西方学界长期关注凯齐拉哈比的现代主义创作，忽视其1970年代与坦桑尼亚“乌贾马”社会主义运动相伴的现实主义书写。他进一步指出，凯齐拉哈比立足斯瓦希里语言传统与本土社会现实，既继承现实主义典型化手法，又区别于欧洲“批判现实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批判立场直面性别压抑、教育异化与政策失当等矛盾，并在诗歌中打破格律、以白话推动斯瓦希里诗歌现代转向。最后，他提出“乌贾马现实主义”概念，认为重释这一创作不仅可还原作家完整文学史形象，也为非洲本土语言文学研究与“全球南方”社会主义文学本土化经验提供重要个案。
李金剑老师发言
王斐然的发言以《围困的空间与联结的地理：田汉<阿比西尼亚的母亲>中的抵抗想象和国际主义》为题。她指出，1935至1936年阿比西尼亚战争期间，中国知识界大量的时评译述构成一个文化事件，而田汉独幕剧《阿比西尼亚的母亲》是其中最为完整的文学表现。田汉以中国观众熟悉的家庭关系与贫困经验，让观众在阿比西尼亚农村家庭的抵抗中辨认自身危险，并通过散发侵略者“和平与文化”传单的情节，质疑西方“文明”话语。最后她说明，剧本否定国联与列强主持的“正义”，却经由索马里兰士兵、开普敦码头工人、美国黑人援阿者与意大利民众等“新闻蒙太奇”重新辨认盟友，让国际主义成为进行时态;田汉由此在最小、退无可退的围困农舍中，揭示中国与阿比西尼亚处于同一世界体系中的同构位置，使亚非联合的反帝地理空间在舞台上显影。
王斐然老师发言
最后，由蒋洪生进行闭幕致辞。蒋洪生总结了本次论坛的丰硕成果，宣布下一届论坛的轮值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文室，并对与会学者和会务组工作人员表达了感谢。至此，论坛圆满结束。在本届论坛上，各位学者紧扣“经典与未来”主题，围绕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与文本、数字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左翼文学再解读等重要议题做了发言和研讨，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界的学术创造力与凝聚力，也为在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北京大学中文系国际批评理论研究中心、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文学批评研究室将继续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与文化理论论坛”这一学术品牌，集结老中青三代学人、壮大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队伍，扩大马克思主义文艺与文化理论的影响力，推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时俱进、不断深化。 (吴辰宣 文，臧扬 蒋洪生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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