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铁流万里赴远征,燕赵儿女知多少
——回望红军长征路上的河北子弟
1930年冬起,蒋介石调集重兵,对中央苏区连续发动五次大规模“围剿”。第一、二、三次反“围剿”,均由毛泽东、朱德亲自指挥,坚持诱敌深入的运动战方针,以弱胜强,接连大捷。第四次反"围剿"时,毛泽东虽已离开红军主要指挥岗位,但周恩来、朱德依旧沿用这套行之有效的战术,再次粉碎敌军进攻。前四次反"围剿",红军连战连捷,中央苏区不断巩固扩大。

(毛主席、朱总司令指挥红军反“围剿”)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1931年12月14日,原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名官兵,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等人率领下,于江西宁都毅然举义,集体参加红军,整建制改编为红五军团。这支部队前身是冯玉祥麾下西北军一部,官兵大多来自河北、山东,河北籍将士为数最多,且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兵,战斗力强,他们的加入使红军实力大增。起义四位主要领导人中,赵博生是河北沧县慈庄村(今属河北省黄骅市)人,董振堂是河北邢台新河县人,季振同是河北沧县人,唯有黄中岳为河南罗山人。赵博生后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1933年1月在第四次反“围剿”的黄狮渡战斗中亲临前线指挥,头部中弹壮烈牺牲;董振堂继任红五军团军团长,长征中率部担任全军后卫,被誉为“铁流后卫”;季振同任红五军团首任总指挥,受“左”倾错误影响,1934年10月长征前夕在江西瑞金九堡被错杀,后平反追认为烈士;黄中岳任红五军团十五军军长,与季振同一样,同期被错杀,后平反。此后红五军团成为中央红军三大主力军团之一,在长征中负重殿后,浴血坚守。

(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四位宁都起义领导人、烈士遗照)
然而,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依赖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指挥作战,放弃灵活机动的运动战,硬打堡垒阵地战,以弱小红军硬拼优势敌军,致使苏区大片沦陷,红军伤亡惨重。1934年10月,为保存革命火种,中央红军被迫实施战略大转移——当时并未冠以“长征”之名,首要目标是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中央红军出发时共计8.6万将士,连同后续长征的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各路红军出征总人数约十八万六千。一路之上,敌军围追堵截,雪山草地严寒缺粮,无数将士倒在征途。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西北,十余万远征健儿最终保存下来仅五万余人。

(红军将士翻越雪山)
漫漫征程,烽火淬炼,无数燕赵儿女把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许许多多普通战士没有留下姓名,只有少数幸存者坚持到了新中国成立。今天我们追问一句“铁流万里赴远征,燕赵儿女知多少”,既是致敬载入史册的将星,更是缅怀千千万万埋骨异乡、默默无闻的河北籍红军英烈。

(红军将士过草地)
1931年12月14日爆发的宁都起义,是河北子弟大批参加红军最重要的历史节点。一万七千余名原第二十六路军官兵毅然脱离国民党阵营,集体加入红军,改编为红五军团。起义之初,队伍当中河北籍官兵大约有七千至一万人。但从1931年底到1934年秋长征开启之前的近三年间,情况逐步发生变化。经过第四、第五次反“围剿”的激烈作战,不少河北子弟血染沙场;极少数战士因为水土不服、思念故土选择离队;加之部队不断补充江西苏区本地的工农青年,红五军团的人员构成随之改变。待到1934年10月踏上长征之时,红五军团里面河北籍老官兵数量已经明显下降。综合各类史料大致估算,踏上长征之路的河北籍红军将士约在三千五百至五千五百人之间。应当说明,当年并没有按籍贯登记的完整花名册,这仅仅是可供参考的估算数字。

(油画“宁都起义”)
红五军团作为全军的后卫部队,始终行进在长征队伍的最后方,时刻要抵御国民党追兵的猛烈进攻。尤其是湘江战役,为保障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五军团将士浴血阻击,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许许多多燕赵青年永远长眠在了湘江东岸。之后翻越皑皑雪山,跋涉茫茫草地,严寒、饥饿与疾病接踵而来,又不断有战士倒下。

(红军战士飞夺泸定桥)
熬过雪山草地到达陕北,并不意味着苦难就此结束。红军随即发起东征山西与西征河西走廊的军事行动。东征在打击阎锡山军阀势力的同时自身也蒙受不小伤亡;西路军西征更是遭遇惨重损失。编入西路军的红五军团在河西走廊历经无数恶战,董振堂——这位红军时期职务最高的河北籍指挥员,于甘肃高台率部死战,最终壮烈牺牲。随同他征战的大批河北籍老战士,很多也在西路军的苦战之中献出了宝贵生命。
除红五军团宁都起义的大批人员之外,长征队伍中还有为数不多的其他河北籍将士。他们入伍途径各不相同:有的是少年外出谋生,加入国民党杂牌部队,驻防苏区周边之后就地起义参加红军;有的是早年被选派赴国外学习军事,学成之后奔赴苏区;也有个别进步青年辗转千里远赴南方投身革命。总体而言,这一部分人数量有限,长征路上绝大多数河北子弟仍然出自宁都起义。

(红军十七勇士抢渡大渡河)
战争是无情的筛子。数千名踏上远征的燕赵儿女,历经一次次浴血奋战,能够一路坚持到全国解放的已经寥寥无几。经过反复核对权威将帅史料,从1955年首次授衔到1964年晋升少将为止,走完长征并且获得将官军衔的河北籍开国将军共计十位,他们是孙毅、韩振纪、孟庆山、白志文、谷广善、王智涛、刘永源、郭卓辛、王谦、王蕴瑞。这十位幸存者,便是长征路上燕赵子弟留下姓名的代表。
孙毅,1904年5月出生于河北大城县一户贫苦农民家庭。青年时期投身于冯玉祥的西北军,后编入第二十六路军,担任中校参谋,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加入红军。红军时期曾任军委干部团作战科科长,全程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承担保卫军委机关的重要任务。到达陕北之后,先后参加直罗镇、东征、西征等诸多战役。

(孙毅中将授衔后着新装照)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343旅参谋长,但因115师参谋长缺位,孙毅奉命留在师部,临时代行师参谋长职能,协助林彪、聂荣臻组织平型关战役,之后长期从事军政干部培养工作,改任115师教导大队大队长。随后随聂荣臻开辟晋察冀根据地,历任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冀中军区参谋长、抗大二分校校长等重要职务。在晋察冀艰苦的敌后环境下,为华北抗日战场输送了两万多名军政学员。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冀中军区司令员、第七纵队司令员、河北军区司令员,指挥华北地方武装配合主力解放保定、石家庄等城市;平津战役期间,积极组织动员大量民兵支前,有力保障前线作战。
新中国成立以后,历任华北军区副参谋长、总参军训部副部长、总参谋部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孙毅一生生活简朴、淡泊名利,晚年热心青少年红色教育,被大家亲切地称作“胡子将军”,2003年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是开国将军中有名的长寿老将军。
韩振纪,1905年生于河北省高邑县。早年就读于保定讲武堂,在西北军担任司令部科员,后任第二十六路军上尉参谋并南下江西,宁都起义之后参加红军。长征期间担任军委干部团参谋长,在陈赓团长领导之下,先后参与娄山关战斗、遵义会议警卫、强攻腊子口等重大行动,完整走完长征。
抗战初期任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参谋长,转战晋冀豫敌后;后来调往新四军第二师任参谋长,组织华中地区的反“扫荡”斗争。解放战争奔赴东北,出任东北民主联军军工部部长。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倾力建设东北解放区军工生产体系,保障东北野战军弹药补给,为辽沈等大战的胜利奠定物质基础。

(韩振纪中将授衔后着新装照)
建国之后先后担任驻苏联大使馆武官、总后勤部车辆管理部部长等职务。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75年于北京病逝,享年70岁。
十位将军之中,孟庆山的人生经历颇具特殊性,值得单独叙说。
孟庆山,1906年6月出生于河北蠡县万安镇孟家庄一户穷苦农家。同样出身西北军,从大头兵开始,历任班长、排长、连长、副营长、手枪队队长,随第二十六路军参加宁都起义加入红军。红军时期久经战火,多次身负战伤,其中一次重伤几乎伤及脊梁骨,给他留下终身疾患。长征途中他担任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干部团团长,是河北籍将士在红军时期十分重要的指挥员。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党中央、毛泽东亲自点将,派孟庆山只身返回冀中老家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回到冀中,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他开办多期游击干部训练班,广泛发动群众,收编各地抗日武装,很快组建起声势浩大的河北游击军,兵力一度达到六万九千人。这支队伍迅速打开冀中平原的抗战局面,为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立下不朽功勋。1938年5月,孟庆山领导的河北游击军与吕正操领导的人民自卫军合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孟庆山出任三纵和冀中军区副司令员,同时还兼任四分区司令员。
1940年,孟庆山作为晋察冀选出的中共七大代表离开冀中奔赴延安。由于七大一再延期召开,他曾多次向组织打报告,请求重返冀中抗日前线,但因工作需要留在延安学习等待,就此失去了重回野战前线指挥作战的机会。待到抗战胜利回到河北之时,冀中各支部队已经形成新的指挥体系,原先由他亲手发展起来的武装都有了成熟的军政主官。解放战争阶段,孟庆山不再担任野战部队主官,主要负责地方武装与民兵动员工作,先后任冀中九军分区司令员、冀中区党委武装动员部部长、石家庄军分区司令员,更多承担后方建设任务,缺少大兵团作战的一线战功积累。叠加旧伤常年困扰身体等多重因素,虽然红军时期已经是团级指挥员,开辟冀中又建有大功,1952年全军定级时定为副军级,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担任河北省军区第一副司令员,还曾任全国政协特邀委员、河北省政协常委、副主席,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孟庆山少将授衔后着新装照)
1955年9月27日下午,在中南海授勋时,被毛主席认出,当着众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开国将帅的面,毛主席称赞孟庆山“当年有十万大军啊”。
1969年孟庆山于天津病逝。最初在天津举行了追悼会,周恩来总理得知之后,指示再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另行召开一次更为隆重的追悼会,各大总部、军兵种均敬献花圈,追悼会由河北省军区司令员马辉致悼词,以此肯定他对革命作出的重要贡献,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白志文,1903年生于河北易县,满族。少年遭遇家乡大水灾,被迫外出谋生当兵,1929年参加大冶兵暴加入红军,是十位将军当中红军时期职务最高的一位,曾任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副师长。参加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以及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参加直罗镇战役。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五团团长,驻守陕甘宁边区,负责黄河河防,保卫党中央安全。解放战争回到河北,担任石门军分区司令员,领导地方武装开展斗争。建国后任河北省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授少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6年在保定逝世,享年83岁。

(白志文少将授衔后着新装照)
谷广善,1909年生于河北威县。原为第二十六路军军医,宁都起义参加红军。红军时期任红一军团卫生部副部长,长征途中负责战地伤员救护工作。抗战时期任一一五师卫生部部长,先后在山西、山东根据地搭建医疗卫生体系。解放战争调往东北,担任东北野战军后勤部参谋长,统筹后方后勤保障。建国之后离开作战部队,转到国防工业战线,出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投身我国早期航天事业建设。1955年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2007年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是河北籍很高寿的开国将军。

(谷广善少将授衔后着新装照)
王智涛,1906年生于河北沧县。早年加入西北军,曾担任张自忠将军的勤务兵,后入学兵团学习军事,升任教导团上尉分队长。1925年被冯玉祥将军选派到苏联留学(基辅步兵学校、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之后长期留在苏联,在苏联加入苏共,直到 1933 年才回国直接进入中央苏区并转为中共党员。在瑞金参加红军,担任红军学校训练部部长,专注红军军事人才培养,长征随军委纵队行进。
抗战时期先在抗大总校任职,之后调往一二九师,在太行根据地办学培养指挥人员。解放战争历任冀鲁豫军区参谋长、东北防空学校校长。建国之后投身防空兵建设,历任防空司令部副参谋长、军事科学院战术研究部部长。1955年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99年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王智涛少将授衔后着新装照)
刘永源,1913年生于河北文安。出身农家,青年读书时接触进步思想,1932 年,在中央苏区于都直接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属于自愿报名参加红军的青年知识分子,与宁都起义那批西北军出身将领入红完全不同。
红军时期担任红一军团第十师政治部民运干事。之后历任红一师二团营长、红 29 军 255 团政委。长征抵达陕北之后,先留守陕甘宁边区,后来调赴晋察冀开展敌后抗日斗争。解放战争奔赴东北,历任师长、纵队副司令员,参加辽沈、平津战役,后指挥万山群岛渡海作战。建国以后历任华南军区副参谋长、沈阳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98年于沈阳逝世,享年85岁。

(刘永源少将授衔后着新装照)
郭卓辛,1912出生于河北安次(今廊坊),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加入红军,1932年入党。长征中历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军三十八师政治部秘书、第十三师三十七团指导员兼技术书记,随红五军团担任全军后卫,参加湘江战役、金沙江阻击战等数十次战斗。懋功会师后任红五军政治部统计干事、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二六七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援西军政治部文书科科长。
抗战时期任抗大第一分校营政治教导员、大队政委,山东军区独立第一旅政治部主任,鲁中军区第三、第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参加莱芜、孟良崮、淮海等战役,任徐州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任第三十二军九十六师政委、军政治部副主任,华东军区炮兵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炮兵政委,浙江省军区副政委,安徽省军区副政委。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4年逝世,享年82岁。

王谦,1900年出生于河北省永年县。早年入西北军,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加入红军,1932年入党。长征中历任红五军团补充第三师一团政委、红五军团电台政治指导员,随红五军团担任全军后卫,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全程走完二万五千里。懋功会师后调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特务团政委。到陕北后入红军大学学习。
抗战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黎城工作团团长、冀南军区青年纵队组织科科长、第十一团政治处主任、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四十二旅政治部副主任、华北军区衡水军分区副司令员。建国后任华北军区后勤部财务部政委、华北编外人事部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73年逝世,享年73岁,是邯郸地区唯一全程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开国将军。

(王谦少将授衔后着新装照)
王蕴瑞,原名王永瑞,1910年生于河北巨鹿。宁都起义参加红军,1932年入党。红军时期历任红五军团第十四军作战参谋、红七军团作战科科长、第十九师五十七团团长、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第三师师长、红十军团师长、挺进师参谋长,随粟裕坚持浙西南三年游击战争。他走的是北上抗日先遣队路线,未随红一、二、四方面军主力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随粟裕坚持浙西南三年游击战争。但我们依然将北上抗日先遣队视作长征的组成部分。
抗战时期任冀南军区参谋长,组织开展平原游击战争。解放战争历任纵队、兵团参谋长,跟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参加淮海、渡江以及解放大西南诸多战役。抗美援朝期间曾任志愿军参谋长,辅佐陈赓、邓华、杨得志、杨勇四任志愿军司令员。回国之后历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55年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9年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

(王蕴瑞少将授衔后着新装照)
十位将星,只是成千上万燕赵长征子弟当中极少的幸存者。他们当中有的擅长前线指挥,有的埋头后勤保障,有的一生耕耘于军事教育岗位。而更多河北籍普通红军战士没有留下姓名,他们把热血洒在了江西苏区、湘江两岸、雪山草地,也洒在了河西走廊的茫茫戈壁荒原之上。
宁都起义,是大批燕赵儿女投身革命的重要起点。读史之时,人们往往记住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孙继先、孙毅、孟庆山这些耳熟能详的将领,却常常容易淡忘那数千名普普通通的北方青年。受战争年代条件限制,当年没有留下完整的籍贯名册,许许多多英烈埋骨异乡,再也没能回到河北的故土。
孟庆山的经历也折射出历史的多面性。同为红军时期的团级干部,因为抗战受命回乡组建抗日队伍开辟根据地,之后较长时间脱离野战部队指挥主线,再加旧伤缠身,最终被授予少将军衔。军衔只是衡量革命功绩的一种标识,并不能代表全部的奉献,他开辟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开创性历史功绩,永远值得后人敬重。

九十载岁月匆匆流逝,长征的滚滚铁流早已远去,但燕赵儿女慷慨报国的精神历久弥新。今天我们追问“燕赵儿女知多少”,并不只是盘点一个个姓名与军衔。我们既要缅怀留下名字的将军,更要致敬千千万万无名的先烈。铭记他们的流血与牺牲,传承伟大的长征精神,正是我们纪念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的应有之义。

后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红友、将军史料收藏家令狐冲(山东东营市)、李京华(北京市)、左瑞宁和纪大业(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热情帮助,在此表示衷心地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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