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只有同无产阶级妇女结合起来才能胜利

CLARA ZETKIN · 1896

社会主义只有同无产阶级妇女结合起来才能胜利

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

(1896年)

来源：1896年10月16日在哥达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的演说。柏林。刊载：《克拉拉·蔡特金文选》(Clara Zetkin: Selected Writings)，菲利普·方纳(Philip Foner)编，凯·舍恩哈尔斯(Kai Schoenhals)英译，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84年。录入：2002年8月，为马克思主义文库(marxists.org)录入。
 

巴霍芬、摩尔根等人的研究似乎表明，对妇女的社会压迫是随着私有财产的产生而出现的。在家庭内部，作为财产所有者的丈夫与没有财产的妻子之间的对立，成为女性在经济上依附于男性、在社会上处于无权地位的基础。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这种社会无权地位体现了最早、最古老的阶级统治形式之一。他指出：“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是无产者。”尽管如此，当时还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妇女问题。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造成了使现代妇女问题得以产生的社会变革：它摧毁了旧的家庭经济体系，而这一体系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曾为广大妇女提供生计和生活的意义。不过，我们不能把同我们这个时代妇女活动相联系的那些观念——无足轻重、琐碎无聊——套用到古代妇女的经济活动上。只要旧式家庭仍然存在，妇女就能在其中通过生产活动获得有意义的生活。因此，尽管她作为个人发展自身潜能的空间受到严格限制，却并未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上的无权地位。

文艺复兴时期，是现代个性觉醒的狂飙突进时期;个性得以向最为多样的方向充分而全面地展开。我们遇见了一些无论在善还是在恶方面都堪称巨人的人物：他们蔑视宗教和道德的戒律，对天堂与地狱同样不屑一顾。我们也看到，妇女处于社会、艺术和政治生活的中心。然而，却没有丝毫妇女运动的踪迹。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就在那个时期，旧的家庭经济体系已经开始在劳动分工的影响下瓦解。成千上万的妇女，再也无法在家庭中找到生计和生活的意义。但这种妇女问题——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当时是由女修道院、慈善机构和宗教团体来解决的。

机器和现代生产方式，逐渐动摇了家庭生产的基础。于是，面对这样的问题的，已不再是成千上万，而是数以百万计的妇女：如今，我们到哪里去谋生?到哪里去寻找有意义的生活，以及能够给予我们精神满足的工作?数以百万计的妇女被迫走出家庭，在整个社会中寻找生计和生活的意义。就在此时，她们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上的无权地位与自身最根本的利益相冲突。现代妇女问题正是从这一刻起出现的。下面列举几个统计数字，说明现代生产方式如何进一步加剧妇女问题。1882年，德国2300万妇女和女童中，有550万人从事职业劳动;也就是说，约四分之一的女性人口，已经无法在家庭内部获得生计。根据1895年的人口普查，自1882年以来，按最广义的农业口径计算，从业妇女人数增长了8%以上;按狭义口径计算，则增长了6%;而同期男性农业从业人数，按上述两种口径分别减少了3%和11%。[译注1]在工业和采矿业中，从业妇女人数增长了35%，男性只增长了28%。在零售商业中，从业妇女人数增长了94%以上，男性只增长了38%。这些枯燥的数字，比任何夸夸其谈的宣言，都更能说明解决妇女问题的迫切性。

[译注1] 英译底本此处作“减少3%，即降至11%”，两项统计的关系不清。德文对应句为“um 3 beziehungsweise 11 Prozent abgenommen”，意为按前述广义、狭义农业口径，分别减少3%和11%。本译据德文校正，其他数字照底本保留。

校核来源

不过，妇女问题只存在于那些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物的社会阶级之中。因此，在保有自然经济——尽管这种自然经济已受到严重限制，变得千疮百孔——的农民群体中，我们找不到妇女问题。但在那些确实由现代生产方式孕育出来的社会阶级中，妇女问题却明确存在。无产阶级妇女、资产阶级妇女、知识界妇女，以及上流社会妇女，都有各自的妇女问题。这些问题随着各个阶层不同的阶级处境，而呈现不同的形式。

上流社会的妇女问题是什么样的呢?上流社会的妇女凭借自己的财产，可以自由发展个性，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然而，作为妻子，她仍然依附于丈夫。对所谓弱者性别的监护，依旧保留在家庭法之中;它仍在宣告：他应当是你的主人。那么，在这种妻子依法受丈夫支配的上流社会家庭中，家庭究竟是怎样组成的呢?这种家庭从建立之初，就缺乏道德上的前提。决定婚姻的，是金钱，而非个性。它的格言是：资本所结合的，感情用事的道德不得拆散。(好!)于是，在这种婚姻中，两份卖身竟被当成一种美德。由此形成的家庭生活，也就可想而知了。凡是妇女不再被迫亲自履行职责的地方，她就把作为妻子、母亲和主妇的职责，转交给雇来的仆役。如果这些阶层的妇女希望赋予自己的生活以严肃的目的，她们首先就必须提出独立、自由地支配自身财产的要求。因此，这一要求构成了上流社会妇女运动的核心。这些妇女为了实现这一要求，同本阶级的男性世界进行斗争;她们所进行的，恰如资产阶级曾经反对所有特权等级的斗争，即消除以财产占有为基础的各种社会差别的斗争。这一要求所涉及的并非个人权利，冯·施图姆先生(von Stumm)在帝国议会中对此的支持，就足以证明。冯·施图姆先生什么时候曾经维护过一个人的权利呢?在德国，这个人的意义远不止一个具体的人物;他就是化为血肉之躯的资本。(说得对!)如果他曾戴上一副廉价的假面具，以妇女权利之友的身份登场，那也仅仅是因为他不得不在资本的约柜前起舞。正是这位冯·施图姆先生，只要工人不按他的调子跳舞，就随时准备克扣他们的口粮;倘若国家作为雇主，也去克扣那些插手社会政策的教授和学者的口粮，他无疑也会心满意足地微笑着表示欢迎。冯·施图姆先生所谋求的，无非是为动产设立一种允许女性继承的限定继承制度，因为有些父亲虽然积攒了财产，却在选择子女时不够谨慎，只留下女儿作为继承人。资本主义甚至也肯尊重卑微的女性，让她们能够支配自己的财富。这就是私有财产解放的最后阶段。

那么，在小资产阶级、中等阶层和资产阶级知识界，妇女问题又呈现出什么样子呢?在这里，瓦解家庭的不是财产，而主要是资本主义生产所伴随的种种现象。随着这种生产方式一路高歌猛进，中等阶层与小资产阶级越来越快地走向毁灭。在资产阶级知识界，还有另一种情况使生活条件恶化：资本主义需要有知识、受过科学训练的劳动力。因此，它促成了脑力劳动无产者的过剩，也使自由职业者过去受人尊敬、收入优厚的社会地位不断衰落。与此同时，结婚人数却在减少：一方面，物质基础日益恶化;另一方面，个人对生活的期望又不断提高，因而出身于这些阶层的男人，在结婚之前，自然要再三考虑。组建家庭的年龄一再推迟，而男人也没有非结婚不可的压力，因为当今存在着足够多的社会设施，能够让老单身汉即使没有合法妻子，也过上舒适的生活。资本主义以饥饿工资剥削无产阶级劳动力，这本身就保证了有大量妓女来满足男性的需求。因此，资产阶级各阶层中未婚妇女的人数不断增加。这些阶层的妻子和女儿被推向社会，必须为自己建立独立的生计;这种生计不仅要给她们面包，还应给予她们精神上的满足。在这些阶层中，妇女并不像上流社会妇女那样，能够以私有财产占有者的身份与男子平等。她们尚需争取与男子在经济上平等，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提出两项要求：男女享有同等的职业教育，以及同等的就业机会。从经济上说，这无非意味着自由进入各种职业，以及男女之间不受限制的竞争。这一要求的实现，会引发资产阶级和知识界男女之间的利益冲突。妇女在职业领域中的竞争，是男子反对资产阶级女权倡导者各项要求的动力。说穿了，就是害怕竞争。其他用来反对妇女从事脑力劳动的理由，诸如妇女脑容量较小，或者她们天生的职责据说就是做母亲，都只是借口。这种竞争斗争推动这些社会阶层的妇女要求政治权利，以便通过政治斗争，拆除阻碍她们经济活动的一切藩篱。

到这里为止，我所谈的还只是基本的、纯粹经济的基础。不过，如果我们把资产阶级妇女权利运动看成完全由经济动机驱使，那就有失公允了。不，这一运动还包含更深刻的精神和道德层面。资产阶级妇女不仅要求自己的面包，也要求精神的滋养，并希望发展自己的个性。恰恰在这些阶层中，我们看到了那些悲剧性的、在心理上引人深思的娜拉式人物：她们厌倦了像玩偶一样生活在玩偶之家，希望参与现代文化的发展。资产阶级女权倡导者在经济方面，以及在精神与道德方面的追求，都是完全正当的。

克拉拉·蔡特金，约1890年，卡尔·平考(Karl Pinkau)摄。来源：Wikimedia Commons，文件页标注为公有领域。
图源与授权

对于无产阶级妇女而言，造成妇女问题的，是资本主义的剥削需要，是它对廉价劳动力永无止境的搜寻。也正因为如此，无产阶级妇女被卷入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生活机制，被赶进工场，推到机器旁边。她走进经济生活，是为了帮助丈夫谋生，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却把她变成了压低劳动价格的竞争者。她想为家庭带来富足，结果更深的贫困却降临到家庭。无产阶级妇女自己就业，本来是希望为孩子创造更加明朗、更加愉快的生活，结果却几乎完全被迫同孩子分离。作为劳动力，她成了与男子相等的人：机器使肌肉力量变得不再必要，妇女劳动在各处都能取得与男性劳动相同的生产成果。由于妇女是一种廉价的劳动力，尤其是一种顺从的劳动力，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敢反抗资本主义剥削的刺痛，资本家便成倍扩大了在工业中使用妇女劳动的机会。由此，无产阶级妇女获得了独立。然而说实在的，这一代价极其高昂，而她们眼下得到的却极其有限。在家庭经济的时代，男人曾有权——请想一想巴伐利亚选侯国的法律!——偶尔用鞭子驯服妻子;如今，资本主义却用蝎子来驯服她。[译注2]过去，男子对妻子的统治还会因双方的私人感情而有所缓和;雇主与工人之间，却只有金钱关系。无产阶级妇女取得了经济独立，但无论作为一个人，作为女性，还是作为妻子，她都没有机会发展自己的个性。留给她履行妻子和母亲职责的，只有资本主义生产从餐桌上掉下的面包屑。

[译注2] “鞭子”与“蝎子”的对举，可参照《圣经·列王纪上》12:11。相关译注通常把“蝎子”理解为伤害更重的鞭具;此处以这一意象强调资本主义剥削的严酷。

校核来源

因此，无产阶级妇女的解放斗争，不能同资产阶级妇女反对本阶级男性的斗争一样。恰恰相反，她必须与本阶级的男性共同反对整个资本家阶级。为了拆除妨碍自己参与市场自由竞争的壁垒，她无须再同本阶级的男子进行斗争。资本主义的剥削需要，以及现代生产方式的发展，已经完全替她免去了这场斗争。相反，现在需要建立新的屏障，抵御对无产阶级妇女的剥削。必须恢复并永久保障她作为妻子和母亲的权利。她的最终目标不是同男子自由竞争，而是实现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妇女同本阶级的男子携手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当然，她也赞同资产阶级妇女运动的要求;但她只是把这些要求的实现视为一种手段，使妇女能够获得同等的武装，与无产阶级共同投入斗争。[译注3]

[译注3] 英译底本此处用“that movement”，容易使读者将斗争主体理解为整个资产阶级妇女运动。德文对应句的主语仍为前述无产阶级妇女，意为使她能够获得同等的武装，与无产者共同斗争。本译据此明确语义。

校核来源

资产阶级社会并不从根本上反对资产阶级妇女运动。在一些国家，涉及妇女的私法与公法改革已经开始，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在德国，这些改革之所以显得格外缓慢，有两个原因：首先，男子害怕自由职业领域中的竞争;其次，必须考虑到德国资产阶级民主的发展极其迟缓而软弱，它由于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恐惧，未能履行自己的历史任务。它害怕这些改革的实现，只会使社会民主党受益。资产阶级民主越是不受这种恐惧的迷惑，就越愿意进行改革。英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英国是唯一一个仍然拥有真正强大资产阶级的国家;而德国资产阶级却因惧怕无产阶级而瑟瑟发抖，回避进行政治与社会改革。德国还有一个额外因素，那就是庸俗市侩观念的广泛流行。那根由偏见编成的市侩辫子，长长地拖在德国资产阶级的背后。当然，资产阶级民主的这种恐惧是十分短视的。给予妇女政治上的平等权利，并不会改变实际的力量对比。无产阶级妇女会进入无产阶级阵营，资产阶级妇女则会进入资产阶级阵营。我们不能被资产阶级妇女运动中的社会主义倾向所迷惑;这种倾向，只会在资产阶级妇女感到自己受压迫的时候存在。

资产阶级民主越是不理解自己的任务，社会民主党就越有必要维护妇女在政治上的平等权利。我们不想把自己说得比实际更高尚。我们提出这一要求，并非为了某种原则本身，而是为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妇女劳动越是对男子的生活水平产生不利影响，就越有必要把她们纳入经济斗争。政治斗争越是影响每个人的生存，妇女参与这一斗争的必要性也就越迫切。正是《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第一次使妇女明白了阶级司法、阶级国家和阶级统治这些概念的含义。正是这部法律，使妇女懂得有必要去认识那股如此粗暴地干预她们家庭生活的力量。《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完成了几百名女宣传员也不可能完成的工作。说真的，我们衷心感谢这部法律的创始者，以及所有参与执行它的国家机关——从部长直到地方警察——感谢他们在无意之中作出了如此出色的宣传贡献。既然如此，人们怎么还能指责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忘恩负义呢?(笑声。)

还有一件事必须考虑到。我指的是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的《妇女与社会主义》的出版。不能仅凭这本书的优点或缺点来评判它，而必须把它放在写作时的时代背景中加以衡量。它不只是一本书，更是一个事件——一个伟大的行动。(说得对!)这本书第一次指出了妇女问题与历史发展之间的联系。也正是从这本书中，第一次响起这样的号召：只有争取妇女成为我们的共同战士，我们才能赢得未来。在承认这一点时，我是作为一名党的同志，而不是作为一名女性在发言。

那么，对于我们在妇女中开展的宣传工作，现在可以得出哪些实际结论呢?本次党代表大会的任务，不应当是提出详尽的实际建议，而应当是为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确立总的方向。

本文论证关系示意。九月研究依据译文整理，非原作插图。

我们的指导思想必须是：我们应当在妇女中进行社会主义鼓动，而不是开展特殊的妇女宣传。不能让妇女世界那些琐碎的、眼前的利益占据舞台。我们的任务，是把现代无产阶级妇女纳入我们的阶级斗争!(很对!)在妇女中的鼓动工作，并不存在一套另行规定的特殊任务。那些必须在当今社会框架内实现的妇女改革要求，已经包含在我们党的最低纲领之中。

妇女宣传必须涉及一切对整个无产阶级运动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它的主要任务，确实就是唤起妇女的阶级意识，把她们纳入阶级斗争。把女工组织进工会，是极其困难的。1892年至1895年间，参加全国性工会组织的女工人数增长到约7000人。如果把参加地方工会的女工也计算在内，再考虑到至少有70万女工在大型工业企业中劳动，我们就会认识到，摆在面前的组织工作有多么艰巨。许多妇女从事家庭工业，这使她们很难被组织起来，也进一步加重了我们的工作负担。我们还必须面对年轻姑娘中一种普遍的看法：她们认为自己的工业劳动只是暂时的，结婚以后就会结束。对于许多妇女来说，她们同时承担着工厂劳动和家庭劳动的双重义务。因此，女工就更加需要以法律规定工作日的长度。在英国，大家都承认，消除家庭工业、确立法定工作日和提高工资，是把女工组织进工会的重要前提;而在德国，除了这些障碍，还要面对结社与集会法律的执行问题。帝国立法已经在法律上保障了女工充分的结社自由，但各邦的法律却使这种自由沦为空话。我甚至不想谈萨克森是怎样对待结社权的——如果那里还谈得上什么权利的话。然而，在最大的两个邦，即巴伐利亚和普鲁士，结社法的执行方式，也使妇女参加工会组织越来越不可能。最近，在普鲁士，那位“自由派”、永远的部长候选人冯·本尼格森先生(von Bennigsen)所辖的地区，已经把对结社与集会法的解释发挥到了人力所能达到的极致。在巴伐利亚，一切妇女都被排斥在公共集会之外。冯·弗赖利奇先生(von Freilitzsch)在那里议院中十分坦率地宣布：在执行结社法时，不仅要考虑条文，还必须考虑立法者的意图。冯·弗赖利奇先生真是处境优越，他竟能准确知道那些早已去世的立法者究竟抱有什么意图——在他们死后，巴伐利亚才幸运得超出任何人最狂放的梦想，迎来了冯·弗赖利奇先生出任警务大臣。我对此毫不惊讶，因为谁从上帝那里得到官职，也就同时得到了智慧;在我们这个通灵术的时代，冯·弗赖利奇先生就是这样获得了他的官场智慧，并通过第四维度，探知了那些早已作古的立法者的意图。(笑声。)

不过，这种局面使无产阶级妇女无法与男子一道组织起来。直到现在，她们仍不得不同警察权力和法律诡计作斗争;表面上，她们似乎遭到了失败，实际上却成为胜利者，因为所有被用来摧毁无产阶级妇女组织的措施，都只起到了唤醒她们阶级意识的作用。如果我们希望在经济和政治两个领域建立强大的妇女组织，就必须首先为妇女争取能够自由行动的条件：反对家庭工业，争取缩短工时，尤其要反对统治阶级喜欢称作“结社权”的那套东西。

我们不能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就决定妇女宣传应当采取什么具体形式。首先，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在妇女中开展工作。在提交给各位的决议中，建议从妇女中选出代表，由她们推动妇女的工会组织和经济组织建设，并以统一而有计划的方式加以巩固。这个建议并不新鲜;法兰克福党代表大会已经在原则上通过了它，而且在一些地区已经取得很好的实施效果。把这一办法推广到更大的范围，是否能够使更多无产阶级妇女加入无产阶级运动，时间将会作出回答。

我们的宣传不能只采取口头形式。许多尚未行动起来的人，根本不来参加我们的集会;无数妻子和母亲，也无法前来。的确，面向社会主义妇女的社会主义宣传，绝不应当以使无产阶级妇女疏离她作为母亲和妻子的职责为任务。恰恰相反，为了无产阶级解放的利益，应当鼓励她把这些职责履行得比以往更好。她的家庭条件越好，她在家中的工作越有成效，她就越有能力参加斗争。她越能成为孩子的教育者和塑造者，就越能启发他们，使他们像我们一样，以同样的热情和牺牲精神，继续为无产阶级解放而斗争。这样，当一个无产者喊出“我的妻子!”时，他会在心中补上一句：“与我共享理想的同志，与我并肩战斗的伴侣，为未来的斗争养育我的孩子的母亲。”许多把阶级意识灌输给丈夫和孩子的母亲与妻子，所作出的贡献，丝毫不亚于那些我们在集会上看到的女同志。(热烈赞同。)

所以，如果山不向穆罕默德走来，穆罕默德就必须向山走去：我们必须通过有计划的书面宣传，把社会主义带到妇女中去。为此，我建议散发宣传册。我所说的，可不是那种把整个社会主义纲领、把我们这个世纪全部科学知识，都挤在一张四开纸上的传统传单。不，我们应当使用小册子，从一个角度讨论一个具体的实际问题，尤其要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出发，因为这才是主要任务。对于宣传册的制作，我们也不能漫不经心。我们不应当像往常那样，使用最差的纸张和最差的印刷。无产阶级妇女并不像无产阶级男子那样敬重印出来的文字，面对这样一份粗劣的宣传品，她会把它揉成一团扔掉。我们应当学习美国和英国的禁酒运动人士，他们印制的是四到六页、精美小巧的册子。因为即便是无产阶级妇女，毕竟也是女人，她会对自己说：“这小东西真讨人喜欢，我得把它拿起来留着!”(大笑和热烈欢呼。)真正重要的句子，必须用很大的字印出来。这样，无产阶级妇女就不会被阅读吓退，而她的注意力也会被调动起来。

根据我的个人经验，我不能赞成为妇女创办一份专门报纸的计划。我的个人经验，不是来自我担任《平等报》(Gleichheit)编辑的职务——这份报纸不是面向广大妇女群众，而是面向其中进步的先锋——而是来自我在女工中散发读物的工作。受到格瑙克-屈内女士(Gnauck-Kuhne)行动的启发，我曾连续几周在一家工厂散发报纸。我由此确信，那里的妇女从这些报纸中获取的，并不是启发性的内容，而只是消遣和娱乐。因此，为了出版一份廉价报纸而必须付出的巨大牺牲，并不值得。

不过，我们也必须编写一系列小册子，从妇女作为女无产者、妻子和母亲的处境出发，使社会主义更贴近她们。除了波普女士(Popp)那本有力的小册子，我们还没有任何一本能够满足所需的要求。我们的日报，也必须比以往做得更多。有些日报尝试通过增设妇女专刊来启发妇女。马格德堡的《人民之声报》(Magdeburger Volksstimme)在这方面树立了榜样，茨维考的戈尔德施泰因同志(Goldstein)也巧妙而成功地仿效了这一做法。然而，直到现在，日报仍然只是把无产阶级妇女当作订户，迎合她的无知、低劣而尚未形成的趣味，而没有努力启发她。

我再说一遍，我这里只是提出一些建议，供大家考虑。在妇女中开展宣传，既艰难又繁重，需要极大的投入和牺牲;但这些牺牲会得到回报，也必须作出。无产阶级只有不分民族、不分职业地团结起来斗争，才能获得解放。同样，它也只有不分性别地团结一致，才能获得解放。把广大无产阶级妇女纳入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是社会主义思想取得胜利、社会主义社会得以建立的前提之一。

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解决当今由妇女的职业活动所造成的冲突。一旦作为经济单位的家庭消失，代之以作为道德共同体的家庭，妇女就会成为丈夫的伴侣，与他享有同等权利，具有同样的创造力，怀着共同的目标，并肩向前。她的个性将得到充分发展，同时也将尽可能完善地履行妻子和母亲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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