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大病初愈的鲁迅写了一篇题为《“这也是生活”……》的文章，里面有这样的话：“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行进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这里流淌着深沉的情感。这是一种个人对群体、对社会、对天下的关怀，一种内在驱动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鲁迅之所以为20世纪中国的伟人，正是源于这种深沉的情怀—单纯的深刻不足以成就他的伟大。
这是中华文明伟大传统的体现。在我们的文化中，可以很容易找出诸多的圣人名言，教诲人们要有责任感，要襟怀天下，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肉食者”才有这个责任，每个“匹夫”亦应如此。正是这个文明造就的中国人，每每在时政凋敝、文明式微的关头站起来，承担起文明复兴的使命。我以为，这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活”的文明的秘密。
这个号召又是更多地面向年轻人的，年轻人是天生的理想主义者，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是这种精神当然的继承人。对年轻人的这种期望表达在梁启超的“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的豪迈话语中，表达在《毕业歌》的“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的铿锵旋律中。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时代的风貌体现在年轻人的风貌上，二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1980年代之所以被人缅怀，便是因为那时的精气神。一位北大学长说过，那时候北大图书馆每到关门的时候，常能听到有人边往外走边高谈阔论：哥们儿今天又搞了一个体系!
让人惋惜的是，如今这种精神在年轻人里几乎消散不见了。《南风窗》持续数年资助在校大学生利用暑期进行社会调研，我在担任一些大学生团队的联系人的过程中，深刻地体会到了这种精神，或者说一种视野的匮乏。
年轻人走出校门去接触真实的社会，目的应该是了解社会，对研究的现象进行记录并试图理解和进行阐释。虽然马克思说，“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在阐释世界，而真正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但改变世界的起点是对社会问题的本质有真正透彻的理解和准确的把握，没有这个阶段，真正的改变是无从谈起的。
但是，我所接触的青年学生往往直接走向了政策建议的方向。因为视野的局限，社会调查沦为摄像机式的记录加上一点“政府应该如何如何”的老生常谈，看不到表象背后的东西，更缺少思想的火花。这样的调研报告读起来像极了都市报的社会版与时评版的杂糅。
这种现象可以称为“天下情怀”的失落和“师爷心态”的兴盛。其实，这种现象的成因不难理解：在这个庸俗的“拼爹”社会，理想当不了饭吃，最好学点儿有用的东西—“有用”，既有实用的意思，也有可以“为人所用”的意思。于是，年轻人的舍我其谁的冲劲被压抑了，自动自觉地把自己定位为了“师爷”。
我可以理解年轻人们的苦衷，但不能同意他们的做法。国歌唱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在今天同样适用，中国面临的挑战不比任何时候少。这个复杂的时代更需要青年人的朝气蓬勃，即便是改变这个社会，最终也还要靠他们自己。
面对现实的无奈，屈服和抱怨是选择，批判和改进也是选择。文明传承的使命终归要由人来担负，别忘了，子曾经曰过：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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