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故事之一
——特别学生毛圣人
毛泽东在1913年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14年第四师范学校并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8年，毛泽东在在第一师范毕业。五年的学习时间，毛泽东积累了文化学识，也造就了卓越品格和超群能力。在校读书时，就有“毛圣人”的美誉，但在当时的教育制度和教育体制下，毛泽东却曾经因为“不守校规”、“偏科”等理由险些遭到开除。
毛圣人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的同学萧三这样描述学生时代的毛泽东：
高高的身材，微微有点弓的背，郑重的大踏的脚步，从容的、清楚的谈吐。他略低着或偏着头听别人的谈话，而自己只“嗯”、“是的”的回答，在倾听对方说完之后，有条有理地对谈者分析，提出要点，作出结论。他无切无尽的毅力，智慧，异乎常人的明确和敏捷的判断力与推测力，他大刀阔斧而又精细的气魄与风度，得到全校师生的爱戴。
第一师范学校曾在全校共十一班400余名学生中进行“人物互选”，考语有“敦品”、“自治”、“胆识”、“文学”、“语言”、“才具”六项。毛泽东得票数最多，具备完全的六项。其他当选者最多只有四项。其中，“才具”一项，除毛泽东外，只有一人或此考语。“胆识”与“语言”两项，其他当选者，没有一个人具备。毛泽东成为全校最优秀、最受敬爱的人，因此被称为“毛圣人”。
半壁见海日
学生时代的毛泽东，是“不守校规”、“偏科”的。斯诺《西行漫记》中的毛泽东自传《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中，毛泽东自己是这样讲的：
学校有许多校规，我赞成的极少。例如，我反对自然科学列位必修课。我想专修社会科学。我对自然科学并不特别感兴趣，我没有好好地去学，所以大多数这些课程我得到分数很差。我尤其讨厌一门静物写生必修课。我认为这门课极端无聊。我往往相处最简单的东西来画，草草画完就离开教室。记得有一次我画了一条直线，上面加上一个半圆，表示“半壁见海日”。又有一次，在图画考试时，我画了一个椭圆形就算了事，说这是蛋。结果图画课得了四十分，不及格。幸亏我的社会科学各课得到的分数很高，这样就扯平了其他课程坏分数。
如果按照课程标准，毛泽东的很多课程，如他的图画课一样，很可能不及格;如果按照当时的校规，毛泽东很可能毕不了业。
多亏袁大胡子
学生时代的毛泽东，不但有重社会科学轻自然科学的偏科现象，即使在最擅长，最自负，也最受师生推重的国文方面，也为守旧老师如袁吉六(袁大胡子)所诟病。毛泽东自述说：
学校里有个国文教员，学生给他起了“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半通不通。我只得改变文风。我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文体。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
袁吉六老师的批评，毛泽东接受了，他在自己新思想、新思路的基础上，夯实了厚重的古文功底，成就了自己的文章特色。毛泽东在自述中对老师“袁大胡子”的充满尊重、感谢之意，而且在其指导下“钻研韩愈的文章”，有记载，毛泽东平生喜读《韩昌黎集》，这应得益于袁老师的指教。
为“特别学生”改校规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有自己的学习计划，毛泽东阅读课外书籍极勤奋，不顾作息制度，预备几个烧饼，留在锁上门的集体宿舍内看书，直到一口气看完为止;每逢熄灯之前，他停止阅读，必到井水边洗冷水浴，舍监点名找不到他;考试他只选称心的题目作答，其它都不理，写起文章来洋洋万言，才华超众，见解精辟，一师的教员先生们都为之惊服;但监考老师以陪坐等候为苦。除少数几门功课，比方杨怀中先生的讲课及国文课等，一般肤浅和浪费时间的课程，他根本不去上课，而专读自己选读的书。学校碍于校规，尤以曾任校长的张干为首，认为他是品行不正，几次决定要开除他出校。这些动议，都经正派教据理力争，未能实行。校长张干自己，则非常尴尬地被一师师生轰出了校门。著名教育家王季范先生到第一师范当学监，一改张干粗暴做法，劝毛泽东上课，因为要照顾学校的校规。毛泽东说：那我就要向教员提出各种问题，教员答复不出来的时候，他怎么下台呢?一师教务会议曾研究过毛泽东同志与众不同的这些特点，有的主张以校规约束他，但许多老师，如杨昌济、徐特立，包括王季范等，都主张尊重毛泽东的个性，鼓励他认真学习、刻苦锻炼的精神。这一派意见占了优势，学校顺应毛泽东这个“特殊学生”设立了特殊规矩，鼓励他的个性发展，不用校规来约束他。
多年后，毛泽东提到第一师范的学习经历时，用了这样的话：“我居然得到了毕业文凭。”对于毛泽东这个“特别学生”学生而言，得益于学校为他立下的特别校规。学校“照顾”毛泽东这个“特殊学生”之功，很快得到了回报。1918年毛泽东组织学校的“学生志愿军”，成功缴了四千北洋溃兵的枪，保护了长沙，也使学校免受兵燹之祸。其后，毛泽东投身革命，成就了一代伟人，哺育培养他的第一师范，永久列入了近代著名学府的殿堂。套用一句今天雅得很俗的话：当年毛泽东以就读第一师范为荣，现在第一师范以造就毛泽东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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