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一切矛盾、一切政治路线的争执、一切运动的成败，最终都绕不开一个根本问题：旧制度是否还有自我更新、自我修补的可能;社会能否通过高层让步、渐进改良来获得自救;人民是否能够在不打碎旧国家机器的情况下，获得新的政治与经济命运。
“改革还是革命?”，它从不是抽象的二选一，而是中国历史向每一代人抛来的现实拷问。 历史上无数力量尝试过改革。他们想通过修补旧制度，让中国融入现代世界：
清朝推过新政、立过宪;
北洋政府办过议会、谈过共和;
国民党宣传三民主义、练过新生活运动;
城市知识分子呼吁民主宪政、自由平等;
一些早期共产党人相信，与国民党合作、推动资产阶级革命，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无论他们的动机是否真诚，他们的方案是否精致，他们的口号是否动听，最终都失败了。 失败的原因从来不是“改革者不够努力”，也不是“统治者拒绝改革”，而是旧制度本身的结构就排斥改革。
清朝已经在帝国主义与军阀割据的双重压力下四分五裂，它根本没有能力通过“立宪”重建中央权力。
北洋政府依靠军队、摊派和地主经济生存，只要维持统治，它就必须维持压榨人民的链条。
国民党的政权是买办资本、地主阶级和官僚力量的联合体，其权力基础正是工农的沉重负担，它若实行真正的反帝反封建，等于是自杀。
一个靠剥削维持的阶级，不可能主动削弱自己的利益;一个靠军队维持的政权，不可能放弃自己的暴力工具;一个依附帝国主义的体系，不可能与帝国主义彻底决裂。
历史已经一遍遍证明：
旧制度不是病了，而是烂透了。
它不是改革不够，而是无法改革。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也不是立刻意识到了这个现实。党内曾存在深刻的分歧。有些人相信，中国仍处于资产阶级革命阶段，共产党应当辅助国民党，帮助推动一个“民主、宪政、民族独立”的资产阶级国家形成。他们希望通过统一战线、工会运动、舆论压力，促使国民党逐步进行社会改革。他们反对共产党独立武装，反对农村暴动，对农民阶级抱有偏见。他们坚信，只要国民党内部左派力量壮大，蒋介石也许会被迫向民主化让渡一些权力。
1924–1927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就是典型的改良倾向：在资产阶级统一战线内部工作，希望国民党能够反帝反封建。
但蒋介石“四一二”清党后，大屠杀工农群众，事实证明：寄希望于资产阶级改革是死路。
为什么“劝蒋介石改革”注定失败?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空想，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阶级决定的。
蒋介石的权力基础来自哪里?江浙财团、美国与日本的资本支持、大地主阶级、军阀集团整合。
这些势力的共同利益是：不准工人有工会、不准农民组织起来、不准共产党搞阶级动员。
所以蒋介石如果“改革”，意味着：砸自己的阶级饭碗、得罪所有支持他的人、放弃军阀和地主的支持。
从阶级逻辑看：蒋介石不可能改革，不可能反封建，更不可能反帝。他唯一可做的，就是镇压革命。
所以“劝蒋介石改革”在历史上成了最大的政治幻觉。正因为这个幻觉破灭了，才有了后来的农村包围城市和武装夺取政权之路。
陈独秀就是这一倾向的代表。陈独秀的阶级位置：知识分子，更接近城市资产阶级，而非工农。陈独秀是报人、学者、教授，是文化界领袖。
他的生活圈子是：北大、知识界、新文化运动、上海的报刊、城市青年。
这类人天然倾向于相信：通过舆论可以改变社会、通过国民党内部改革可以推进民主、通过社会运动可以推动国家现代化。
而毛看到了国民党的阶级本质，看到了蒋介石政权与地主、买办、外资的深度联系。他判断国民党不可能真正反帝、不可能真正改变农村制度、不可能真正依靠贫苦群众。
蒋介石哪怕喊一万次“三民主义”，只要他的政权基础不变，他就必然以镇压工农、扼杀革命为本能，必须镇压工农才能够维持统治。
毛看到旧国家机器不是“坏掉”，而是天生就是压迫性的，不可能被改良，只有打碎。
毛之所以不信蒋能够改革，是因为从阶级利益，而不是政治话术判断问题。
这点是马克思主义者与改良主义者的最大区别。
革命之所以成为历史必然，不是因为革命更“英雄”，而是因为改革根本走不通。旧制度不可能在自身框架内产生新秩序，一个以剥削为核心的阶级不会主动放弃剥削，一个依赖帝国主义的政权不会主动与帝国主义决裂，一个靠地主维稳的体系不会主动分土地。
中国近代百年的历史已经用无数次失败、无数次血与火告诉我们：改革不是通向新社会的道路，而是旧制度维持自身的方式;革命不是情绪化的选择，而是现实压迫下唯一能通往未来的通道。
改革试图让旧制度变好，而革命承认旧制度根本无法变好。这就是两者的区别，也是中国近代历史最终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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