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旧的乡镇学校教室，图片来源于网络。
“唯成绩论的社会单一评价标准，在青少年最青春、最有活力的时候，让ta们错误地认为前途是一道固定的选择题，并粗暴地将其划分为‘优’与‘差’的对立。”
被划分为“差生”
中考300分或以下意味着什么?
乡镇中学里存在着一种心照不宣的划分：适合读书的优生与“有问题”的差生。由于资源有限，教师的注意力天然向前者倾斜，后者则被归为“难管教”的一类，承受持续的负强化又或被直接放任，最终在升学这个关口被裁决出局。这种划分名义上依据“客观”成绩，却在实质上否定了一个青少年所有的可能性——连同ta全部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乃至道德人格，都被一并贴上了“差生”的标签。ta们被告知，前途这道选择题已经做完了，选项只有两个——优或差，而ta们已被划入“差”的那一边。旁观者在宣判中惋惜，给出大同小异的建议：过去是赶紧学门手艺，今天则是去读个技校。不存在更多的选择空间。“个性”更是被视为不切实际的奢侈或无用的累赘。
项飙在与迈克尔·桑德尔的对谈节目中表示：“优绩主义将人区隔为胜利者和失败者，优绩就变成一种暴政”。这样的分流每年都在上演，总有一批学生被明白无误地表示：ta们不适合继续读书，不适合“动脑子”，不适合走上那条社会默认的“正道”。尽管现在政策提供了更多的便利，但这套以成绩和升学为唯一标尺的评价体系，仍然深深嵌在人们的骨髓之中。
某乡镇学校学生演讲，图片来源于网络。
“差生”的身份标记在校园内彰显，并内化为青少年自我认同的一部分，在被判“出局”之后长久地发挥着作用。我接触过的众多技校学生中，最让我触动与心寒的是一种普遍弥漫的自我贬低——大家都认定自己的人生已被单一的评价标准彻底定性，求知的欲望随之冷却、消退，“不死就行”的心态广泛流行，成为一种集体情绪。即便有个别学生期望在此环境中努力学习，或发展某个兴趣爱好，也往往会遭遇周围并不友善的审视，被奉劝要“认清自己身份”“都上技校了就别装了”。学习与发展，仿佛成了常规高中教育中的一项特权;在“已经出局的人一起混日子”的生态里，任何向上努力的姿态都会显得极其异端。久而久之，大多数人也就在这种环境中被无声地同化了。
这样的生存状态，根植于城乡二元结构等制度性因素之中。在这一系统下，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县域内本就稀缺的教育资源又往往向县城集中，乡镇基础教育面临系统性边缘化。副科课程缺乏专业性，社团文化更是无从谈起;学校管理的首要考量常常是“不出事”的安全考核。这严重损害了学生所接受教育的全面性，也窒息了ta们个性发展的种种可能。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校园内部的权力结构呈现出一种独特而残酷的面貌。
我所就读的初中是一所连成熟的管理体系都未建立起来的乡镇学校。校园依托着校内权威机构的暴力介入与学生之间自发形成的默契，勉力维持着脆弱的教育秩序。学生们并不把校方放在眼里，从安保处到政教处，每一位老师的名字都被ta们津津乐道地冠以贬称，ta们也毫不畏惧老师们的到来。经常公开挑衅校方的，便是班中最活跃、最外向的团体——由乡镇边缘青少年，即所谓的“精神小伙”组成。“精神小伙”，这一词汇通常与两广地区特定的乡镇社会生态高度挂钩。诚然，穿着紧身裤、留着锅盖头、骑着摩托车炸街的少年形象，或许多见于两广的街头，但其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与组织形态，实则遍布整个社会。ta们结伴而行，在校门口或操场聚集，用一种满不在乎甚至居高临下的姿态，对抗着来自成人和主流世界的目光。
这些边缘青少年，重新建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等级标准。当被主流评价体系钉死之后，ta们拆解了校园中一切既有的价值标准，将其替换为一套全新的规则：敢不敢打架，会不会来事，能不能“叫得动人”，能不能让人“服”。这种以一系列青少年中最具符号性的“堕落”行为——烟酒纹身、暴力与性——为纽带的淫秽性团结，建立在被共同抛弃的经验之上。ta们效仿着暴力压迫者的身体语言，崇尚有毒的男性气质：慕强与暴力崇拜，并对女性进行最直白的物化。
这个团体中的核心人物，往往性格活跃、处事果断，在校外拥有其他边缘青少年网络的支持，甚至深度参与其中。ta的形象通常更为“正经”，并事实上扮演着班级非正式代表的角色，在校园秩序中的作用微妙而复杂。许多情况下，ta们对班级纪律的管控比老师更加直接有效，是不可替代的校园公共生活塑造者。但ta们一般不随意介入私人事务，面对老师都无法制止的校园霸凌也不起“执法”作用。这样一种个体权威与无序团体之间的平衡，贯穿于我初中包括重点班在内的每一个班级之中，而“学生会”则根本不存在。
边缘青少年团体，图片来源于网络。
这样的生态，在我的认知里是两广乡镇校园的常态，也是乡镇青少年形成自我认同的关键场域。在这个场域中，那些处于社交原子化状态、性格更为内向的个体，极易沦为被欺凌的对象，时刻承受着巨大的身心压力。我曾长期处于这样的下位。为了避免成为众矢之的，不得不开始攀关系，努力融入圈层，与校外的边缘青少年建立联系，为的仅仅是能够安稳无事。这是一条极其危险却又无可奈何的生存路径。走上这条路需要掌握一整套全新的语言与行为模式，学会粗俗的玩笑，参与一些内心深处并不认同的集体行为。正因如此，我亲眼见证了身边许多人如何像我一样，为了寻求自保而一步步向其靠拢，甚至在后来滑向真正的堕落——并非所有人都能把握尺度并在“自保”的位置上停下来。加害者与受害者就这样被批量的循环生产着。
边缘青少年团体将校园生活高度极化，剧烈压缩了沉默大多数的生存空间。那些不愿或不敢投身街角文化的普通学生，只能退回到一个个碎片化的的小团体乃至原子化的个人状态中默默忍耐，也就此退出了对校园集体生活的大多参与，继续内化着“差生”的标签。
性教育真空、被主流视野忽视
“性”在这个边缘生态的日常生活中是绕不开的话题。边缘青少年对性的探索，在性教育完全缺失且不被正视的真空中，无序地滑向了过早的危险性行为。在社会单一评价标准的作用下，家长与学校的教育观念过度聚焦于学业与成绩，忽视了对青少年人格、品质与情感需求的培养。家长主义氛围带来的压抑、家庭关系的紧张、父母外出务工带来的情感缺失，都深刻影响着青少年的心理发展和情感机制。这种系统性的缺失使得ta们在性发育与性探索的关键时期，缺乏必要的引导与保护，只能从同龄群体或互联网中获取碎片化，甚至扭曲的信息，并将其转化为一种能提供即时快感与身份确证的有限资源。
在此之中，性别维度至关重要。边缘青少年团体中泛滥的有毒男性气质，在性领域表现得尤为集中和恶劣。男性的身份认同建构在“敢搞”“征服”“占有”等一系列支配行为之上。而女性——一般是同样身处边缘青少年团体中的女性——在此过程中，也被工具化为巩固男性之间社交关系的筹码和战利品。“搞没搞过”，成为男性之间一项具有炫耀性质的社交资本。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近期关于“性同意年龄上调”的公共讨论，才尤其需要被重视，并须顾及这些边缘人群的真实处境和需求。如果边缘人群被忽略，那么即便法律保护的初衷是善意的，实际运作中也可能加剧边缘群体的困境。前述的种种现象与性同意年龄上调高度相关，却尚未被视为一个主要的考量因素进入公共视野。如果公共讨论仅仅以中产市民社会的道德规范为蓝本去呼吁法律建构，那么，那些在家校双重忽视中被暴露于各种无序性探索的乡镇女孩，那个在“差生”群体中由同龄人或大两三岁者交织而成的性关系网络，都将完全不存在于法律的保护视野之内。
事实上，目前也仅有极少数人提醒，在家长主义氛围弥漫的环境中上调性同意年龄可能引发针对边缘青少年的重刑主义风险。就此我们需要去认真追问：在这种生态下，未成年的受害者能否真正得到保护?当事人的主观感受与具体的案件脉络是否会被充分重视，还是仅仅以保护为名将ta们的个人意见加以客体化和忽略?出于防范更年长者利用不对等的权力关系进行性侵入的保护导向，与在此过程中赋予家长主义更大权力以全面管控未成年人性关系的管控导向，这两者之间天差地别，却同为因性同意年龄上调而可能发生的走向。其中后者的严苛管控，往往会实实在在地落到边缘青少年的头上。美国“罗密欧与朱丽叶”法案所设定的同龄人豁免条款之重要性与必要性正体现于此，该法案使合理年龄差距范围内的同龄青少年之间基于自愿发生的性行为得到豁免，以此承认青少年的性探索可能独立于成年人的控制之外而真实地存在的事实。
赋予“差生”及边缘青少年可见性
长期以来以城市为中心的主流话语充斥着对乡镇青少年的刻板印象。边缘青少年被描绘为亟待清除的社会威胁，需要被集体改造甚至强力惩戒;“差生”青少年则因不符合市民社会的道德标准和成功想象而被排斥。公共讨论必须将ta们真正地囊括进来，并认识到ta们首先是一群正在成长中的青年人，是一群在自身所处环境中，用ta们所认为有效的方式，去应对一个资源有限、机会稀缺的残酷环境的生存者。
#Black Lives Matter运动中一则呼吁交叉性的抗议口号，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要求并推动乡镇教育真正朝向激发个体内在潜能、增加并发现个体多样可能性这一基本原则迈进的同时，我们也应审视问题的定义，积极反思以城市为中心的公共讨论话语本身。贺雪峰曾如此表达农民之苦：“ta们的苦，苦于社会、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苦于ta们不能彼此了解和欣赏，不能在变化的世界中找到恒定的意义和人生价值”。——这也是乡镇青少年之苦。为边缘群体构建具有可见性的公共空间，需要我们在交叉视角之下，以一种成熟的善意去理解ta们的生存策略，去看见这些青少年身上所叠加的多重弱势身份——“差生”、“农村人”、“留守儿童”、“穷人”、“未成年”……每一层身份，都对应着一套特定的生存压力。正是这些身份经验的层层交汇，共同塑造了ta们独特的行为逻辑与逼仄的选择空间。这便要求我们必须悬置自身固有的道德直觉与阶层审美，不仅仅去谈论宏观意义上ta们如何被压迫，更需要去深入理解无数乡镇青少年形形色色行为背后的那个“为何”——为何要融入边缘青少年团体，为何要学习那套江湖规矩，为何最终选择沉默，又为何会如此普遍地暴露在过早的危险性行为之中……先要去看见ta们到底是谁，到底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之中，以此赋予ta们自身的生命经验以应有的公共性，进而正视其中错综复杂的结构性因素以解其痛楚，也更深切地理解这些行为中所包含的具体伤害性，乃至压迫女性等更弱势群体的施害一面。
一个开放性的理解场域，远无法撬动有毒男性气质的社会再生产机制，无法动摇根植于整个社会的性别权力结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与文化传统。但在更根本的改变尚未到来之前，真正的不妥协，或许就是在每一个被否定的具体生命面前，选择不去转开目光，在ta们身上，也在我们自己身上，重新找回公共生活的可能。每一位亲历者、每一位公共表达者，我们一同去看见，一同去找回并回应这些被抛弃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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