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介绍：左右，男，199*/**/** 出生于**市**县**镇**村，从26岁开始系统全面的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时1.5年到2年。现在回想起来，当学到某些“理论”的时候，我的身体都已经本能地排斥了，真的学到恶心、想吐。但正是因为当初学到痛苦、学到恶心、学到想吐，才把这些理论学成了我的本能。到现在，在实践过程中，无论遇到任何问题，我的身体都会本能地去分析，这件事是不是这么回事，它符不符合我们共产党人的价值观。所以，当初学习到吐，学习到累，都是值得的。之后马克思毛泽东邀请我成为他的接班人、一名同志、一个共产党人，让我带着理论回到工农群众当中去实践、思考、生活、工作，把理论从知道到掌握，把身上这流淌着一半共产党人的血液流到每一个细胞、骨头、毛发中。我一想这片土地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竟然邀请我成为他的接班人，犹豫一秒钟都是对我们师生关系的不尊重，干就是了。再者我也从理论中看见组织发出乡村振兴的命令，我想作为一名共产党人，以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为荣，就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土地上**镇，经过3年的生活实践调查，来回应组织的乡村振兴，以及我这个共产党人经历了什么、做了什么。
简单的讲一下我这3年的生活，回来第一年我是在我老家爷爷那里生活的，跟着他们一起劳动，思考看看能不能从土地、农业上进行联合，走集体化，但是不行，我们一起生活可以说矛盾很大，经常吵架，大家的观念不一样，周围亲人朋友也说我在家里啃老，压力、矛盾、争吵大到我都抗不住。第二年没有钱了，我就去杭州打工一年，有了一点钱后我又回来了。这一次我就到镇上去租了一个房子独自生活，想着从思想方面进行，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人，经过理论学习到达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只能说天真了一点，这是一个现实的世界，理论只对我们这样的人有用。第三年我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突破口，从教育入手，夏天我搞了一个上山下水的夏令营，很多孩子不会水、不会游泳，没有人去有组织的去爬山。而我在城市当了3年的游泳教练，完全可以教会他们，带着一起开心的爬山，真的，可以说效果非常好，我用平等、尊重、信任、自由、鼓励的方式对待他们，做了7 /8次，我能看见了他们身上的光一点点的展现出来了，这给了我巨大的鼓舞，我都在思考怎么做一个教育的集体化组织，从这方面来掌握生产资料，连后面做哪些项目我都打好了草稿。
但是却突然不来了，后来我才知道是被权力中断，因为上面说室外活动、游泳危险，就一刀切，禁止下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这让我陷入了巨大的痛苦、怀疑、流泪之中，让我这样一个唯物主义者无神论的人都开始去求马克思、毛泽东帮帮忙，我不知道这是我的问题或者理论的问题，还是信仰不对，我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以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为荣，回到生我养我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而现实却给了我一盆冷水，让我的情绪一度处于崩溃之中。这3年中，我也经历、思考了很多，下面我将从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四个方面，详细的介绍一下我对各种事情的看法。
政治方面：镇上的各种权力和公共服务机构完整，其中包括镇政府、警察局、法院〔刚刚修理完，我是没有怎么看见有人在做什么〕、小学初中学校、村委、2个银行、医院。他们的人口我觉得占常驻人口比例大约10%左右，但是里面18-40岁的人口比例跟本地人要么等于或者大于，这个数据完全是我通过观察得来。本地的人口也是这样的，没有数据，大概55岁以上的人最多，其次是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最后一阶段男女最少，里面女性大于男性，这片土地的衰落是肉眼可见的，我们这里3、6、9赶场，你一眼望过去几乎全是老人家，上午2、3个小时就完了，平时街上都是冷冷清清的，偶尔会有几辆车过去。我们共产党人讲一切问题都跟人相关，没有本地的有知识文化、见识的年轻人来参与，去谈乡村振兴都是空的。为什么走，留不下来，不清楚这个原因，不找到主要矛盾，也就不能去解决这个问题。
下面我就从我经历的几件事情来谈一谈，其一是关于我们村上、镇上的选举问题，去年我们村上叫我们去选镇长，去了大约50人左右，几乎全是老人，我就看见了包括我在内的2个年轻人，全程我都在参与，可以说只有流程，没有内容，全是官僚主义，这其中包括①镇长根本都没有到场，说是去参加培训了②就一个人，还谈什么竞争、演讲，说是上面全都定好了③全程都是零交流，工作人员讲，下面就做。我当时就大吃一惊，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参与这种事情，不知道能说一些什么。后面想一想，这极其扯淡，我们党一直强调现代化、文明、基层的自治，可这次的经历对我就有着很大的冲击，在这里你一点都看不见。我想一个人要是能在生他、养他的土地上得到尊重、关心、自由、平等的时候，没有人愿意远走他乡，就算这里物质基础差一点，我都愿意留下来建设、发展它。作为一个人，连选择自己的头领的权利都没有的时候，你怎么可能去跟权力讲平等、责任、义务，他回来了又能干什么，本来就是无产者，在外面打工还能有一点金钱。选我们村长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那个时候来的人更多，100多吧，连学校的老师都来了，你想一想他们可是一群外地来的知识份子，他们看你这样搞，他们还能去说什么，连你自己本地人都不去尊重自己人，我一个外地人还尊重什么，更谈不上去尊重本地人的孩子。
这一次选村长我真的气得不知道讲什么好，我心里面想着能不能上台讲几句，去竞争一下，只能说我太天真，到一半我就走了。主要是这次是镇上的所有村长的选举，全都是这样，后来我就跟几位参加和不参加的人聊天，大家的感受都是一样的，非常的生气、难受，你自己都已经内定完了，你还美其名曰的叫我们去参与，搞什么选举，这有什么意义啊，这完全是羞辱人。可以说这种做法对这片土地、人伤害太大了，这是对党的不负责，更是对人民的欺负，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一事无成，所以你会看见权力机构在演戏，我也陪着你演，心情好我就来，不好时后面我根本就不来了。
这也就能解释网上和新闻上的那些乡村振兴问题所在了，可以说都是那一群公务员在那里谈天说地，说经济、农业、旅游搞得有多么的好，人民的幸福生活怎么样了，更多的都是说的一些官话、空话，都没有当地人出来讲什么，更不会有年轻人在场，你做任何事没有本地人的参与，你所讲的做的一切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有人才有一切，我们共产党人就是在合适的时间、地点，找到合适人，朝着对的方向上做着合适的事情，那么一个正常的选举应该怎么做①立几个条件，确定几个候选人，公开他们的身份②早点通知群众什么时间、地点干什么，让他们对这几个人有全面的了解③上台竞争演讲，讲清楚为什么当、怎么当、要做什么、需要什么人和物的支持④下面的人对候选人提问对话⑤投票⑥会后的总结，看看群众的满意度。
可以说多花些时间精力在这个上面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样做才能让人民知道官民是平等的、相互的，才能为后面的经济发展提供基础，没有平等、信任、契约，怎么可能团结起来去发展经济、农业等。不然一切都只能是空谈。只有这样当大家都是朋友的时候，我们才原意把我们多余的金钱、人力、物力交给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情，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才能从一个个的个体走向集体，集体也才会保护个体，我选择，我负责，我们共产党人才能团结无产者，领导无产阶级，走向文明、富强、自由、法治化。
有一句话讲得好，权力只对他的来源负责，如果上面一句话就能决定我的位置、金钱、声望，那我肯定是对上面负责，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下面的群众跟我能有什么关系。
在网上我也经常听见这样的话，我们的国人是不擅长演讲的，因为演讲的目的是为了向人民获得力量和支持，而我们的政治制度是权力至上，官最大，你需要的是服从和执行，当我看见这样的事情时我的内心是极度的痛苦无奈的，你想一想，调查、沟通、写作、演讲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基本技能，毛泽东的很多文章都是在演讲中完成的，而我们的组织也是在一次次的演讲中成长起来的，同样的你再看一下在战争革命时期，我们的组织也是在不同时间和地点主动积极的去讲和做，提出鲜明的主张，以争取广大的工农群众和各个阶级的支持，可是为什么当下演讲却越来越少，甚至没有，这值得我们去思考。
同样的，在一个现代化、文明、法治的社会中，阶级斗争还存在吗?当一个人的利益被侵犯时，难道不应该通过演讲去获得其他人的支持和帮助吗?在看一下我们共产党的两大主要任务，一个是经济发展，一个是阶级斗争，目前我所看见的是只有经济发展，没有阶级斗争，作为一名共产党人我是有着这样的疑问的?平等、自由、富强、法治、公平他们哪一个是可以轻轻松松就得来的，就像我们的领导身份都是通过流血牺牲得来的，但是现在却不讲矛盾和斗争了，只有安稳，这样的安稳能长久吗?它是真真正正的安稳吗?
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2000多年的封建皇权的社会中，官本位、权力最大是我们的底色，如果不通过各种阶级斗争去打破它，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我是不相信的。这个可以通过国外的发达文明国家就能看得出来，到现在人家还会经常进行各种各样的斗争去争取属于自己的利益，不然这个社会怎么会进步啊。就连朋友、夫妻、师生之间都会吵架闹矛盾，会有利益分歧，更何况是这样大的一个社会国家。很多的矛盾如果不通过斗争、吵、妥协是解决不了的，这样才是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安稳，则安稳亡。
再讲一下我看见的警察部门，我遇见最多的就是在路上的定点检查，我们这个路上总体上可以说人比车少，赶场天时乡亲会骑摩托车或者三轮车来，平时过路车或者本地车会多一些。你检查车是你的本职工作，没有问题，可你看人下菜，选择性执法就过分了，四轮车不查或者少查，乡亲的车你必查，而且对于不合格的车你就没收，这我就看不懂了。
你可以看见他们单位旁边就停放着乡亲没收的车辆，一直在那里淋雨，我不相信四轮车都是合规的，你让人家乡亲过路时看见了会怎么想。这里的本地人本来就少，而且以老弱为主，路上车辆更少。本地人也需要出行，在物质缺少和年龄大的情况下，可以说这里的绝大部分车辆都是不合格的，车牌、证件、头盔都多少有一些问题。而你直接一刀切，不去考虑他们的出行和经济问题，本来人就少，又以老弱务农为主，收入更少，我想他们要是有条件也愿意搞一个质量好一点的合规的。
一个文明、法治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当暴力机关不去关照老弱，没有人情味，还能叫社会主义吗?人民会服气吗?他们会来支持你吗?警察的职责是去维护秩序，当下的乡村可以说已经是处于凋敝的边缘，你不去呵护它，反而粗暴的对待它，寒了工农群众的心，还怎么去谈团结，搞什么乡村振兴。以教育、批评、小惩戒为主，可能的话帮他解决一下能力以内的问题不是更好吗。你的权利和知识是来帮助他们的，这样才叫为人民服务。
再来谈一谈我所看见的关于这些公务员的事情，周一到周五打卡上班，周五下午一到，所有大门上锁紧闭，开车回城市。上班的时候他们也会出来走一走，他们一群人闲聊着，你能从他们身上看见一些东西，眼睛不会多看一眼脚下的土地，更不会多看一眼周围的工农群众，眼睛永远往上面看着，一群人身上散发出高人一等的神态，那种与周围人格格不入的样子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词语去形容它。你要是工作时间去一下那些大楼里，那种感受更让人浑身不舒服，就是告诉你我是这里的主人，你一个外人来干什么，有什么事情快点说，说了马上走，不要给我们找麻烦。吃饭时也是在自己的小食堂里，一句话，能少跟周围的工农群众少接触就少一些。我也看见了他们所谓的下乡，开着小车到了农民家里，几个人笑着聊着走着，说你们这里的环境空气真好啊，你看到处都是绿色有机蔬菜，住在这里真是好、幸福，要么拍个照片打完卡就走，要么象征似的问几个问题，写上一些再走，怕群众会吃了他们，都不会多待一秒钟。做什么事情会公开更是一句空话，都是他们自己开完会就完了。政府部门也会经常通过条幅去发出一些口号，但是当你看见了那些内容后你会更加的绝望，全部都是你不能做这样、做那样，小心这样小心那样，要求你听话要乖，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人家是这片土地上的主人啊，人家生活了一辈子，他难道还不知道该怎么做吗?我不需要你来告诉我不能做什么，我需要的是你告诉我能做什么，我已经很难受、辛苦了，不需要你再来束缚我，我需要走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最重要的是我想知道你不能做什么。
一个没有边界的权力，对工农群众的伤害远大于帮助。当普通人手中没有力量可以去制衡公权力的时候，无论是决定其去留的选票，还是影响其声望的舆论，权力就会变得无比可怕和任性，上层建筑的任何东西都是一句空话〔忠诚，担当、服务〕。
经济方面：留在这里的本地人分为两类，一个是以土地为主的小农经济，一个是镇上的个体工商户，极少人从事公共服务。年轻人基本上外出务工。下面分析小农和个体的经济收入和支出。小农的自产自销，以满足自己为主，多余在售卖。一年当中做事时间可大概分下①种地〔土豆、玉米、红苕、大米、辣椒、自家菜园〕②牲畜〔猪、牛、鸡〕③砍柴④有临时工的机会时，就会优先去打短工，几乎都是日出而出，日落而息。现金收入不好讲。支出大头如下①人情往来占一半左右，至少一百，多的会有几千，看关系亲近，几乎所有人都在感叹压力太大②牲畜幼崽、化肥、农药、种子③日常开销，人力成本不计，全年无休，现金收入不多。主要是我调查不了那么细。
从生产力角度看，一个家庭通常有着1-5亩分散的土地，且我们这边还是山区，机械化少或者没有〔三轮车、旋耕机、油锯等〕，大部分还是用的锄头、刀、背篓，肩挑背扛。专业的农业知识几乎没有，都是靠的老一辈和自己的经验，所以你会发现夫妻二人在做农活时都会经常吵，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经验。再看看镇上的个体工商户，以夫妻店为主，在我看来经济逻辑没有什么变化，从土地上变成了店内，不用风吹雨淋。做事从种地变成买各种外来产品〔吃、衣服、五金、电器、手艺人〕一年到头去掉房租、本金、水电等，比小农多一点吧，我没有实地调查过。
从经济角度看，一个地方要有发展，需要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不能说没有，少的看不见，或者没有影响力。想一想都太可怕了，当一个地方的年轻人和金钱都在往城市流，我不知道怎么去谈振兴。在看一个事情，我们这里连一个超过10年的个体工商户都没有几个，大概4-5个，但是他们的后人也没有来接手，去发展壮大，也都跑到城市里面了，这是有钱人的现状。再来看看有权力的，超过10的有几个，他们的后人也没有留在这里，想一想这个都太可怕了，此时我的心情很复杂，不知道该怎么来形容。
再谈一谈我自己吧，一个在这片土地上出生长大的后辈，一个有知识、文化、智慧、信仰的共产党人，回来3年了，连我都没有办法在这里生根发芽，刚刚办起来的一个向下负责、平等、透明的夏令营还没有怎么开始就胎死腹中，还会有谁再回到这里，怎么进行乡村振兴，我不知道怎么去回答组织的这个命令。
一个地方，要先生长出几棵能遮风挡雨的大树，才有可能慢慢变成一片森林。如果始终只有一岁一枯荣的野草，那它就永远只能是一片草原。而更可怕的是，现在，这片草原正在沙化，快要变成一片荒漠了。
解决的办法就是走集体化的公有制，关于集体化的理论我就不讲了，书上比我更专业，虽然我也学习了，但是没有实践过，当初在学习邓小平的经济理论时，里面非常详细的介绍了关于城市、农村、公司等资料，这也是我回到农村的助力之一。可惜我无从下手，本来打算这个夏令营搞起来，后面可以做一个教育的集体化，现在就胎死腹中了，没有实践就没有多少发言。说到这里，其实问题和解决办法都是很清楚了，从政治上进行制衡，经济上走集体化，两手都要抓，才能真真正正让工农群众在这片土地上站稳脚跟。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只能说再一次证明了我们理论的科学先进。
教育方面：关于教育，我们镇上有小学、中学。从我参观和了解的情况来看，这里和我读书时相比，没有任何本质的变化，依然是那套陈旧的应试教育，看不见一丝一毫为“人的全面发展”而改变的迹象。下面，我就来谈一谈，学校这个本应掌握未来的组织，是如何在多个层面上，深深地伤害了孩子，伤害了人，伤害了这片土地，以及最终，伤害了它自己。
首先，是教师的“女性化”与严苛的等级管理。我们这两个学校，教师基本都以女性为主，幼儿园里甚至没有一个男性。在一个完全由女性主导的环境中，孩子被要求的首要品质是“听话”和“服从”。他们天然地缺少了对雄性力量中那些宝贵品质的引导——比如斗争、团结、冒险和挑战。这些留守儿童，他们在家本就因父亲外出而缺失了父爱和男性的榜样，到了学校，这个角色依然是空白，这无疑是雪上加霜。我们的国家要走向现代化，走向文明、富强、法治和创新，它需要的是有力量、敢斗争的新一代，而不是一群只会服从命令的绵羊。
其次，如果你去学校里看一看，你会发现学生与老师是等级分明、阶级森严的两个部分。他们之间，完全没有那种平等的、朋友式的关系。学校的管理，完全是上级对下级的简单粗暴，老师可以随意发火、喊叫，根本不给孩子发言和解释的机会。更讽刺的是，连吃饭他们都是有围墙分开的，我们以前也是这样。你连吃饭都不能和孩子坐在一张桌子上，却口口声声教育他们要有集体观念，要公平，要个体自由，这不是最荒诞的笑话吗?班级里的常态就是，有好处时，是个人独享;有坏处时，却是大家分担。这样教出来的孩子，怎么可能学会真正的团结和担当?
第二，教学内容的单一化与背叛。
这是一群出生在农村、成长在农业、根植于农民的孩子。但他们的课本里，他们的课堂上，所教授的一切，却与他们脚下这片土地、与他们的父辈毫无关联。教师里，连一个农民工人的身影都找不到。这套教育系统，从根子上，不是在教他们热爱这片土地，而是在教他们如何逃离这里。这是对这片土地、对无产者最赤裸裸的打击、背叛和伤害。他们口口声声称自己是“教书育人”的老师，但看着这一切，我开不了口去称呼他们为“老师”。我曾经问过一些学生，你觉得你和老师、学校是朋友吗?只有一个孩子，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小部分的人，要么吞吞吐吐，要么犹豫很久不知道怎么回答，大部分回答都不是。你们连一个平等的、朋友般的关系都建立不起来，又怎么可能让人心服口服?我又去问了镇上的成年人，人家直接了当地说“不是”。所以，他们把他们的孩子，都送到城里去了。连当年从这个学校走出来的人，都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再送回来，可以想象，我们这样的教育，是多么的失败。
第三，完全封闭的校园环境。
学校的大门永远是紧闭的，那种压抑和窒息感，让人喘不过气来。回想我当年上学时的感受，我完全不觉得我是去“上学”，而是感觉我是在被“学”给上了。那里不是一个公平、自由、快乐的环境，它更像是一座监狱。所以你可以看见一个让人痛苦的画面，一个开心的孩子当他走入学校的那一刻，整个人的状态马上变得死气沉沉，你在这个环境中感受不到一丝的天真、快乐、自由。你要是到学校去走一圈的话，你会发现学校的墙上标着各种各样的训诫，全部都是不能这样不能那样，要牺牲、善良、真诚、付出、听话。这更让人窒息，他一个孩子，还什么都没有，你就要求他去牺牲。但是你却从来不告诉他你有什么权力，你能干什么，你一个无产者就是要去争、抢，等你有了基础再谈其他的。这也是这片土地上最让人绝望的地方，对无产者提各种各样不合理的要求，却从来不对权贵阶级限制，可以说是赤裸裸的权责不对等。
第四，分数至上与考试的异化。
分数和考试，本来应该是用来检验学习成果、解决问题的工具。但现在，它本身却成了最大的问题。它无休止地加重了所有学生的压力，把活生生的人，变成了分数的奴隶。这里的家长对孩子讨论得最多的就是你考了多少分，你的孩子考了多少分。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讲，我出来工作已经好几年了，但我还会反复做关于高中时的噩梦，那种在教室从早坐到晚，反反复复的考试加排名，无时无刻不在折磨我，有好多次，我都是从梦中哭醒的。直到现在，我一听见“考试”这两个字，我就本能地感到害怕和紧张。你们能想象，高中三年，给我的心理造成了多么巨大的、无法磨灭的伤害吗?我还不敢对其他人说，因为怕丢脸，怕人家说我娇气，直到后来我在抖音上面看见很多人都跟我有一样的经历我才放下了一些压力，原来我们在这片土地上都是一样的经历，我不是唯一的受伤者。而当我回到这片土地，看到我们的教育还是这个样子，而且还变本加厉了，我的心里，真不是个滋味。
文化方面：简单的说就是在学习上要考最高分，读好学校，考好大学，成龙成凤，做人上人。生活上就是赚大钱、住大房子、开豪车、取漂亮老婆，死了风风光光把我安埋了。可是他们却忽略了一个最大的阶级问题，在我们这片土地上，龙凤是压迫我们的阶层，可悲的是每一个人都想成为它，2000多年的封建皇权影响深远。我在镇上生活的这段时间，看见最多的就是老人家去世，而年轻人回来花费大价钱去搞葬礼。同样我也看见了上面对这方面的不支持，但是也阻止不了群众的行为。想一想也是正常的，我一个原子化的个体，一辈子能露脸的机会少得可怜，更谈不上什么荣誉感，又送出去了这么多的份子钱，好不容易有一次机会赚回来，我当然会大搞特高。那么这方面的对应方法还是集体化，同过他的劳动获得声望和金钱，这样才能慢慢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还是一刀切，大家之间的裂痕又更大了。
古今中外文明对比
我坐在那条小河边，看着它涨水又退去，看了整整三年。我想通了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关乎我们这片土地两千多年的命运，也关乎我们这个组织未来要走的道路。
为什么我们镇上的那些门，永远是关着的?为什么那个村长可以一句话就掐灭我全部的努力?为什么银行和医院的服务，就比政府要好?这些看似零碎的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根源。而要看清这个根源，我们需要的不是对某个人、某个部门的批判，而是要把目光拉远，去对比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逻辑。
于是，我回望了我们从秦朝统一开始的整部帝国史，也审视了西方那些现代强国的崛起之路。我得出了一个或许不新鲜，但却是我用全部生命去验证的结论。
为了看清这一点，我不仅回望了我们自己的历史，也去研究了西方那些哲学家和贵族的历史。我发现了一个让人心碎的区别。
在西方，那些延续百年的贵族世家，他们深知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只有共生，才能长存。他们的家族里，总会诞生那么一两个能思考人性、社会和国家命运的哲学家。这些哲学家，他们即使因为理念不同而激烈争吵，甚至从此分道扬镳，也绝不会去毁灭对方。因为他们之间是平等的，是相互独立的，他们各自有自己的城堡、土地和财富，他们的生存不依赖于某个唯一的、至高无上的权力的施舍。所以，他们的争论是真理的碰撞，是思想的交锋，而不会演变成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
而反观我们这片土地，从秦始皇“履至尊而制六合”开始，那个唯一的权力，就用暴力和恐惧消灭了所有不同的声音。它把所有的贵族赶尽杀绝，它不容忍任何一个独立力量的存在。我有时在想，如果秦始皇的祖先能预料到，他统一六国的代价，是让整个嬴氏家族在短短几年内就彻底覆灭、绝了后，他们一定会拼了命去阻止他。但历史没有如果。我们这片土地，从此陷入了一个恐怖的循环：每一个王朝，都想成为唯一的参天大树，把其他所有的树都砍光、烧光。最后，它自己这棵树，也在自己制造的荒漠中孤独地死去。给别人留余地，就是给自己留余地;消灭了他人，也就消灭了自己。这就是铁律。
我有时在想，为什么在秦朝统一六国之前，那些诸侯、那些家族，可以传承几百年?就连嬴政他们自己的家族，在成为那唯一的王之前，也已经延续了数百年。原因很简单：因为那个时候，这片土地上有很多个权力。权力与权力之间，就是最好的制衡。你这个地方待不下去了，我就跑到另一个地方去。我有选择，所以权力不敢对我太坏。那个时候的普通人，反而还有一条活路。
但自从秦始皇统一了全国，一切都变了。他用商鞅那一套最狠辣的法家手段，把这片土地上的人，变成了一个一个的原子，把所有能与之抗衡的力量，全部碾碎。他以为这样就能江山永固，万世一系。但他错了，而且错得离谱。他亲手消灭了权力的制衡，也就亲手埋葬了自己家族的传承。从他之后，没有哪个家族能长盛不衰，没有哪个王朝能跳出那个三百年的魔咒。
而我看到的，是我们这个时代，那个旧权力依然在用更精巧、更隐蔽的方式，去延续这套消灭的逻辑。它不再用刀剑去消灭肉体，却用考试去消灭思想。
这套消灭思想的逻辑，它的根子，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得多。它从科举取士就开始了。那个延续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表面上说是给了寒门子弟一个上升的通道，但它在本质上，是用一场又一场的考试，去筛选出最听话、最懂得揣摩上意的人。它不是在选拔人才，它是在阉割一个民族独立思考的灵魂。可悲的是，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没有走出这个千年怪圈。我们当下的高考，依然如此。它从不在乎你的创造力，不在乎你是否能成为一个独立思考的人，它只在乎你是否能给出那个标准答案。它把我们工农子弟最宝贵的上升通道，变成了一台扼杀灵魂的绞肉机。而更可悲的是，我们当下的官员选拔，也依然是通过考试。一个村长的位置，一个镇长的位置，本应是人民用选票去决定谁能为我们服务的岗位，如今却被一纸试卷所替代。
它还用选举去消灭选择。我在我的镇上亲眼看见，那些所谓的选举，不过是一场早已内定好的、走走过场的表演。镇长没有来，村长是上面定好的，我们只是被叫去充个人数，签个字，然后就被告知我们“行使了当家作主的权利”。它把人民最神圣的政治权利，变成了一场羞辱人的闹剧。当权力的来源是自上而下的考试，而不是自下而上的选举时，权力就永远只对上面负责。所有的“为人民服务”，都成了一纸空文。
这，就是两种文明，两种命运：我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察。
回望我们这片土地两千多年的帝国史，我不得不痛苦地得出一个结论：我们所有的悲剧，都源于一个根本的颠倒——上层建筑制约了经济基础。
从秦始皇“履至尊而制六合”的那一刻起，我们这片土地上，就只允许有一棵参天大树——那个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皇权。它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延续，用暴力和恐惧，把所有能长成大树的苗子都提前掐死了。它不允许有独立的商人阶层，它用“重农抑商”把资本扼杀在摇篮里;它不允许有独立的思想，它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所有的声音都统一成一个;它更不允许有独立的贵族，它用推恩令、用科举制、用一场又一场的肉体消灭，把所有的竞争者都碾碎。这棵大树，它把所有的阳光、水分和养料都吸干，只为让自己活得更久。它以为这样就能江山永固，万世一系。但它错了。它亲手把森林变成了荒漠，最后，它自己这棵树，也在荒漠中孤独地死去。每一个王朝的覆灭，都是一次惨痛的证明：消灭了他人，也就消灭了自己。
而反观西方那些现代强国，他们的土地上，从来就没有过这样一棵能吞噬一切的树。国王、教会、商人、平民，这几棵大树相互争斗，也相互制衡，最终形成了一种动态的、共生的平衡。没有任何一棵树能强大到消灭所有其他树木，所以它们只能共同生存，共同发展，最终长成了一片茂密的森林。这就是他们能崛起为世界强国的终极秘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为有森林，所以土壤肥沃，万物生长;因为经济基础有自由生长的空间，所以它才能反过来塑造一个更健康、更能回应社会需求的上层建筑。
这，就是我用了五年时间，从我脚下那个小镇，从我们这部两千年的历史中，为这个时代、为我们的党、为我们的阶级，得出的终极结论。我们共产党人，要打破那个“上层建筑制约经济基础”的千年魔咒，要做的不是去当另一棵遮天蔽日的毒树，而是去成为那个能长出无数棵参天大树的土壤。我们要从政治上去制衡权力，让它无法作恶;我们要从经济上去走集体化，让每一棵小草都有机会长成大树。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走出那个“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去创造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新世界。
银行和医院，教会了我们什么？
在我们镇上，有一件怪事，我琢磨了三年才彻底想通。我们把政府、警察、学校和银行、医院放在一起看，它们都是公家单位，但它们对待老百姓的态度，却天差地别。
你去镇政府，去派出所，去学校，那门是关着的，脸是冷着的。你找他办点事，像是在求他。你想让村长跟我坐下来，好好商量一下我的夏令营能不能办，行不行?对不起，没有这条规矩。这件事能不能成，完全不看事情本身好坏，全看他个人心情。他心情好，可以跟你聊两句;他心情不好，一句“我觉得不行”，就能把你打发了。你连个说理的地方都没有。因为这背后，根本就没有一套白纸黑字、对所有人都一样的规则。我出钱，出人，出方案，全心全意为咱们镇的孩子服务，却抵不过他一句“做不得”。
但你去银行，去我们镇上的卫生院呢?那门是敞开着的，你是拿着号排着队的。柜员对你笑，不是因为他人好，而是因为他背后有一整套他不敢违反的规则。他不敢坑你，是因为墙上白纸黑字写着利率;他不敢吼你，是因为你知道可以投诉他。在这里，你和他之间，有一套赤裸裸的、对所有人都一样的规则。你不需要求他，你只需要照章办事。你感觉被服务了，不是因为你高贵，而是因为你手里，握着能制衡他的唯一武器——你的钱，你的选择。你可以选择存这家，也可以存那家;你可以选择来，也可以不来。你的钱，就是你的选票。你的选择，就是对他最直接、也最有效的制衡。
这，就是我这三年，学到的最深刻的一课。它像一把手术刀，把我们镇上的这些单位，清晰地划开了。
政府、警察、学校，它们是“封建式”的权力。它们的钱和官帽子，都来自上面。所以，它们的逻辑是“对上负责”，天生就是管理者，而不是服务者。医院、银行，它们是“资本式”的权力。它们的生存，直接攥在你的手里。所以，它们必须服务你。这不是谁比谁道德更高尚，这是最赤裸裸的唯物辩证法：权力，永远只对它的直接来源负责。
因此，我不得不痛苦地得出一个结论：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工具形式平等、规则意识、金钱制衡，在某些方面，确实比封建主义要先进。它用一套冰冷的、但人人平等的规则，取代了那个喜怒无常的、任性的个人权力。它用金钱的选择权，第一次让普通人在权力面前，有了一点站着说话的底气。
然而，我也必须承认，这套“弱者的武器”，终究只是一个过渡。用金钱去制衡权力，说到底，还是谁有钱谁的声音就大。它让有钱人比穷人有更多的选择，这依然不是我们共产党人最终想要的公平。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一种能让所有人——无论贫富——都能平等地去制衡权力的制度。那，就是真正的民主，是每个人都有的、平等的一票。
所以，我们共产党人要做的，不是退回到资本主义，而是要超越它。我们要承认它在对抗封建权力时的进步性，然后把它那套“用钱投票”的逻辑，升级成“用人投票”。这才是我们最终的方向。
在学习某理论的时候，我有一个最大的困惑，怎么想都觉得不对劲。那就是他反复强调的，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让权力受监督、受制衡。这些话，从理论上讲，一点毛病都没有，写得非常详细，也非常多，我挑不出任何逻辑上的问题。但当我回到农村，用我这三年的实践去检验它时，我发现了一个致命的悖论：他设计的这套制衡，本质上是用自己的左手，去制衡自己的右手。
你见过哪个人，能用左手把右手给制衡住的?真正的制衡，永远只能来自外部，来自一个独立的、能与它抗衡的力量。历史上的所有进步，都是被统治者组织起来，用斗争换来的。而我们的设计，却试图让权力自己给自己戴上笼子。这怎么可能呢?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主体，怎么可能真心实意地去创造一个能威胁到自己地位的反对派?
所以，当我看到那些写在纸上的、完美的“公开”、“透明”、“法治”，再看到我身边那个连面都不让我见、就能一句话掐死我全部努力的村长时，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理论是完美的，但执行理论的权力，却是不受制约的。这，就是我所有痛苦和困惑的根源。
而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我自己设计的那个小小的夏令营，也完美地证明了这一点。从一开始，我就主动把我的权力，交给我服务的家长去制衡。他们随时可以不来，他们的钱，就是对我的审判。我把所有教学过程都拍下来，让一切都在阳光下运行。我证明了，一个独立的、服务型的组织，是完全可以做到权力被驯服、为人民服务的。
但正因为如此，我才如此痛苦。我的实践被扼杀了，因为我们这个社会，还远远没有为这种新组织，准备好生存的土壤。它证明了我们理论的生命力，也丈量了我们实践的距离。
最后的思考：一场无法回避的斗争
讲完了银行和医院，我终于把我想说的话，说出了口。但我们的思考，绝不能只停在这里。
我设想中的那条出路，是在我们镇上，建立起属于我们自己的、公有制的集体经济。但这个设想，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必然会引发一场最残酷的斗争。因为一旦我们的集体经济真的建立起来，它就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组织，它会成为一个全新的社会中心。它会让我们自己内部就能解决大部分问题，它会用我们自己的教育家，去替代那个早已异化的旧学校，甚至，它会让我们不再需要那么多高高在上的“管理者”。
说得更直白一点吧。假如我们**镇，现在有一百名吃公家饭的人。当我们的集体经济真正强大的那一天，他们中的一半，甚至更多，都会瞬间“失业”。他们会失去手中的权力，失去那个铁饭碗。而这，正是所有变革，最痛苦、也最无法回避的矛盾。我们共产党人，凭什么让他们无缘无故地失业?他们也是人，也是要养家糊口的普通人。
但我们必须回答这个拷问。因为，如果我们不去触碰这上百万人手中的奶酪，我们就永远无法让上亿的、被漠视、被盘剥的工农群众，真正地站起来。那上百万人，他们手里握着权力、知识和影响力，他们一个人的能量，或许能抵得上一千个普通人。但我们是上亿人，是几亿人。当一个普通的农民、工人，都能在我们的集体里，获得尊严、财富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时，那上百万人的影响力，就会像洪水面前的堤坝一样，瞬间崩塌。我们的人数是他们的百倍、千倍，当这亿万沉默的大多数，都觉醒成能团结、能战斗的战士时，这，就是我们最根本的力量。
就像我们**县那条被反复开挖的河道，它根本不是什么水利工程。它是为了花掉上面的拨款，是为了宣告权力的存在，是为了养活一条依附在权力上的灰色利益链。它不在乎河道是否通畅，它在乎的是那条利益链是否通畅。这种封建式的、只为自身服务的旧权力，必须被打破。
所以，我痛苦地明白了一件事。任何真正的变革，都不可能两全其美。我们必须做出选择。我们不能因为害怕那少数人失去利益的阵痛，就放弃让亿万人民获得解放的伟大目标。这或许是我们共产党人，最痛苦、也最必须去背负的十字架。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我们选择后者。我们选择和那亿万沉默的、受苦的工农群众站在一起。我们选择用一场阵痛，去换一个能让所有人都有尊严地活着的新世界。
所以，说了这么多，我们镇上的问题，我们国家的问题，到底该怎么解决?我自己的答案是，两条腿必须一起走，缺一不可。
第一条腿，是政治上的保障。我们必须要有真正的选票权。谁能当我们的村长，谁能当我们的镇长，得由我们这些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说了算。我们要能决定他的官帽子，他才会对我们负责。他做的一切事情，都得在阳光下运行，我们得能看见，能问，能查。只有这样，权力才不是关在笼子外面的猛兽，而是被我们驯服的工具
第二条腿，是经济上的保障。我们必须走集体化的道路。一家一户的小农，永远是一盘散沙，永远没有力量。我们必须把人力、土地、资金都联合起来，搞属于我们自己的公有制经济。只有当我们自己有了钱，有了产业，我们才能在家门口有尊严地活下去，才能让那些外出打工的父母，都回到孩子身边。
这两条路，单独走哪一条，都走不远。光有选票，没有集体经济，我们就没有力量去支撑我们的选择，最后还是得听命于有钱人。光有集体经济，没有选票，我们辛辛苦苦搞起来的成果，上面一句话就能给你拿走，你连保护它的能力都没有。
只有当这两条路都走通了，我们工农群众，才算真正在这片土地上站起来了。到了那一天，年轻人自然会回来，孩子身边自然会有父母，这片土地，才算是真正活过来了。
所以，在这里，我不得不得出一个最痛苦的结论：在我们当下的农村，已经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那个僵化、封闭、只为上面负责的上层建筑，反过来死死地制约了经济基础的发展。它就像一块巨石，压在每一颗想要发芽的种子上。它不让人民自己去试，去闯，去创造。它用一句句“做不得”，一根根铁丝网，一道道禁令，把这片土地捆得死死的。
因此，我想对我们的组织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请你们，学会放手吧。当你们握得太紧的时候，你们的过度“保(控)护(制)”，已经变成了伤害。如果你们能到这片土地上来走一走，看一看，体会一下，你就会明白了。你不用看任何报表，不用听任何汇报，你只需要看看这里的人。你从他们的脸上，从他们的眼睛里，从他们那疲惫的、麻木的身体上，你能看到两个字：绝望。那是被无数次欺骗、抛弃、伤害之后，对一切都死了心的绝望。
当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眼睛里不再有光的时候，任何乡村振兴的口号，都将是空话。请把发展的权利，选择的权利，追求尊严的权利，重新还给他们。他们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他们知道该怎么做。他们需要的，不是你们高高在上的指导，而是你们真诚的、平等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服务。
每一段关系，都会有牵手的一刻，也都会有放手的一刻。就像当年，我的导师们牵着我的手，把我领进了信仰的大门，那是我们最亲密的牵手。然后当我觉得自己的理论学得可以的时候，我就对导师说，老师我学够了，现在可以到下一阶段。导师会更高兴，对着我说，孩子去吧，带着我们的理论回到工农群众中去，去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去战斗，去成长。但现在，我想对组织说，也许到了该试着松松手的时候了。
松手，不是要切断联系，更不是背叛。松手，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成长。就像一棵大树，它必须让自己的种子随风飘走，落入泥土，独自生根，这片土地才有可能长出一片森林。如果组织永远把我们紧紧地攥在手心里，那我们永远只是你掌心里的种子，成不了参天大树。
所以，请相信我们。相信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相信那些像我一样、愿意把青春和热血洒在这里的年轻人。请试着松开手，让我们自己去闯，去试，去犯错，去成长。这，才是真正的信任，也才是真正的爱。
这就是我，一个普通的共产党人，用了三年时间，在我自己的家乡，得出的最终答案。
这，就是我的答案。
最后，我还想再聊聊家。我们聊了那么多政府、钱和学校的事，那些说到底都是外头的事。可我们共产党人，把一切都翻了个底朝天，却好像总在躲着一个最不好惹、也最不该躲的地方——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家。
为啥?因为我们这片土地上，大人们总把“打是亲骂是爱”挂在嘴边，把对孩子的打骂，当成天经地义的管教。我们很少去较真一个问题：一个孩子，他有没有资格对生他养他的人，说一声“你做得不对”?
你看那些发达国家，他们可不管这套。他们用法律给所有父母划了一条死线——不准动手。你敢打，邻居就敢报警，警察就敢上门，然后把孩子带走。这当然是进步，是文明。它能管住大人的手，让孩子知道，自己的身体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
但这东西，也有它最无奈的地方。警察把孩子从火坑里救出来，然后呢?就能保证下一个不是冰窟窿吗?法律能管住你的手，却管不住你的心。它能拦住暴力，却种不出爱。所以我们共产党人拼了命想要的未来，不能只停在这里。我们不能只满足于用冷冰冰的法律，去管住一个最应该有温度的家。
我们真正要做的，是两件更根本的事。第一，是把社会上的大事先办好。把政府、警察、学校这些权力机构，都关进笼子里，让他们学会公开透明，学会为人民服务。让每个大人在社会里，都先活成一个人，一个被尊重的人。第二，是把我们自己的集体经济搞起来。让每个父母，都能在自己的家乡，靠自己的劳动，挣到足够养活家人的钱，获得应有的尊严和平等。一个不因贫穷而变得暴躁的父亲，一个不被生活压弯腰的母亲，他们才最有可能，把他们在社会里感受到的那份平等和尊重，原原本本地带回家里，递给他们的孩子。
这，才是我们干这一切，最终想要的结果。一个真正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是靠警察去调解家务事，而是靠我们所有人，一起创造一个能让爱自然生长的新世界。
对同志和组织的对话
尊敬的组织我有一个关于一亿党员的担忧
我想谈一个一直压在我心头的话题。这个话题，关乎我们党的未来。
我是一名共产党人，我信仰马克思，信仰毛泽东，信仰我们伟大的组织。但有一个问题，这几年一直让我感到恐惧，而不是自豪。我看到一个数据，我们中国共产党，如今已经有超过一亿名党员。十四亿人里，就有一个亿是党员。这个庞大的数字，让我感到害怕。
我不是在质疑我们党取得的成就，我是在为我们党的纯洁性，为它的战斗力，为它的未来，感到深深的忧虑。
毛泽东同志当年说过，像我们这样一个党，如果能有几百个、几千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就足以领导人民取得胜利。他看重的，从来不是数量，而是质量。而我们今天，却走到了一个数量无比庞大，但质量却令人担忧的地步。
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担忧?因为我回到农村这三年以及在城市工作时，在我身边，我几乎看不见一个，能像我一样，骄傲地、大声地说出“我是一名共产党人”的同志。我看到的是，很多挂着党员身份的人，他们自己对这个身份都感到厌恶和无奈，甚至回避。他们入党，不是因为信仰，而是因为功利，因为那是一块敲门砖，是一种身份的象征，甚至是做坏事的保护伞。他们的存在，不仅不能为人民服务，反而严重损害了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现实生活中我只遇见了一个人，他在大学时期学习了一些理论，入了党，也去实践了一些事情，说自己是共产党员的时候是平静的。
所以，当这个数字超过一亿时，我无法感到自豪。我感到的是害怕。我害怕我们这个党，正在从一个由纯粹信仰者组成的先锋队，变成一个鱼龙混杂、被投机者占据的、松散的俱乐部。这不仅仅是人数的膨胀，更是信仰的稀释，是战斗力的瓦解。
我相信，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一定比我更清楚地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反复强调“自我革命”，反复强调要“刮骨疗毒”，正是因为他知道，这个庞大的数字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危机。但身处他那个位置，要推动一场触及几百万人利益的改革，是何等的艰难?这需要巨大的勇气，更需要来自基层的力量。
我无权无势，只是一名最基层的共产党人。但我可以用我的生命，去为那个理想中纯粹的、精干的、能战斗的先锋队，提供一个活生生的样本。我证明了，真正的共产党人，不是靠数量堆出来的，而是靠信仰和实践干出来的。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亿个挂名的党员，而是几万、几十万个像我一样，有理论、有信仰、有行动、敢斗争的真正的战士。
一个由这样真正的先锋队员组成的党，才是我们事业的希望。我，就是那其中的一个。我，已经做到了。
我理想中的组织，是一个能让我和我的同志，健健康康、长长久久地战斗下去的组织。我希望组织能保护像我这样的人，而不是让我们在最孤独的时候，还要承受来自背后的冷箭。
亲爱的同志，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幸福和泪水都同时涌现，幸福的是我的总结能帮到你，给你一些思路，让你在茫茫人海中不那么孤单，你知道这片土地上还有着跟你一样的人在一线战斗着，孤独是我们的常态。泪水是因为这3年的实践我真的好累好累好累，从我答应导师们成为他们的接班人那一刻，我就没有轻松过，带着老师的期盼和组织的命令回到土地上面来实践。直到此刻我把3年的实践报告写完了，我才感觉一直压在心里的石头少了好多好多。我想对你说，当我们一个人的时候真的不要太用力。我自己的感受是身体轻松，但是心里压力好大，请一定要照顾好我们的身心，我们的革命之路才刚刚开始，从理论到实践还有着巨大的差距，这片土地、工农群众、党需要我们健健康康长长远远的斗争下去。
一名共产党人的路程与矛盾、反思
作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我以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为荣。组织说要乡村振兴，我就回来了。但我把命令执行成这个样子，我时常在想，我不知道是这个命令有问题，还是我的服从有问题。我把我的整个情况都已经说完了，大家来评判一下，到底是我的问题，还是这片土地上有些东西，它生病了。
有时候我也在想，马克思是个怪胎，毛泽东是个怪胎，我也是个怪胎。你看嘛，本来可以在城市里过点安逸日子，偏偏要跑到农村来，来实践，来搞点事情。真的是脑子有病。但这种‘有病’，或许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稀缺的品质。
从26岁系统全面地学习马克思、毛泽东等导师的理论，到如今31岁，这五年间，有一个巨大的矛盾始终折磨着我：为什么我在现实中，几乎看不见理论里所描绘的那个世界?
官民一致、集体经济、素质教育……这些前辈们所描绘的对世界、对国家、对土地的热爱、尊重、希望与理解，让我如此着迷，也让我如此痛苦。因为，我在我所站立的这片土地上，看不见它们。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像一把钝刀，日日夜夜地切割着我，让我不知所措。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学习这些理论，第一次拥有信仰，第一次来实践，第一次来学习如何当一名共产党人。
因此，在无数个深夜里，当我独自一人反思这一切时，心酸、泪水、疑问，便会如潮水般涌来。我反复地问自己：我是马克思、毛泽东的学生吗?我要怎么做，才能对得起老师们给予我的教诲、尊重、关心、理解与爱?我，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吗?
其实，有时候我真的想把这些身份统统都扔了。去**的统帅，去**的创一代，去**的共产主义战士。我根本就不想做这些。我只想安安静静地当一名哲学家，当一名教育家。我喜欢听那些哲学家讲他们的废话，我觉得那些废话很好听，很好玩。我喜欢跟孩子们在一起，看他们在水里自由自在的样子，看他们眼睛里那种信任和快乐。那才是我最开心的时候。
我从来就没想过要去当什么领袖，去领导谁。我是被逼的。我回到这片土地上，发现我不去当这个创一代，不去当这个统帅，我的哲学和教育就根本搞不起来。因为这片土地，还不允许我只做一个纯粹的哲学家。我必须先解决物质问题，先建立集体化的经济，才能让那些父母回到孩子身边，才能坐下来安心地搞我的教育。所以，我不得不把这些身份，都扛在肩上。但说真的，我好累。我无数次想把它们都扔进那条小河里，让它们随水流走。但第二天醒来，又只能咬着牙，继续扛着。
有时候想想，我真的是闯到鬼。我一个家里世代务农的无产者，一个家里第一代大学生，竟然喜欢上了哲学，竟然信仰了马克思主义，还学懂了。这就算了，马克思、毛泽东他们，也真的是闯到鬼，竟然邀请我这样一个一无所有的年轻人，来当他们的接班人。我脑子一热，想都没想，就答应了。然后就开始来实践。
真的，当你一无所有，你想成为一名哲学家，成为一名共产党人，真的是不容易。下回再见到老师，我要跟他们说，还是去邀请那些有钱有势的人来当哲学家、当共产党人好了。我们这种一无所有的，搞起来，真的是有点困难。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已经答应了，就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下干了。
回到农村这三年，我感觉自己什么也没有做成。我无从下手，我不知道其他的共产党人是怎么做的，他们是否也有过和我同样的经历?
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一个镇，就是一个国家最直观的缩影。回望我们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国历史，要治理好一个国家，最核心的矛盾，就是管好权贵阶层。当他们讲规则、守规则时，国家便能长远地发展下去。可是，看一看当下，我们镇上的这些权贵们，他们又是怎么做的呢?
镇上那些掌握着公权力的人，嘴里高喊着“乡村振兴”，但他们自己，却从来不信，也从来不做。一到放假，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开车回到城市，他们在城市里买了房，他们的孩子也送去了城市读书、工作、成家。他们自己都在逃离，却站在高处，对我们说着要“振兴”。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把戏，人民群众怎么可能去相信?
他们一天到晚，只知道用各种标语横幅，告诉人民这不能做、那不能做，要注意这个、要小心那个，却从来没有人告诉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你能做什么，你应该怎么做，你该如何去获得尊严和财富。而对于他们自己的责任，他们自己的边界，他们却一字不提，一笔带过。这片土地上的人，很多已经快要活不下去了，他们的后人都已经走了，你还要他们怎么做才行?我常常在心里追问：这片土地，到底谁说了算?它到底属于谁?这里有法治吗?权力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它被关进笼子里了吗?
再把目光放远一些，看看我们这个国家的那些权贵阶层。他们嘴里说着爱国，转身却把自己的国籍和资产转移到了大洋彼岸，甚至连自己和后代的身份都改了。还有一些有巨大影响力的人，转头就去直播间里卖货，这种与民争利的丑事，他们干起来却毫不脸红。更有甚者，那些手握巨大权力的人，时不时就曝出上亿、几十亿的贪腐大案。这些最应该以身作则的人，却在做着如此恶心人的勾当，你让一群一无所有的无产者，怎么去爱国?你让这个镇上的人民，怎么去相信你们、支持你们那个所谓的“乡村振兴”?人心都散了，你又如何去发展经济?天天喊着要做大蛋糕，却从不谈蛋糕的分配问题，从不谈对官员权力的管理和约束，从不谈对富人的税收问题，你让下面的人，怎么对你心服口服?
总有人会怀念毛泽东时代。我想，他老人家最伟大的一个成就，可能就是，他曾经让人民和权贵的关系，被拉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近距离上，而不像今天这样，差距大得让人绝望。我想问，什么，才叫真正的共产党人?
什么叫共产党人?什么是一个合格的领导者?
在于他们以身作则，在于他们能说、会说、能做、做到了，在于他们的双脚时刻站在土地上，双手时刻牵着人民的双手。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是平等的，是公平的，是透明的，是敢让人民问、查的。
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讲，什么叫现代化?什么叫文明、公平、法治?
我想，它就是，我可以健康长远地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下去，你也可以，我的后人可以，你的后人也可以。
这片土地，从秦朝统一开始到现在，没有哪一个朝代、哪一个政权，真正做到了这一点。现在，接力棒到了我们党，到了我们共产党人的手里。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使命任务，我们又该怎么回答这个时代之问?这，是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应该去思考，更要去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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