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八牛马开始上班了。”
“研究生牛马继续干活。”
“今天也是当牛做马的一天。”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牛马”成了年轻人描述自身处境的常用词。上班的人用它调侃加班,学生用它形容赶作业,研究生用它诉说科研压力,外卖骑手、互联网员工和青年教师也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一个原本用于指称牲畜的词,如今被越来越多人用来描述自己。这种自嘲当然包含幽默,却又不只是幽默。它折射出一种普遍感受:人仍在工作、学习和生活,却越来越难以决定自己为什么而忙、怎样去忙,以及忙碌的结果最终属于谁。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牛马”之所以能够成为流行语,恰恰因为它用最简单的语言,触碰到了现代劳动中一个古老而又不断变化的问题:异化。

一、年轻人为什么开始自称“牛马”?
“牛马”流行的直接原因,是它准确击中了许多人的劳动体验。
对于不少年轻人来说,工作的疲惫并不只来自劳动强度。更深层的不适在于,他们很难支配自己的劳动过程。工作时间由考勤决定,工作节奏由任务决定,工作质量由数据决定,就连下班后的注意力也可能被工作群、临时通知和绩效压力持续占据。
外卖骑手跟随算法规定的路线和时间奔跑,办公室员工围绕表格、排名和指标不断调整自己,青年教师需要同时完成教学、科研、项目和各类考核,研究生则在毕业要求、论文发表和就业压力之间反复奔波。职业不同,处境各异,但很多人都产生了一种相似感受:自己正在完成大量任务,却很难在任务中确认自身价值。
“牛马”因此成为一种高度压缩的生活叙事。它把加班、服从、重复、疲惫和缺少选择等复杂经验,浓缩成两个人人都能理解的字。
过去,人们可能说自己“辛苦”“劳累”或者“压力大”。今天,年轻人说自己是“牛马”,其中又多了一层意味:人仿佛成了被安排、被使用和被计算的工具。
二、“牛马”与马克思所说的异化有什么关系?
在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讨论中,异化并不只是身体疲惫或者对工作感到厌烦。它指向的是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过程、自身发展以及他人关系之间出现的分离。
劳动原本是人发挥能力、创造世界和确认自身力量的重要活动。但在特定社会关系中,劳动者创造的产品可能成为一种与自己相分离的力量;劳动过程可能受到外部规则支配;人的丰富需要可能被压缩为维持生存的需要;人与人之间也可能越来越多地通过利益、交换和竞争发生联系。
把这一分析直接套在所有现代职业上,当然会过度简单。今天的劳动形态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劳动者的自主程度、工作环境和职业体验也存在显著差异。但马克思提出的问题依然具有启发性:一个人在劳动中究竟能否确认自己,能否支配自己的时间,能否看到劳动的意义,能否通过劳动获得更加充分的发展?
当一个人觉得自己的价值只剩下工时、数据、绩效和排名时,异化就不再只是书本中的抽象概念。
“牛马”这个词之所以令人发笑又令人心酸,就在于它形象地表达了人的主体性被削弱的感受。人把自己描述成承担重负的牲畜,意味着他已经意识到,自己与理想中的劳动状态存在距离。

三、自称“牛马”,是不是一种反抗?
从一个角度看,“牛马”确实具有反抗意味。
第一,它撕掉了某些关于工作的浪漫包装。
当所有职业都被描述为成长机会,当加班被解释为奋斗,当额外任务被包装成锻炼,劳动者的真实感受很容易被宏大的职业叙事遮蔽。“牛马”用一种近乎粗粝的表达,把这些包装重新拉回现实:工作可能带来成长,也可能只是消耗;劳动可以实现价值,也可能让人失去时间和生活。
第二,它建立了一种情绪上的共同体。
一名程序员、一名研究生和一名外卖骑手所处的劳动关系并不相同,但“牛马”让他们能够识别彼此的疲惫。个人原本以为只有自己难以承受,看到无数人使用同一个词以后,便会意识到某些困境具有普遍性。
这种共同语言可以帮助人们越过单纯的自我责备。问题不再只是“我不够努力”“我能力不足”,人们开始注意到工作制度、评价机制和社会竞争对个体生活产生的影响。
第三,自嘲保留了一点表达的主动权。
人在无法立即改变处境时,至少可以重新命名处境。把自己称为“牛马”,既是对现实的揭示,又是对某些成功叙事的拒绝。它没有直接改变劳动关系,却表达了对现状的不满。
从这个意义上说,“牛马”是一种低成本的日常反抗。它让被隐藏的疲惫获得语言,让个人化的痛苦得到公共表达。
四、反抗为什么可能逐渐变成适应?
问题在于,能够说出困境,不代表困境已经发生改变。
当“牛马”从偶尔的讽刺变成每天的口头禅,它也可能产生另一种效果:让人逐渐把不合理的状态视为生活常态。
早上说一句“牛马开工”,晚上说一句“牛马下班”,第二天继续重复同样的生活。自嘲释放了情绪,却可能同时消解追问。人们笑过以后,暂时获得心理缓冲,原有的工作方式和评价机制却没有受到影响。
更值得注意的是,“牛马”很快被商业传播吸收。平台使用它制造话题,品牌利用它拉近与年轻消费者的距离,商家把它印在杯子、玩偶和办公用品上。原本表达不满的词语,逐渐成为可以出售的情绪商品。
年轻人对劳动处境的批评,由此被转化为新的流量和消费。人一边调侃自己的异化,一边购买能够代表这种异化的商品;平台一边传播“牛马文学”,一边继续通过算法延长用户停留和劳动时间。
这正是流行文化中常见的吸收机制:具有批判意味的表达被不断复制,最终成为一种安全、轻松、可以消费的风格。它仍然保留反抗的外观,现实冲击力却可能逐渐减弱。

五、“牛马”最值得警惕的,是对自我的重新定义
偶尔用“牛马”进行调侃,并不会让一个人真正失去主体性。需要警惕的是,当这种称呼逐渐成为稳定的自我认知,人可能开始接受一种低价值的自我定位。
“我就是个牛马,所以加班很正常。”
“打工人没有生活,忍一忍就过去了。”
“普通人没有选择,想那么多也没用。”
这些话看起来是在描述现实,也可能在悄悄规定现实。当人反复告诉自己没有选择,就更难发现仍然存在的协商空间;当人把过度劳动理解为必然,就更难想象其他劳动方式;当人习惯于用工具化语言定义自己,也可能逐渐忽视自身对尊严、成长、休息和自由时间的需要。
异化最深的表现,可能不是一个人被迫成为工具,而是他逐渐按照工具的标准理解自己,只关心是否完成任务、是否达到指标、是否还能继续运转。
今天很多年轻人即使在休息时,也会为“没有进步”感到焦虑。读书需要产生输出,运动需要记录数据,旅行需要制作内容,兴趣需要转化为技能。劳动逻辑不断进入生活,连休息也变成了恢复工作能力的手段。
当人的全部时间都围绕“让自己更有用”展开,“牛马”就不再只是对工作处境的调侃,也可能成为对自我工具化的默认。
六、年轻人究竟是在反抗,还是已经适应?
把“牛马”简单归入反抗或者适应,都无法说明它的复杂性。它同时包含两种相反的力量。
它让年轻人说出了疲惫,识别了某些共同处境,也揭开了奋斗叙事中被遮蔽的一面。在这个意义上,它具有批判性。
它又可能把结构性问题转化为日常玩笑,把改变现实的冲动转化为短暂的情绪释放。在这个意义上,它具有适应性。
同一个人甚至可以在两种状态之间不断摆动。他清楚地知道某些要求并不合理,却又不得不完成任务;他能够用异化、资本和算法解释自己的处境,第二天仍然要按时打卡;他一边嘲讽工作吞噬生活,一边又害怕失去这份工作。
这不是年轻人的软弱,也不能被简单解释为缺少斗争精神。就业压力、家庭责任、住房支出和职业竞争共同构成了现实约束。语言可以表达不满,却不能独自消除这些约束。
真正值得讨论的问题,不是年轻人为什么只会自嘲,而是社会能否为他们提供更多改变劳动处境的现实可能。
七、真正的反抗,需要重新理解劳动与人的关系
摆脱“牛马”处境,当然不能依靠一句“不要自称牛马”的劝告。称呼只是表面,劳动者能否拥有尊严、权利和自由时间才是问题的核心。
第一,需要重新确认劳动者是劳动过程的主体。
技术和管理可以提高效率,但效率不应以持续压缩人的时间和尊严为代价。劳动者需要对工作节奏、任务安排和评价方式拥有更多表达与协商空间。
第二,需要重新认识休息的价值。
休息不只是为了第二天继续工作。能够自主支配的时间,是人的能力发展、社会交往和精神生活的重要条件。一个人拥有多少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能否成为生活的主体。
第三,需要把个体感受转化为公共问题。
当每个人都把疲惫理解为自己能力不足,结构性问题便会被隐藏。只有把共同经验带入公共讨论,人们才可能进一步追问劳动制度、保障机制和评价方式如何改善。
第四,需要保留对另一种生活的想象。
“现实就是这样”是一种强大的束缚。马克思主义的意义,恰恰在于提醒人们,现存的社会关系具有历史性,也具有改变的可能。人不应永远作为效率和利润的附属物,劳动最终应当服务于人的发展。
结语
年轻人自称“牛马”,究竟是在反抗异化,还是已经适应异化?答案可能同时包含二者。它是一声清醒的自嘲,说明年轻人已经感受到劳动与自我之间的紧张;它也可能成为温和的麻醉,让人们在笑声中接受日复一日的消耗。
真正重要的,不是要求年轻人更换一个积极的称呼,而是让他们不再需要依靠“牛马”描述自己的生活。
当劳动者能够拥有更多尊严、更合理的劳动时间和更充分的发展空间,当工作不再占领人的全部生活,当技术进步真正转化为人的自由时间,“牛马”才可能从一代人的共同身份,重新变成一个与人无关的普通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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