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餐馆》他的反战最终停留在了对战争后果的厌恶，而没有把对于侵略本身的批判贯彻到底。它痛恨战争制造的孤儿，痛恨虐囚，痛恨极端主义，也痛恨原本善良的人被仇恨改变。可是当问题推进到“美国是否有权发动这场战争”“当地人是否有权武装抵抗”时，它却迅速收回脚步，退回到“战争伤害所有人”“仇恨只会制造新的仇恨”“好好活着、好好吃饭”这种最安全的人道主义结论。
因此，我愿意把《欢迎来到龙餐馆》称作一部“反战败电影”。这里的“反战败”当然不是说影片希望美国赢得伊拉克战争，更不是说创作者支持美国的战争政策。恰恰相反，电影里甚至存在一句非常尖锐的台词。面对把当地人普遍视作潜在恐怖分子的美军，徐福反问：“你看谁都像恐怖分子，没你们哪来的恐怖分子!”
这句话很重要，因为它意味着影片并不是不知道真相。它知道，甚至说出了口。真正的问题反而因此变得更加明显：一个足以决定整场战争政治性质的判断，只获得了几秒钟的台词；而“美国大兵同样是普通人”“当地极端主义者如何残害儿童”“双方怎样陷入复仇的疯狂”这些命题，却获得了整部电影的人物、情节、死亡和情感的铺垫。
电影给“美国为什么不应该出现在这里”一句话的重量，却给“来到这里的美国人其实也很可怜”一个完整的托尼;给“美国入侵制造了极端主义”一句控诉，却给“极端主义究竟有多可怕”一整条儿童人体炸弹的剧情。蜻蜓点水一样点出战争的起点，又把绝大多数情感重量放在“战争后来为什么变得如此残酷”之上。在这种叙事权重的不对称中，《龙餐馆》从反侵略逐渐滑向了反战败，它知道原因，但是他不愿意让原因真正支配故事。
温情的侵略者与极端的反抗者
这种不对称首先体现在托尼和“校长”这两个人物之间。
托尼几乎拥有一切能够让普通观众产生好感的品质。他年轻、温和，是华裔，会吃中国菜，会与徐福聊天，会想自己的母亲，会厌恶战争，也想回到美国。他首先被观众认识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年轻人，然后才是一个美军士兵。电影有意把军装后面的普通人重新找回来，这本身并没有错。战争机器从来都不是由一群生下来就喜欢杀人的恶魔组成的，侵略军中的士兵完全可能是善良的人，也完全可能厌恶自己正在经历的战争。
问题在于，电影有没有把同样的待遇给予另一边。
它为当地武装选择的突出形象之一，是被称作“校长”的极端主义者。他控制战争孤儿，对儿童实施极端主义灌输，甚至准备将他们训练为人弹。很自然的，一个极其通顺方便的结论就出现了：侵略军这一边，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想妈妈、想回家、厌恶战争的年轻人;当地武装这一边，我们最清晰地看到的，却是一个把孩子变成人体炸弹的人。
这不是虚构与真实的对立。两种人物都可能真实存在。问题恰恰在于选择什么来代表谁。
美军自己的调查足以说明托尼所提供的“温情占领军”形象为什么是少数。2006年，美军第四次战区心理健康调查调查了伊拉克战区中战斗暴露程度最高的一批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人员。结果显示，只有47%的陆军士兵和38%的海军陆战队员同意非战斗人员应当受到尊严和尊重;超过三分之一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为挽救战友生命可以允许酷刑，不到一半表示会举报战友的不道德行为;约10%承认自己曾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虐待非战斗人员或破坏其财产【1】。美国陆军自己在后来回顾这项调查时都把这些结果称为令人不安。
这组数据说明，真实的美军与伊拉克平民关系远不像托尼这个角色所带来的情感体验那样温和。托尼可以是真实的，但他显然是一种经过挑选的真实。他的华裔身份都进一步缩短了他与中国观众之间的文化距离：他不再首先是一名来自占领军的美国大兵，而越来越像一个和我们差不多、只是倒霉穿上了这身军装的年轻人。
如果电影同样从伊拉克武装世界中选择一个普通人，这种处理本来完全可以成立。遗憾的是，它没有这么做。
儿童自杀袭击确实不是虚构，扎卡维领导的伊拉克基地组织以及后来的ISIS延续了这一传统。但把这种行为当成理解伊拉克抵抗运动的主要窗口，就会产生严重的比例错觉。2006年的美国国会授权并资助的伊拉克研究小组撰写的《伊拉克研究小组报告》明确指出，基地组织虽然制造了许多最轰动的事件，自杀袭击、大型汽车炸弹、针对宗教和政治目标的袭击，但它只制造了伊拉克暴力中的一小部分;报告所描述的武装环境远比简单的美军vs恐怖分子复杂得多，包括本土逊尼派叛乱、什叶派民兵、死亡小队以及其他武装网络。【2】
美军方面在2007年估计，伊拉克约80%至90%的自杀式爆炸与基地组织网络或外国自杀袭击者有关。这个数字真正说明的是基地组织对自杀袭击这种特定战术具有很高的集中度，而不是说伊拉克80%至90%的抵抗活动都是自杀爆炸。【3】
真实战场上更常见的是IED、伏击、轻武器、RPG和迫击炮攻击。换句话说，如果从当时袭击美军的武装人员中抽出一个普通个体，他更有可能正在路边布置炸弹、伏击军车或者向军事据点开火，而不是把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变成人弹。
“校长”太特殊了。电影把一种真实存在、但高度极端化的暴力实践放到了当地武装最醒目的位置，而与此同时，又把占领军一方最温和、最容易被喜爱的士兵放在观众身边。于是侵略军获得了人格，反抗者却首先获得了炸弹背心。这是一场从抽样开始就已经失衡的道德比较。
被电影遗漏掉的那个普通抵抗者
更重要的是，伊拉克的反美力量本身远比“逊尼派基地组织”复杂。逊尼派本土叛乱长期构成袭击美军的重要力量，但什叶派武装同样与美国军队发生过持续而激烈的冲突。萨德尔派的马赫迪军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伊拉克后来还出现过大量同时进入政治体系、保留民兵网络、在某个时期与美国合作而在另一个时期又与其冲突的力量。伊朗因素、地方权力竞争、教派矛盾和民族主义又彼此交织。这里只需要确认一个基本事实：反美武装远远不等于基地组织，也根本不能简单等于一种宗教派别。
2006年一项由美国马里兰大学国际政策态度项目进行的全国调查尤其值得注意。当被问及是否赞成针对美国领导的外国军队发动袭击时，61%的伊拉克受访者表示赞成。其中逊尼派为92%，什叶派也达到62%，库尔德受访者则只有15%。什叶派对这类袭击的支持率甚至从当年1月的41%上升到了9月的62%。【4】
必须强调，这不意味着61%的伊拉克人都是武装人员，但是这说明，在2006年的伊拉克，认为外国驻军可以成为武装攻击对象，并不是极端分子才有的边缘立场，而是拥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
因此，现实中完全存在这样一个伊拉克人：他反对美军驻扎，也支持对美军采取武装行动;他同时反对基地组织，反对炸市场，反对杀害不同教派的平民，更反对把儿童变成人体炸弹。这些立场之间根本不存在逻辑矛盾。
然而，这就是《龙餐馆》最缺乏的一类人物。
影片敢于描写一个温和的美国士兵，却不愿意把同样丰富的私人生活交给一个普通抵抗者。假如电影里真的存在这样一个人——他不是宗教狂，也没有全家被杀，不需要一个极端私人悲剧来为拿枪提供心理理由;他只是认为外国军队没有权力继续驻扎在自己的国家，因此加入一个只攻击军事目标的武装组织，那么《龙餐馆》现在那套舒适的道德逻辑上就会出现裂缝。
因为这时，托尼仍然可以是一个好人。
他依然可以喜欢猫，依然可以想妈妈，依然可以讨厌战争。
而对面的伊拉克人也完全可以是一个好人。
有一天，这个伊拉克人在路边布置了一枚IED，袭击了一辆美军车辆。托尼正好坐在里面，于是托尼死了。
此时观众再也不能靠看“谁比较坏”来解决问题。托尼不是恶棍，所以不能用死有余辜为理由去逃避;袭击他的伊拉克人也不是训练儿童人体炸弹的疯子，所以不能简单称其为恐怖主义恶魔。观众只能真正面对那个战争电影最难处理的问题：一个善良的人可以是侵略军的一员，杀死他的抵抗者更可以是一个正义青年。
私人品德不能取消政治位置。
这恰恰是《龙餐馆》最需要的人物，也是它最终没有拍出来的人物。
一个想家，一个失去了家
托尼“想家”的情节尤其值得重新审视。
作为人物描写，它当然有效。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来到陌生的国家，厌倦战争，想念自己的母亲和故乡，这完全可以令人同情。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可不可以同情一个美国士兵，而是电影有没有意识到这种同情发生在怎样一个不对称的空间中。
托尼至少还有一个家可以想。
他的家在美国。原则上，只要退伍、服役结束或者军队撤离，他可以离开这个战场。他面对的问题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家？
而当时数以百万计的伊拉克人面对的却是另一个问题：我还有没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家？
2007年8月，联合国难民署与伊拉克红新月会估计，已经约有420万伊拉克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其中超过200万人在伊拉克境内流离失所，还有大量人口逃往邻国。【5】
这当然不意味着420万栋房屋都被炸成了废墟。许多人离开是因为教派清洗、暴力威胁、社会秩序崩溃或者原本混居的社区已经无法继续生活。但“家”本来就不仅仅是四堵墙。如果你不能安全回去，如果你的邻居已经逃走，如果你的身份使你返回原社区就可能遭到杀害，那么即使那栋建筑物还站在那里，作为生活共同体的家也已经被摧毁。
所以，托尼想家的悲伤当然是真的，但它与伊拉克人的流离失所从来不是同一种处境。
托尼的悲剧是远离家乡，许多伊拉克人的悲剧却是故乡本身变成了战场。
托尼可以想念自己的母亲，而一些伊拉克孩子已经在战争中失去了母亲;托尼想的是什么时候可以回去，许多当地人想的则是还有没有地方可以回去。
更讽刺的是，电影自己已经说出了“没你们哪来的恐怖分子”。既然影片知道美军本来就是后来进入这个空间的力量，那么托尼“我想回家”的伤感其实包含着另一个电影没有说出口的回答：“那就回家。”
我没有在嘲笑一个普通士兵的乡愁，更没有说托尼作为个人不值得同情。我想说的是“双方都是战争受害者”这一空泛的论调，根本无法消除双方进入这场战争的方式完全不同这一事实。一个人想回到大洋彼岸的家，另一些人则站在自己原本的家里，看着战争来到他们面前。
徐福的“中立”：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超然
如果托尼与“校长”的问题是角色抽样，那么徐福则代表了这部电影更根本的局限。
徐福始终试图把自己理解成局外人。他不是美国人，也不是伊拉克人，他只是一个在战争中讨生活的中国厨师。他没有拿枪，也没有主动参加任何政治斗争。他给美国士兵做饭，与当地人交朋友，唯一的愿望就是保护自己的生意和生命。后来，当他看到孩子即将被极端组织变成人体炸弹时，他又选择冒险救人。
这种人物很容易让中国观众产生认同，因为他似乎代表了一种熟悉的务实智慧：美国人不要搞霸权，中东人不要搞极端，大家少一点意识形态，多一点正常生活，一起吃顿饭，有什么事情不能解决?
然而，徐福真正的问题并非他没有加入抵抗，一个普通平民当然没有义务拿枪。问题在于，他把“我没有直接参加战斗”不断扩大成“这场战争和我没有关系”。
这就站不住了。
他的餐馆为美军提供餐饮和休闲空间，他的顾客包括驻军，他与托尼建立起私人关系，他的商业生活实际上已经嵌入战争制造出的特殊社会环境。电影甚至让人直接质问他：合伙人炸死了美国兵，其中还有你的朋友，你真的觉得战争与你无关吗?
徐福当然可以说自己只是为了生存。他完全有资格这样做。但当一个已经与占领军建立稳定商业和私人关系的人不断强调我什么也没有参与，随后又以一种高于双方的姿态劝真正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放下仇恨，这种中立就开始带有一种非常刺眼的道德优越感。
因为徐福始终有最后的退路。
这里毕竟不是他的祖国。情况真的坏到无法继续，他完全可以离开。一个伊拉克人却没有办法说：“美国人和恐怖组织都太麻烦了，我还是回中国吧。”
因为这里就是他的中国。
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徐福所谓的超越立场并没有那么高明。一个真正失去亲人、失去房屋、经历占领的人最后选择宽恕，可以叫作宽恕;一个来自第三国、甚至还在给驻军提供服务的人站在旁边告诉当地人“大家都有错，不要再仇恨”，就很容易变成一种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
更矛盾的是，徐福其实已经说出了全片最政治化的一句话：“没你们哪来的恐怖分子。”也就是说，他非常清楚美军是后来者，非常清楚战争的暴力链条有起点。可电影没有让这种认识真正改变他的“中立”位置。徐福的成长最终不是认识自己怎样嵌入了一个占领社会，而是从不管闲事变成我要救孩子。
于是政治问题又一次被转换成了空泛人道主义呼吁。
电影那些看起来最“反战”的地方，为什么仍然是不合理的
《欢迎来到龙餐馆》并不是没有反侵略意识。徐福那句“没有你们，他们这里哪来的恐怖分子”，已经明确意识到美国入侵与后来极端主义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问题并不是电影“不知道美国人不该出现在这里”，而是它只给了这个判断几句台词的重量，随后又把绝大部分叙事重新拉回“创伤制造创伤”“仇恨制造仇恨”的人道主义框架。
摩根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电影用他在“911”中失去亲人的经历解释其对当地人的仇恨和刑讯，同时又让老扎因为妻女死于美军行动而走向极端主义。表面上，两个人形成了一组非常工整的镜像：双方都失去亲人，也都因为仇恨成为加害者。
但这里存在一个电影轻轻带过的根本区别：911根本不是伊拉克发动的，萨达姆政权也没有参与911。 9·11委员会后来没有发现萨达姆与基地组织形成针对美国的协同行动关系，更没有证据证明伊拉克参与了袭击(甚至，多份解密的美国国防部及参议院情报报告指出，萨达姆和基地组织对彼此都有很深的敌意)。【6】
因此，两条因果链并不对称。老扎是在自己的国家里，因为美军行动失去妻女，于是仇恨美军;摩根却是因为基地组织制造的911失去亲人，随后来到一个并没有发动911的国家，把自己的创伤转化成对伊拉克人的暴力。
说得直白一点：老扎至少是在向实际伤害自己家庭的一方复仇；摩根却把基地组织欠下的血债，记到了伊拉克人头上。
电影本来完全可以借这个人物揭示伊拉克战争最荒诞的一层：美国社会在911之后的恐惧和复仇情绪，如何被部分转移到了一个并未参与911的国家身上。但它最终还是把问题处理成“双方都被失去亲人的仇恨毁掉了”。一个具体的政治责任错位，就这样重新变成了抽象的人性悲剧。
老扎这条线也有类似的问题。电影敢于表现“战争怎样把一个普通人逼成极端主义者”，这当然比把恐怖主义解释成某种天生的民族性进步得多。但它始终没有认真塑造另一类更重要的人：一个没有变成恐怖分子，却仍然选择反抗占领的普通伊拉克人。
一个人并不需要等到妻女被杀、房屋被毁以后，才有理由认为外国军队应该离开自己的国家。他完全可以拥有完整的家庭、正常的生活，同时反对基地组织、反对袭击平民，却仍然支持对外国驻军进行武装抵抗。现实中的伊拉克抵抗力量中，这类人物远比儿童人体炸弹训练者更有代表性，但电影恰恰缺少他们。
所以，《龙餐馆》的问题在于：每当电影快要触及侵略、占领与抵抗这些政治问题时，它都会迅速把它们重新翻译成创伤、仇恨、孩子和普通人的悲剧。
它知道美国人不该在那里，甚至亲口说了出来。但它只给这个判断几秒钟。
却给“来到这里的美国人也很善良、也会受伤、也会想家”，以及“当地极端主义有多可怕”，几乎整部电影的叙事重量。
如果把人物全部换成抗日战争，我们还会觉得这种“超然”很高级吗？
这里可以做一个故意不完全恰当的类比。
抗日战争与伊拉克战争在历史背景、战争规模、殖民政策、暴行程度和国际关系上当然存在巨大差别，美军在伊拉克不能简单机械地等同于侵华日军。
但假设有一天，一家美国电影公司拍了一部抗日战争题材的作品。
主角是一个在中国沦陷区开餐馆的美国人。他主要给当地日本驻军做饭，其中有一个年轻日本士兵特别善良。他会给中国小孩糖，喜欢中国菜，会想念日本的母亲，对战争也非常厌倦，喝醉以后甚至会骂一句“该死的战争，我只想回家”。
与此同时，电影从中国抗日武装中挑出最突出的反面人物，却不是伏击日军车队的游击队员，也不是炸铁路、袭击军事据点的抵抗者，而是一个控制中国孤儿、训练儿童人体炸弹的山头土匪。
那个美国厨师夹在中间。一面继续给日本驻军做饭，一面不断表示自己既不支持日本人，也不支持中国抵抗者，“我只是个厨子”。当然，为了证明影片并没有美化日本侵略，编剧也安排他对日本兵说了一句非常正确的话：“如果你们不来，中国怎么会变成这样?”
然后这句话过去了。
电影继续花大量时间表现年轻日本兵多么想妈妈、多么厌恶战争，以及那个中国土匪如何残害儿童。美国厨师最后冒死把孩子救出来，电影告诉观众：日本兵也是普通人，中国人也有仇恨，战争使所有人受伤，大家真正应该做的是放下仇恨、恢复生活、好好吃饭。
如果这样的电影上映，一家美国媒体再赞美它“超越侵略者和抵抗者的简单二元对立，以第三方视角展现复杂人性”，中国观众真的会觉得这很深刻吗?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会是：你凭什么这样分配同情？
那句“如果日本人不来就不会有这些事情”当然是正确的，但一句正确台词真的足够平衡整部电影的叙事结构吗?如果日本侵略者获得的是一个温柔、思乡、讨厌战争的年轻人的脸，而中国抵抗者获得的最鲜明形象却是训练儿童人体炸弹的疯子，那么“我已经批评过侵略了”并不能自动消除这种选择性人格化。
一个中国观众也完全可能对那个年轻日本兵的思乡产生同情，然后仍然回答一句：那你就回日本。
因为中国人已经在家里了。
这个类比并不是为了证明两场战争完全相同，而是为了把我们的道德距离暂时缩短。当被侵入者换成我们更容易代入的人以后，《龙餐馆》那种“温情侵略者—极端反抗者—超然第三方”的结构，立刻就会变得非常脆弱。
这也正是我对电影最根本的不满。
它说对了一句话，却没有把这句话贯彻到底
“没你们哪来的恐怖分子”其实是《龙餐馆》最值得肯定，同时也最能暴露其局限的一句话。
它至少没有重复一种把伊拉克战争理解成“美国本来在正常反恐，只是后来出了意外”的历史叙事。它承认外国入侵、社会崩溃与极端主义之间存在因果联系。
可是它的批判仍然主要是后果论的。
你们不应该来，因为你们来了以后出现了恐怖主义。
因为出现了孤儿。
因为出现了虐囚。
因为出现了人体炸弹。
因为出现了数百万难民。
因为美国士兵也死了。
于是最后可以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反事实检验。
假如2003年的战争进行得异常顺利呢?
假如美国迅速推翻萨达姆以后，没有阿布格莱布，没有大规模叛乱，没有扎卡维，没有基地组织在伊拉克崛起，没有后来ISIS的出现，没有严重的教派战争，没有儿童人体炸弹，没有数百万人流离失所;美国士兵也没有付出多少伤亡，伊拉克迅速建立了一个稳定政府，美国几年后体面撤军。
那么，这场战争就正确了吗?
如果答案是“这样的话似乎就没有那么坏”，那么真正被反对的主要就是一场失败的战争：它造成了太多本来可以避免的灾难。
如果答案依然是“不”，那么问题才真正推进到更根本的一层：
即使你能够把一场战争打得很漂亮，你究竟凭什么拥有发动它的权力？
这就是我所说的反战与反战败之间的区别。
《龙餐馆》显然反对战争，但它最愤怒、最悲伤、投入最多情感表现的，仍然是美国进入伊拉克之后为什么把一切搞得如此糟糕，而不是给予“美国究竟凭什么进入伊拉克”同样的叙事重量。
所以我并不讨厌托尼这个人物。我甚至认为，真正优秀的反战电影就应该允许托尼是个好人。侵略军里当然可以有善良的人，一个不愿意杀人的年轻士兵也完全值得同情。
我希望银幕另一边也有一个同样完整的人。
他不是“校长”，没有训练儿童炸弹，也不是因为妻女刚刚被杀才突然疯掉。他可能是逊尼派，也可能是萨德尔派什叶派，可能很宗教，也可能并不宗教，甚至可能刚从中国留学回来，有着一口流利的中文。他会想自己的妈妈，也会害怕死亡，也有自己喜欢的饭菜。他痛恨基地组织，反对杀害平民。
但他仍然认为美军应该离开伊拉克。
所以他拿起了枪。
如果托尼最后死在他的伏击里，这部电影才会真正残酷。因为这时托尼的善良不会消失，抵抗者的人性也不会消失。观众不能靠一个儿童人体炸弹头目替自己解决道德难题，只能面对真正困难的事实：一个善良的人也可以穿着侵略军的军装，一个杀死他的抵抗者也未必因此失去成为普通人的资格。
而那时，托尼依然可以说：“Fuck the War(操他妈的战争)。”
他甚至依然可以说：“我想回家。”
只是电影终于会允许站在他对面的伊拉克人回答：“那就回家。”
因为托尼至少还有一个家可以回。到2007年，已有约420万伊拉克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
这两种悲伤都是真的，但它们从来不完全对称。
而不管徐福做多少顿饭，不管电影安排多少战火与灶火的漂亮对照，不管托尼有多温柔，也不管那句“没你们哪来的恐怖分子”说得多么正确，始终有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不能被“战争没有赢家”这种空洞的说教所抹平：
一个人是跟着军队跨越半个世界来到这里的。另一个人，本来就住在这里。
资料来源
【1】Office of the Surgeon General, US Army Medical Command. Mental Health Advisory Team (MHAT) IV Operation Iraqi Freedom 05-07 Final Report[R].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the Army, 2007.
【2】Baker, James A., III, and Lee H. Hamilton. The Iraq Study Group Report.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2006.
【3】United States,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Fact Sheet: Al Qaeda in Iraq. Government Publishing Office, July 2007.
【4】Program on International Policy Attitudes (PIPA). The Iraqi Public on the US Presence and the Future of Iraq. College Park: University of Maryland, 2006
【5】UNHCR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2007. "Iraq: Rate of Displacement Rising." Briefing Notes, August 28, 2007.
【6】U.S.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The 9/11 Commission Report: Final Report of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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