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自我感动式的“实践”——追求“立竿见影”的务实效果，把个人或团队的“弯腰帮助工人”称作当代的无产阶级事业，赋予其伟大的“革命意义”
以个人或团队为单位，去工地给体力工人免费送盒饭和大锅饭、做工地文艺汇演、创办待业青年俱乐部、工人内部互保互助的公益团体，教失业和待业的工人电工技术，在互联网上教打工人怎样劳动仲裁和加班维权，给工薪家庭的孩子们科普饮食健康的知识，在日常生活中乐于助人，给需要帮助的同学们分享学习笔记……做这些事情都是很好的。但问题在于，一些人将它们视作“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视作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实践”，称作当代的无产阶级事业，将这种“世外桃源”的乌托邦视作微型共产主义的实验，甚至将它们等同于社会革命，赋予其伟大的“革命意义”，认为自己是在做和革命先辈们同样的事情，这就是完全可耻的事情了。
接上文：【燎原的前夜】结束小组性（2-2-2）布尔什维克的写作和宣传立场
他们为什么不敢说明，自己做的事情实际上是空想社会主义的想要隔绝于资本主义市场逻辑、是工联主义的工厂工人之间的兄弟义气、是工团主义的抱团取暖、是民粹主义的经济改良、是经济主义的社会保障和劳动维权，而唯独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实践和党性实践呢?
马克思和列宁意义上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作为一百多年不断摸索、曲折探索和一次次牺牲总结出的科学路线，是有明确的主线任务的——
首先判断国家的政权性质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如果是资产阶级专政，那么主线任务就是认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的有志青年在全国各地首先形成各个散落的、分散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再通过全国性的政治机关报，使先头小组的观点和立场统一在这个政治机关报的旗帜下，为建立布尔什维克党作准备。
建党的任务完成后，革命家们的主线任务便是一手抓党建，一手抓群众路线——
一方面，不断锤炼党的原则性、坚定性和立场性，不断地同每一个时期的机会主义者作斗争和分裂，保证队伍的纯洁性、先进性和战斗性，使这支能够带领广大人民争取政治解放的队伍、在官僚资产阶级专政的高压统治下存活下来。
另一方面，通过党的各级组织、党所领导的工会和各个合法组织同群众血肉联系，坚持不懈地提高他们的自觉性和先进性，教育再教育、提高再提高，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和各种方式灌输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直到改变阶级态势——把遍地祥林嫂、孔乙己、阿Q、闰土的人民群众变成遍地黄继光、邱少云、董存瑞的英雄人民，为战争或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周期性矛盾爆发时，夺取全国政权的胜利，哪怕付出千百倍的牺牲，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准备。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革命家们的主线任务就是一手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高劳动生产率;一手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防止先锋队变质变修了。不过这是后话。
一切的“弯腰帮助工人”的慈善与救助，如果想要成为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个环节，都必须以党组织为主体进行，也即他们是党组织分派的任务之一，自觉而坚定地团结在党的周围，而不是脱离党的、绕过党性的，停留在以个人或团队为单位的、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有一出是一出地“出点子”的行动上，重复一百年前取消派的错误，重复列宁在《怎么办》之前的问题域。
“弯腰帮助工人”等自我感动式的“实践”追求“立竿见影”的务实效果，而事实上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小修小补的改良、是力求使这套摇摇欲坠的秩序更完备、更不出差错，是把工人群众当作“等待拯救的羔羊”。
而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则是把工人群众视作历史前进的动力和主体，力求让人民群众自己组织自己、自己动员自己、自己武装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仅要使理论民主化，基层群众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器，还要亲自掌握物质上的武器——实行全面过渡到全民皆兵的民兵制，每家每户定期军事训练和锻炼身体，从而真正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成为历史的主人，成为大写的人。
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说的：“在古代希腊神话中，英雄安泰的力量来源于大地母亲。每当他被敌人击倒，只要接触地面，便能重获力量。但英雄海格立斯识破此弱点，将他高高举起，使其脱离大地，最终扼杀于空中。布尔什维克正如安泰，其力量源于与工人群众的血肉联系。若党对工人表现出‘过度同情’‘俯身扶持’，实则是将工人视为需要被‘托起’的弱者，而非革命的主体。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是引导工人自己站起来，而不是替他们弯腰”。
第二部分：为自身学习的低水平作辩护——拒绝阅读非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认为“掌握全部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是永远不可能完成的天方夜谭
对于革命导师们提出的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应当“掌握全部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过去的时代和这个时代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矢志不渝地提高自身水平，而不是“为自己的低水平作辩护”的要求，有的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是矢口否认的——他们认为这是永远不可能完成的天方夜谭，而完全忘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教员的学说都是建立在全部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甚至是人类几千年在私有制下的全部学说之上的。
借鉴也好、批判也罢，扬弃也好，改造也罢，他们没有哪一个学说是漏过去的、没有哪一个理论是蒙混过关的、没有哪一种思潮是囫囵吞枣的、没有哪一个派别是忽略过去的，否则怎么敢说自己坚持的共产主义就是代表人类未来的道路呢?
请问，如果不了解自己所要批判的资产阶级学说，不亲自阅读它的著作，不掌握它的论证方法，不精通它的理论体系，我们怎样分析和批判它呢?搜百度吗?问AI吗?当这些人在批判资产阶级派别的时候，给出的文本竟然是AI生成的，这会闹多大的笑话?
革命导师们能够成为共产主义者，首先是学霸中的学霸，学习能力极强，而这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自己学习能力跟不上，学艺不精，知识不够扎实而广博，并且不愿意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懒惰而自负，就说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当然可以简单地否定这些资产阶级科学，可是九八五大学的教授们依旧在不厌其烦地给同学们讲述着洛克、孟德斯鸠、罗尔斯、德沃金、哈贝马斯的思想，复旦大学的张双利教授依旧在给同学们介绍柯尔施批判第三国际和列宁主义的思想，雇佣工人们的偶像依旧是霍布斯，学生们的偶然依旧是马斯克。社会运行的事实不会因为这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的几句“金口玉言”就自动地消失掉，他们能做的只有掩耳盗铃、一叶障目。
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说：“如果你们要问，为什么马克思的学说能够掌握最革命阶级的千百万人的心灵，那你们只能得到一个回答：这是因为马克思依靠了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全部知识的坚固基础;马克思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共产主义，而主要的是他完全依据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最确切、最缜密和最深刻的研究，借助于充分掌握以往的科学所提供的全部知识而证实了这个结论。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
“当我们谈到无产阶级文化的时候，就必须注意这一点。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硬说是这样，那完全是一派胡言。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条条大道小路一向通往，而且还会通往无产阶级文化，正如马克思改造过的政治经济学向我们指明人类社会必然走到哪一步，指明必然过渡到阶级斗争，过渡到开始无产阶级革命”。
我们只有掌握了一切现代知识，善于把共产主义由背得烂熟的现成公式、意见、方案、指示和纲领变成能把我们的直接工作统一起来的活生生的东西，把共产主义变成我们实际工作的指针，那时才能完成这个任务。
这就是我们在教育、培养和发动整个青年一代的事业中应当执行的任务。我们应该是千百万共产主义社会建设者的带头人，一切男女青年都应该成为这样的建设者，而不是“为自己的低水平作辩护”。不吸收全体工农青年参加共产主义建设，我们就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第三部分：做一个先锋战士太苦太累，于是将品德高尚和牺牲精神等严格要求视作对人性的“压迫”和“消耗”
品德高尚和牺牲精神是先锋队能够称之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项必要不充分条件——权力这个东西最能腐蚀人心，历史上没有几个人是挺得住权力的腐蚀的，因此作为先锋队成员的每一个先锋战士必须有极高的品格修养，也就是常人眼中的“正得发邪”。在资产阶级法权的环境下，品德高尚、久经考验的先锋战士尚且容易犯机会主义的错误，品德不够高尚、不够具备牺牲精神的人则更是一定会犯机会主义的错误了，这是由历史反复验证的、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
在此情况下，觉得做一个先锋战士太苦太累，于是将品德高尚和牺牲精神等严格要求视作对人性的“压迫”和“消耗”，为自己品格修养的低水平作辩护，导致的后果会是什么呢?
不少象牙塔里的学者坐在办公室里吹着空调，键盘敲着新的一篇准备发顶刊的论文，以思考“理想主义如何避免把人当燃料、耗材”之名，源源不断地产出着下面这些颇具反思性与哲思性的词句。
“第一代革命者的经历的垄断使后代永远矮一头，牺牲的沉没成本使修正理想被读成背叛，方法的固化使手段僭越为目的，用未来抵押现在则让‘先忍一忍’可以被无限延期——于是第一代由被压迫者变成压迫者，理想由目的降格为管理人、消耗人的工具。”
“能否设计一种结构，使不压迫后代、不依赖第一代道德高尚，而是不这么做就运转不下去。若以‘把人当人’为硬前提，则几条推论绕不开：理想必须可被追问、可被修正;牺牲必须每代重新自愿一次，上一代的自愿不能遗传成下一代的契约;没有任何一代有权替后代把答案写死，只能留下条件与空间。”
是啊，“第一代革命者的经历的垄断使后代永远矮一头”，那么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第二代先锋战士，黄文秀、贺娇龙、龚宝冬等当代先锋战士是怎么能够在先锋队的历史定性中与人民的心中，同江姐、刘胡兰、赵一曼等第一代先锋战士相提并论的呢?
所谓“牺牲的沉没成本使修正理想被读成背叛”，实则是想要不通过牺牲、不具备牺牲精神就战胜内外源源不断产生着的一切敌人、实现事业的胜利、并让自己彪炳千古的想法，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说不出“修正理想”修正的是什么，所谓“修正”是要求形成小团体、还是要求加强自发性，只是觉得好累好苦、不想坚持了，它需要修正、需要软化一下、快活一下。而事实是——革命导师们从来没叫过我们没苦硬吃，从来没有把牺牲当作表演，从来没有强迫过谁一定要牺牲。而是始终强调：当组织遭受一锅端的危险的时候、当并肩携手的同志们性命垂危的时候、当一个地区的人民群众遭受洪涝灾害的时候、当一个贫困县的人民保守赤贫的折磨的时候，敢不敢有这样一批人、一批先锋战士冲在最前线，牺牲自我来保卫亲爱的同志们、保卫广大的人民群众。
没有这样的牺牲精神，就没有大庆油田的开采、就没有塞罕坝的绿洲、就没有青蒿素和各种传染病疫苗的发明、就没有两弹一星保卫和平的实现、就没有全面脱贫的胜利、就没有重庆人民在这个暑期的洪涝灾害中安然无恙……
“第一代由被压迫者变成压迫者”则更是无稽之谈了，党的事业始终坚持的是自愿的集中制——只有自愿加入先锋队的人才需要培养自己的高尚品德与牺牲精神，才随时需要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如果哪一天觉得苦了累了、受不了了、信念动摇了，党随时欢迎这样的人退出这支队伍，不自愿退出的就被清洗出去，不作任何牺牲自己的强求。上一代的自愿也从来没有遗传成下一代的契约，今天仍然是强调自愿加入先锋队、自愿接受党组织的纪律和考察。而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眼中，这样自愿的集中制就成了“农奴制”、成了“棍棒纪律”、成了“不把人当人”、成了压迫和消耗人的天性。
但无产阶级恰恰是不怕组织和纪律的，无产阶级由它的全部生活养成的组织性，要比许多知识分子彻底得多。无产阶级革命的纪律不同于剥削社会的“棍棒纪律”和“饥饿纪律”，这种纪律就是信任工人和贫苦农民的组织性的纪律，是同志的纪律，是在斗争中发挥独创性和主动性的纪律。
“没有任何一代有权替后代把答案写死，只能留下条件与空间”，这种词句的言外之意是说第一代在同历史上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斗争中、在经历了无数次惨痛的路线错误的代价和教训后确立下来的牺牲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两个务必等精神都可以被后代修改，而不是了解它们的历史背景、在当代的价值并理解、学习和继承这些精神的意思。
这就像是玩一款游戏，好不容易花了几个月搭载出来的一套建模，从手搓的、一点一点的编程变成一套成熟的mod，可以不用手搓，而是一键生成大批量的更好的装备。可是过一段时间登录后又重新清零、重新搭载建模，对第一次搭载建模所犯的错误、经历的陷阱和代价都忘掉了，于是重犯一遍这些错误，而boss却没有停下脚步，而是越变越强，于是自己再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第四部分：把发掘无产阶级的先进生产力的潜力阉割成身份政治——谁是无产者谁就高贵、谁就神圣、谁就有理，不考虑他的先进程度和道德品性
雇佣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任务、是矢志不渝地提高自身水平，领导和引领一般群众，提高这些雇佣工人的先进性和自觉性，练就他们高尚的精神品格和道德品性，克服落后工人身上的落后习气、流氓习气、无赖习气、野蛮习气、江湖习气和邋遢不讲卫生的生活作风。而不是以“劳工高贵”之名，迁就这些落后习气、流氓习气、无赖习气、野蛮习气、江湖习气和邋遢不讲卫生的生活作风。
列宁同志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说：“ 从背得烂熟的抽象概念出发，进行纯粹的逻辑推理，必然得出糊涂透顶的结论，把马克思主义歪曲得面目全非”。
把“无产阶级”这个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原则、科学规律和一般的矛盾运动所综合和归纳出的抽象概念，套到一个具体的雇佣工人身上、套到某个零元购事件或是劳动仲裁的社会新闻上、套在工地工人吃盒饭的景观上、套在复杂而不可化约的一个具体的人的生活上，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曲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则的现象——将“我是无产阶级”这个身份绝对正义化、神圣化、尊贵化，似乎我只要具有这个身份，我做的一切事情，哪怕在公共卫浴和坐地铁不讲公德都是对的、是反压迫反剥削的、是有理的。
这是一种利用身份政治“为低水平作辩护”的模型，对此种现象，我们必须认识到：
第一，作为无产阶级的无产者不是同质化的、整齐划一的一副面孔，一个个具体的、活生生的雇佣工人本身就有先进觉悟、一般觉悟、落后觉悟之分;有耿直朴实、豪气干云、光明磊落、或是贪图美色、斤斤计较、撒谎成性之分。谁否认这一点，就是在用主观主义的抽象概念认识社会，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最基本常识。
第二，分散的、分化的、单个人与单个人之间简单合作的雇佣工人也不成之为一个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雇佣工人要想自己解放自己，首先要使雇佣工人组织成为一个阶级，其它的社会斗争与运动才是后话。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只有无产阶级、即雇佣工人阶级能够作为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进的先头堡垒，能够领导、率领和团结被压迫阶级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彻底消灭了剥削和压迫的共产主义新世界，这是由现代雇佣工人阶级的先进生产力的潜力决定的——只有现代雇佣工人具备使人类社会突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桎梏与束缚的先进生产力。而这个先进生产力是理论高度抽象、概括、综合与凝炼得出的科学概念，是一种潜力，而不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个活生生的工人天生就具备的。这种潜力需要被开发、需要被发掘、需要得到正确的指导、良好的培养、发育和监督，得到强而有力的的引领与训练，雇佣工人阶级才能使这样的潜力自由地发挥出来，显现出来。而这样的领导力量就是雇佣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还需要警惕另一种词句，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将完整的人分门别类地简单划分成无产者、资产者、小资产者等等身份……是忽视了人的复杂性与具体性”。首先，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用经济基础上的阶级分化的身份来定义人的全部，而只是客观地揭露了经济基础上的阶级分化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基本矛盾、主要矛盾，而绝不是全部矛盾。这种由于经济基础带来的身份划分与其他方面的身份划分是不同的，这样的身份区分往往带着决死性的、争夺生存资源上的冲突，是影响个人和社会集团的整个的生存论姿态的——从整个历史脉络来看，不同阶级特别是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往往表现为对抗性矛盾，这是不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的“善良愿望”为转移的。
其次，只要人类还处在阶级社会，就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当我们个人与个人交友、恋爱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不谈身不谈宏大叙事。但国家治理、政治运动、哪怕是一个社会集团争取权益的范畴，都无法彻底做到不分门别类。我们能做的就是不以私有制的皇室、贵族、平民这样的身份来分门别类，而是以先进还是落后这样的政治工作所需要能力来分门别类，以他在实际活动中导向的是什么后果来分类，譬如原则主义、教条主义还是机会主义。
在这期间，最需要警惕的就是新的身份政治——把无产阶级这个抽象概念神圣化，认为不需要考虑工人在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品性和精神品格，认为一个工人零元购也是荣耀的，是“革命”的，也是在“阶级斗争”了，那么这就是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叛卖，也可以说是一种倒错。除此之外，认为在社会运动中可以不要分门别类、对于千千万万个人中的每一个人都要了解他的性格、他的兴趣爱好之后再做决断，这就是一种空想了。哪怕是一个行政人员，只要做过行政工作就能明白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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