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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炮打“中式家长”的思想?

南暖喂鸽人 · 2026-11-15 · 来源:小琴观天下|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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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口对准的是思想,但根子扎在制度里。批判的最终指向,不是一个更“懂事”的孩子,也不是一对更“开明”的父母,而是一个不再需要以恩赐、愧疚和等级来组织亲子关系的社会。在那样的社会里,生育不再是投资,养育不再是债务,爱不再需要以牺牲为筹码,孩子终于可以仅仅因为是孩子而被爱。这个目标在今天听起来或许遥远,但正是因为遥远,才需要从当下开始,把炮口对准那些假装永恒的东西。

“革命”在当代汉语的日常语用中,已经被高度窄化乃至博物馆化了。它被安放在历史教科书的章节标题里,被封装为某种已经“完成”的事件序列,仿佛革命是过去时,而“过日子”才是现在时。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下的那句被反复引用却很少被真正贯彻的话——“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指向的正是这样一种革命观:革命不是某个时刻的政权更替,而是对生产关系以及由生产关系所生产出来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持续改造,这其中当然包括家庭关系,包括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

如果革命在家庭门口止步,如果一个人在公共领域可以谈论平等、自由与解放,回到家中却必须重新跪拜在“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的牌位之前,那么所谓革命就仍然是半截子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揭示的线索是决定性的:家庭形态随着所有制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专偶制家庭“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其历史起源“是作为女性被男性奴役,作为整个史前时代所未有的两性冲突的宣告而出现的”。这意味着,家庭内部的不平等从来不是“天然的”“血缘的”“人之常情”,而是特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在亲密关系领域中的沉淀与再生产。

从这一视角回看当代中式家长思想中弥漫的“恩赐论”、“自我感动式教育”、“愧疚式教育”以及各种改头换面的封建等级观念,就不能满足于道德谴责或心理学式的“原生家庭”控诉。历史唯物主义要求追问的是:这些观念和做法为什么能够持续存在?它们服务于什么样的社会再生产机制?它们在什么样的物质条件下显得“合理”甚至“必要”?以及,要消灭它们,需要改变的不是某一些“不合格的父母”,而是使这些父母不得不以这种方式行事的结构性条件。本文的任务,就是把“炮口”对准这套思想体系,同时把炮口从“父母个人”身上移开,转向那个生产出这套思想体系的社会关系总体。重新认识革命,就是从家庭开始重新认识:谁在革命之外,革命就还没有完成。

1、恩赐论的秘密:生育如何被变成一笔债权

“我生了你,养了你,你就欠我的。”这句话在无数中国家庭中以不同变体被说出、被暗示、被制度化为日常生活的语法。它有时以温和的方式出现——“爸妈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你要懂事”;有时以激烈的方式出现——“没有我你什么都不是”。近来网络中出现了一个看似激进的反向命题:“生养不是恩托举才是恩”。这句话表面上在批判父母,实则与它所批判的对象共享同一个逻辑前提:亲子关系是一套可以进行“恩”与“债”之结算的账目体系。只不过它把结算的标准从“生育”抬高到了“托举”,从而把绝大多数普通父母也推入了“恩不够”的被告席。

历史唯物主义首先要戳破的,就是这个“恩”的天然性幻觉。恩格斯在分析专偶制家庭的起源时指出,这一家庭形式“其明确的目的就是生育确凿无疑的出自一定父亲的子女……以便将来能以亲生的继承人的资格继承他们父亲的财产”。在阶级社会中,生育从来不只是“生命的延续”,它同时是财产关系、继承关系和阶级地位的再生产。一个孩子从出生起就被嵌入一套财产与身份的传递链条之中。父母对子女的“养育”,在统治阶级那里表现为遗产与地位的传递,在被统治阶级那里则表现为劳动力的培养与家庭生存策略的执行。所谓“恩”,恰恰是在这一物质关系之上生长出来的意识形态形式:它把客观上服务于财产继承与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翻译成一种可以被感受为“给予”和“亏欠”的道德语言。

当父母说“我给了你生命”时,我们要问的是:在既定的社会关系中,这个“给予”究竟意味着什么?在生产力低下的传统农业社会,多一个孩子意味着多一份劳动力和一份养老保障,生育本身具有直接的经济理性。在现代城市条件下,养育一个孩子到十八岁的平均成本被测算为数十万元,教育支出成为家庭预算中增长最快的部分,生育的经济逻辑已经从“增加劳动力”转变为“提升家庭在分层体系中的竞争位置”。在这种情况下,“我生了你”所表达的与其说是一种恩情,不如说是一种投资行为的自我叙事。父母投入金钱、时间与情感,期待在子女的学业成就、社会地位乃至未来的赡养中收回报偿。恩赐论的全部力量,正是来自它拒绝承认这是一笔投资,而坚持把它说成是一份恩典。恩典的逻辑要求无限回报,投资的逻辑只要求利润;把投资说成恩典,就把一个可以谈判的契约关系转化成了一个不可谈判的债务关系。

更关键的是,恩赐论所制造的“债务”具有一种独特的时间结构:它原则上无法清偿。子女永远不可能“还清”生命本身。这意味着父母占据了一个结构性的债权人位置,而这一位置的物质基础,正是在家庭原子化条件下父母对子女未来的高度依赖。恩格斯描述过家庭从氏族中脱离、成为独立经济单位的历史过程:

“随着私有制产生,家庭成为独立的经济单位,养育子女变成‘自家的事’”。

当家庭不再是嵌入更大共同体中的环节,当养老、医疗、情感支持乃至社会尊严都越来越依赖核心家庭内部的代际转移,父母对子女的“投资”就越发成为一场输不起的赌博。恩赐论之所以如此顽固,不是因为它是一种“错误观念”,而是因为它对应着一种真实的结构性焦虑:在缺乏充分社会化的养育支持和养老保障的条件下,父母除了把子女建构为“债务人”之外,几乎没有别的方式确保自己的未来。

因此,炮打恩赐论,不能停留在“父母不该这样想”的层面。只要养育的成本主要由家庭私人承担,只要养老的风险主要由代际转移来消化,只要社会的阶层流动仍然高度依赖家庭资源的代际传递,恩赐论就有它物质上的根。真正的革命性要求不是让父母“更无私”,而是把养育从家庭私事转变为社会公共事业——这正是恩格斯所展望的方向:

“私人的家务变为社会的事业。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成为公共的事情”。

不改变这个物质基础,任何对恩赐论的道德批判都只是在和观念的影子搏斗。


碎碎念:我失业快两年了,回来以后不是没有找过工作,但要么条件不合适要么条件有合适的但顾及到我妈妈的身体情况都没成,再加上我的性格偏于高敏感和对自尊的看重,也让我无法做到圆滑世故地去适应职场。再加上我是一个物欲极低的人,这两年也就混过来了。

可是,当自己总为生计发愁、为我妈妈的医药费叹气的时候,我才越来越意识到钱就是生活的底气。上学的时候我是喜欢尽快看到分数位次表,可现在我却害怕看到自己的账户余额——当我因为一本三四十块的书是否下单纠结半个月时、当我因为我妈妈的因为高昂的医药费而只舍得开三天中药时……

给我妈妈办完住院以后我就想好了,别的活计我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干不了,但写点文章我还是勉强能的。

接下来,我会连载自己的小说,也会写点随笔、感想、时评、影评剧评解读等来尝试赚上一点微不足道的生活费。

从今天开始,如果您觉得文章读下来值得给我添碗菜汤,我非常感谢。如果不值那也没关系,想起来就给我点个赞吧。如果您觉得文章写得不好也没关系,直接指出不足也是对我的鞭策。

谢谢您的支持!


2、自我感动与愧疚生产:情感如何被锻造为控制工具

如果恩赐论提供的是债务关系的法权形式,那么愧疚式教育提供的就是执行这一债务的情感机制。愧疚式教育被定义为“父母通过示弱、诉苦甚至自虐,让孩子感到愧疚,从而达到让孩子听话、控制孩子的目的”的教育方式。它的典型话语是“我舍不得吃,省给你吃”“我这么辛苦还不是为了你”,它的极端形式则包括母亲因孩子背不出课文而自扇耳光,以及去年河南中牟县某中学让家长跪成一排、学生蒙眼从父母背上踩过的所谓“感恩教育”活动。后者就是很典型的一场以“感恩”为名的情感勒索:它通过制造戏剧性的受难场景,在孩子的震惊与不安中催生负罪感,再把这种负罪感转化为服从的动力。

心理学可以精确地描述这一机制的运作:它遵循“示弱诉苦——归因于孩子——提出要求”的三重奏,最终使孩子把“我想要怎么样”咽回去,换成“爸妈觉得我应该怎么样”。但历史唯物主义不满足于心理学描述,它要追问的是为什么是“愧疚”,而不是别的什么情感成为“中式家庭”中最被系统性地生产和使用的情感?

答案在于愧疚的特殊功能。

愤怒预设了两个大致对等的主体,一个可以愤怒的人至少承认自己有权愤怒。恐惧依赖于外在的强制,一旦强制消失,恐惧就失效。而愧疚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把控制内化为被控制者对自己的审判。一个感到愧疚的孩子不需要父母在场就已经在服从了,ta会在父母没有要求的时候主动压抑自己的欲望,会在可以放松的时候觉得自己不配放松,会在可以选择自己道路的时候自动选择父母期待的道路。愧疚是一种自我执行的治理术,它的效率远高于打骂,因为打骂需要持续的外部压力,而愧疚一旦被安装成功,就变成了一台自动运转的内部机器。

这台机器的燃料,就是“爱”。愧疚式教育之所以有效,不是因为它唤起了“恨”,而是因为它劫持了孩子对父母的爱与依恋。现在网上有种说法叫“恨比爱长久”,其实并不一定是这样,当爱被变形的时候就会变成“爱是常觉亏欠”,其实真正健康的爱不是建立在为对方牺牲的歉疚上的,而是在无形之中、不惧世俗让彼此都走向更棒的自己。在这一点上,我为我妈妈感到骄傲,她对我做不到所谓的“托举”,为我付出了大半生的年华和精力,但她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要不是为了你,我就xxxxx”,她虽然文化不高但一直都没有给过我一点多余的压力,她并没有因为爱我而以爱之名困住我,她让我知道一个有爱的家庭不在于人多人少,更在于彼此之间能否周全地尊重、理解和成就对方。

孩子之所以会因为“妈妈只吃了一口榴莲”而愤怒甚至砸墙,正是因为他无法忍受“妈妈为我牺牲”这个画面所唤起的巨大负债感。愤怒在这里是愧疚的变形,孩子愤怒的并不是妈妈吃了或没吃那一口榴莲,而是妈妈拒绝平等地享用,从而单方面地把一顿水果变成了一场道德交易。在这个意义上,愧疚式教育是对亲子之间最原初的平等需求的系统性背叛。它利用孩子想要父母幸福的本能,反过来把孩子变成父母情感不适的容器。

而父母这一端,同样不是单纯的“施害者”。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精神心理科的临床观察指出,父母长期向子女倾倒负面情绪,本质是“情感型亲化”,即亲子角色的颠倒,孩子被迫承担成年人的情绪压力(相关论述见https://jrsh.hangzhou.com.cn/content/2026-08/15/content_9280801.html#1)。许多父母自身就是在愧疚式教育中长大的,他们在成为父母之后“不自觉地复刻着父母的相同模式”。这构成了一个代际传递的闭环:被愧疚塑造的人,成为用愧疚塑造他人的人。

所以,历史唯物主义对这一闭环的解释,就不能回到“人性”或“文化劣根性”,而要看到愧疚作为一种治理技术,在缺乏其他控制资源的家庭中具有特殊的“经济性”。当父母没有足够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或社会资本来为子女提供“托举”时,当他们在教育竞争中感到无力、在阶级结构中感到脆弱时,情感就成为他们手中最廉价也最有效的控制手段,这一点放到两性关系中同样是成立的。《2025中国精神心理健康蓝皮书》的数据显示,青少年抑郁检出率随学段攀升:小学生约10%,初中生约30%,高中生约40%。在这条曲线背后,有学业压力,有社会竞争,但也有一条清晰的情感线索:一个从小学会“察言观色”、把父母的痛苦归因于自己的孩子,在进入高强度的学业竞争时,已经失去了说“不”的能力。他不可能拒绝一个“为自己牺牲了一切”的父母所提出的学习要求。愧疚在这里完成了它最“成功”的运作:它把外部强制转化为内在驱动,把社会竞争的压力翻译成对父母的道德亏欠,从而让被压迫者成为自己压迫的共谋。

因此,我们炮打愧疚式教育,不是要审判那些在深夜扇自己耳光的妈妈。她们同样是这套结构的产物和受害者。炮口要对准的是那个使情感成为唯一可支配控制资源的社会条件,以及那个把亲子之爱系统性地转化为债务关系的意识形态机器。只要家庭仍然是教育竞争的基本承担单位,只要父母在子女的未来面前感到孤立无援,愧疚就会继续被生产出来,因为它是弱者在缺乏其他武器时最容易拾起的那一件。


碎碎念:这一段写下来,我想到的不只是亲子关系,其实生活中搞这种“自我感动”和“愧疚付出”但反让人徒增反感的也大有人在,b站、知乎上一搜“没苦硬吃”、“感动自己”的也有不少,甚至有些人自己都意识不到,比如有大学生跑图书馆从早到晚,看似学了一天,但只是换了个地方玩手机的。

我们也可以对照一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常做自我批评对自己的成长特别有益处。

昨天看《黄廉访谈录》,里面有一句话让我记忆很深:

“当权派看到‮这了‬一点,可‮心是‬明眼亮,因‮就此‬拼命挑拨,只‮你要‬有一点私心,就最终要‮他被‬们利用,在你的心灵‮打里‬进分裂‮楔的‬子。”

所以为什么毛主席说要“斗私批修”,真的是警钟长鸣啊!

“我们不知‮靠道‬自己的努力和奋斗,是‮远永‬到不了分享胜‮果利‬实的那一天,总是错误‮以地‬为胜‮就利‬在前面,总‮把是‬内部的地位争夺,变成力量分散‮苦的‬果。”

“造f派不是没有缺点,毛病是有的,基本上是无政府主义和革命激情相结合的产物,要是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就更加不行,勇气有余、智慧不足,缺乏政治眼光和长远考虑却是我们当中一些人致命的弱点。”


3、封建残余的深层结构:等级为什么比人活得久

恩赐论和愧疚式教育并非凭空出现。它们在一个有着漫长等级传统的家庭文化土壤上生长。传统中国家庭以宗法制度为核心,强调“父为子纲”、“长幼有序”,这套伦理秩序通过“家国同构”的理念把家庭治理模式延伸至社会治理,形成了一种以单向服从为轴心的超稳定结构。帝制消亡、科举废除、三纲五常不再写入律法,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然而,制度可以被一纸政令废除,制度所塑造的思维习惯和情感结构却不会随之消失。等级文化以文化惯性的形式延续下来:“在家庭里,它藏在‘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的观念残余里。如今虽极少有人公开宣扬这句话,但它的变体随处可见:父母对成年子女生活的强势介入,被美化为‘关心’;子女表达独立想法、提出不同意见,被轻易贴上‘不孝顺’的标签”。

历史唯物主义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必须避免两种错误。一种错误是把封建残余说成纯粹的“观念遗留”,仿佛只要加强教育、更新观念,它就会自动消散。另一种错误是把一切家庭等级都直接还原为“封建”,从而看不到它在当代条件下的新物质基础。而真正需要分析的是等级关系在当代家庭中为什么仍然具有功能性?

先来看数据。《家庭教育蓝皮书(2024)》基于34万家长的调查显示,65%的家长在认知上认同“应让孩子自己做决定”,但其中45%在行为上经常过分插手孩子的事;初中生父母干涉比例达到50%,80%的家长因学业焦虑导致过度干预。另一组数据则显示,成年子女在恋爱婚姻上被父母干涉的比例高达78.2%,工作职业方向为60.2%,专业选择为54.1%。这些数字揭示的并不是“家长天生控制欲强”,而是一个更冷峻的事实:父母对子女生活的深度干预,恰恰发生在子女的人生选择与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关联最紧密的那些节点上。婚姻、职业、专业——这些不是任意的“生活细节”,它们直接决定着一个家庭在分层体系中的位置,决定着父母晚年所能依赖的资源和尊严。当社会没有提供足够的安全网来承接个体在婚姻、就业、养老中的风险时,家庭就被迫成为一个风险管理的单位,而父母对子女选择的控制,就是这种风险管理的执行形式。

在这个意义上,封建等级观念在当代家庭中的延续,不是因为它“传统”,而是因为它有用。它提供了一套现成的、不需要论证的合法性话语:父母干预是因为“爱你”,子女服从是因为“孝顺”,不平等是因为“长幼有序”。这套话语把实质上的资源控制与风险规避,翻译成了道德上的天然秩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指出,“孩子的发展能力取决于父母的发展”,而父母的发展又取决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关系。当父母自身在社会关系中处于无力位置时,他们倾向于用等级来补偿能力的不足。一个在职场中无法对上级说“不”的父亲,回到家中可能格外需要子女对他说“是”。一个在社会评价体系中长期被贬低的母亲,可能在子女的绝对服从中找回某种被承认的感觉。等级在家庭中的再生产,因此不仅是“观念”的再生产,更是社会无力感的情感补偿机制。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单纯的“观念批判”收效甚微。你可以说服一个父亲相信“孩子应该自己做决定”,但当你无法改变他在社会结构中的无力位置时,他在行为上仍然会干预——因为干预是他所能掌握的少数确定性之一。革命的唯物主义含义正在于此:要消灭家庭中的等级,必须同时消灭产生等级需求的那个社会条件。不是先改造观念再改造世界,而是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改造观念。


碎碎念: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写作者心态会出现的变化是很正常的,“这就是我们何以生活在一种变动、一种流转和一种过程之中,通过这些变动的过程,不断改变的认识也促成了生命的变化;反过来,不断变化的生命也促成了认知者意识的变化。这种变动、这种流转、这种过程将我们推进一个永不间断的征服与创造、失与得的旋涡之中,我们在这个旋涡中痛苦地打转,在茫茫大海中受到强劲潮流的冲击”。这种被描述的处境其实也是我自己很真切的感受,所以我一直对写作者变幻不定的心态进行理解。但改开以后的主流作家——比如所谓“重放的鲜花”——心态的变化更多是出于一种急于抢占潮头生怕落后就捞不到好处的个人欲望,只不过当时的大多数人们都被他们花样翻新的话术策略忽悠了。

现在来看,什么“意识流”、“朦胧诗”、“先锋文学”、“寻根文学”,魔幻现实主义、一直到“后现代主义”,主流文坛对“新”的、“后”的可以说是趋之若鹜。记得我上初中那会,总觉得新教材就是旧教材好,具体好在哪我反正说不清楚,就是单纯觉得越新越好,是不是觉得这种认知很幼稚?但更让人觉得幼稚的是现实——没想到这种早期进化主义思想也会在这些几十岁的文人墨客身上持续体现着。什么“新方法论”、“新写实主义”、“新历史主义”、“新保守主义”等各种带“新”字的是风靡一时。到后面还整了一个“后”字,什么“后现代”、“后浪漫主义”、“后寓言时代”、“后知识分子”、“后精英主义”等,让“后”失去了本来的意义,成为了一个“更新”的比较级符号。但实质上还是老一套,它们既没有吸取前人遗产中的精华部分,也没有给后世建立属于自己的、真正“出新”的、有益的价值体系,看似热热闹闹,反而显得空虚寂寞冷。


4、鸡娃、空心病与“教育异化”:当家庭成为劳动力再生产的执行终端

恩赐论、愧疚式教育和封建等级残余,汇聚成了一个时下最醒目的现象——鸡娃。有部电视剧《小舍得》就是围绕它展开的,鸡娃不是个别家长的“疯狂”,而是一套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具有高度理性外观的家庭行为模式。它的实质,是把家庭变成社会分层竞争的前沿执行终端,把子女变成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项目载体。

马克思在分析劳动异化时指出了四重对立,而教育中的异化几乎是这四重对立的镜像,教育目的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异化为“筛选工具”,教育内容从知识和文明的传递异化为“对分数的崇拜,对文凭的追逐”,教育本质从灵魂的教育异化为“划一的模式,流水线的生产”,教育价值从促进自由人的联合异化为“教育分层决定着职业分等”。鸡娃正是这一整套异化在教育家庭化时代的极端形态。它的“产出”已经被数据清晰地勾勒出来:第一批被系统性鸡娃的孩子成年后,大多只是普通白领,甚至有人进了工厂、送了外卖(并没有说他们不如其他工作者的意思),“投入巨大的20年‘教育投资’,最终多数人仍回归平凡”。但比阶层跃升的失败更深的伤害,是“空心病”的蔓延。北京大学徐凯文教授的研究就发现,在成绩最优秀的学生群体中,一种“内心空洞、找不到活着的意义”的状态日益严重,高三学生中符合空心病筛查标准的比例达到51.20%。临床数据则显示,超过六成走进心理咨询室的青少年被“无意义、无价值、不知道为啥而活”的感觉深深困扰。

我们把这两个事实——鸡娃的“理性”与空心病的“非理性”——放在同一个分析框架中。鸡娃之所以对单个家庭而言是“理性的”,是因为在优质教育资源稀缺、教育回报与职业地位高度挂钩的条件下,不鸡娃意味着让子女在分层竞争中处于不利位置,而这一后果最终会以养老风险、家庭地位下降等形式回落到父母身上。但鸡娃之所以在整体上生产出空心病,是因为它从根本上剥夺了子女作为目的本身的存在资格。当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被当作一个“项目”来管理,他的时间被切割为可计量的学习单元,他的兴趣被按照“是否有用”来筛选,他的价值被简化为分数和排名的波动,他就学会了一件根本性的事情:我只有在作为一个可投资的未来收益载体时,才值得被爱。空心病不是鸡娃的“副作用”,它是鸡娃的逻辑终点。一个从来没有被允许作为目的而存在的孩子,长大之后当然找不到活着的意义,因为他的一生从一开始就是为另一个目的——避免家庭“阶级下滑”——而运转的。

而在这个链条的起点上,站着的正是恩赐论和愧疚式教育所塑造的父母。父母之所以能够如此深度地介入子女的教育,之所以能够让子女在“我都是为你好”面前失去反抗的语言,是因为愧疚已经预先剥夺了子女的道德立足点。鸡娃不是与恩赐论、愧疚式教育并列的另一种“错误教育方式”,它是这两者在教育竞争场域中的综合运用。恩赐论提供了“你欠我的”的法权基础,愧疚式教育提供了“你不听话就是不孝”的情感执行机制,而鸡娃提供了这套债务关系得以持续增殖的具体场域。三者构成一个恶性闭环:父母投入越多,恩赐论的债权越大;债权越大,越需要通过愧疚来确保子女服从;子女越服从,鸡娃的强度越高;鸡娃越强,子女的空心病越深;而一个空心病的子女,恰恰是最难真正“逃离”这套关系的子女,因为他从未获得过作为独立目的而存在的自我确认。

当一个家庭的共同语言只剩下成绩,亲子关系就已经被彻底地功能化了。父母不再是父母,而是项目的管理者;子女不再是子女,而是项目本身。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全面发展,在这里被颠倒为人的全面工具化。炮打鸡娃,如果不炮打那个使家庭不得不成为项目管理单位的社会结构,就仍然是打在空气上。

5、革命为什么必须在家庭内部发生

至此,一个可能的反驳必须被正面回应:把家庭问题“上升”到社会结构,是不是在为父母开脱?是不是用“结构”取消了具体的责任?不,恰恰相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之所以比道德谴责更有力量,正是因为它拒绝把责任停留在最接近的个体身上,而要求追溯那个使伤害成为常规运作方式的关系总体。指出父母是结构的产物,不是为了免除父母的责任,而是为了指明:如果不同时改变结构,所谓的“责任追究”就只能是代际之间的无穷追索,一代人控诉上一代,然后在成为父母之后重复同样的模式。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结尾展望过一种可能性:随着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个体家庭就不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了。私人的家务变为社会的事业。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成为公共的事情;社会同等地关怀一切儿童”。这一展望在今天常常被当作遥远的乌托邦而搁置。但如果不把它作为方向,对中式家长思想的批判就注定是改良主义的、心理按摩式的。愧疚式教育可以用“非暴力沟通”来缓解,鸡娃可以用“双减”政策来限制,恩赐论可以用“感恩教育”来软化,但只要养育仍然是家庭的私人负担,只要养老仍然主要依赖子女,只要教育仍然是阶级分层的核心机制,这些“错误思想”就会以新的变体重新生长出来。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

所以,“重新认识革命”在家庭问题上的具体含义,因此至少包含三个层面。

第一,革命意味着把“恩”的关系改造为“平等联合”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在家庭教育观上始终坚持平等的原则,认为应以平等的态度教育孩子,反对亲子关系的宗教化。平等不是一句情感口号,它要求物质基础:父母不需要通过子女来实现自己的养老安全,子女不需要通过服从父母来获得生存资源,亲子之间的给予和接受不再以“亏欠”为中介。只有当养育不再是家庭私人承担的风险投资,父母才可能真正以“一个完整的人”的姿态面对子女,而不是以一个债权人的姿态面对债务人。

第二,革命意味着把家庭从“风险管理的孤岛”中解放出来。 家庭原子化使核心家庭成为独自承担所有压力的封闭单位,“遇到困难,家庭只能‘自己扛’”。愧疚、控制、鸡娃,都是在孤岛状态下被迫发展出来的生存策略。重建家庭与更大共同体之间的有机联结——社会化的托育与教育支持、普惠的养老保障、社区层面的互助网络——不是“福利国家的技术问题”,而是把家庭从它目前所承受的过载功能中解放出来的革命性条件。一个不必独自承担养老风险的父亲,不需要用恩赐论来锁住儿子;一个不必独自承担教育竞争后果的母亲,不需要用愧疚来驱动孩子。

第三,革命意味着把子女从“项目”重新还原为“目的”。 马克思说,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在家庭中,这意味着子女的首要身份不是“家庭未来的保障”“父母未竟理想的继承者”“阶层竞争中的选手”,而是一个自身即目的的存在。这听起来像道德哲学,但它的实现条件是彻底唯物主义的:它要求社会不再把教育当作分层工具,不再把人的价值等同于其市场竞争力,不再把家庭当作社会风险的最终兜底单位。没有这些条件的改变,“把孩子当人看”就只是一句在家长会上被感动三分钟然后遗忘的漂亮话。

我们的“炮打”不是为了毁灭。炮打的目的是清除阵地上那些看起来不可动摇的障碍,为新的建设腾出空间。“中式家长”思想中那些最令人窒息的方面,如恩赐的傲慢、愧疚的操控、等级的惯性、鸡娃的疯狂等之所以必须被炮打,不是因为什么“坏”,而是因为它们以一种亲密而日常的方式,把人从出生起就锁进了一套债务、服从与工具化的关系之中,并且让被锁住的人以为这就是爱。

我们要意识到,这些思想不是从人性中长出来的,它们是从特定的社会关系中长出来的;因此它们不会因为劝说、感动或道德觉醒而消失,它们只会在产生它们的社会关系被改变时消失。 重新认识革命,就是在家庭这个最私密的领域里重新确认革命尚未完成。一个在公共生活中追求平等的人,没有理由在家中接受等级;一个在社会批判中要求解放的人,没有理由在亲子关系中满足于恩赐与亏欠的循环。革命如果不能在一个人放下社会面具之后回到的那个房间里发生,它就还没有真正发生。

炮口对准的是思想,但根子扎在制度里。批判的最终指向,不是一个更“懂事”的孩子,也不是一对更“开明”的父母,而是一个不再需要以恩赐、愧疚和等级来组织亲子关系的社会。在那样的社会里,生育不再是投资,养育不再是债务,爱不再需要以牺牲为筹码,孩子终于可以仅仅因为是孩子而被爱。这个目标在今天听起来或许遥远,但历史唯物主义从来不把“遥远”当作放弃批判的理由。恰恰相反,正是因为遥远,才需要从当下开始,把炮口对准那些假装永恒的东西。


碎碎念:

细读完一篇刘继明、旷新年的对谈——《“新左翼文学”与当下思想境况》,发表时间挺早的,是2003年。但在今天读来还是引起了一些个人思考。比如,二十多年过去了,物质基础与阶级关系的体现变迁,是否如一些人所说的改变了“新左翼文学”所面对的根本问题,以及它介入现实的方式?

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来看,刘继明老师说它“称得上中国文学进入新世纪之后最为重要的文学事件”这一判断是成立的。因为文艺不是悬浮于社会关系之上的审美自律领域,而是被社会生产关系所塑造、同时反过来参与塑造阶级意识与政治想象的意识形态实践。1990年代以降“纯文学”话语的兴起,本来就不是什么“让文学回归自身”的自然过程,它与市场化进程中文学体制的转轨、作家身份的原子化、以及“去政治化”作为新主流意识形态的确立,是同一社会进程的不同侧面。“新左翼文学”的提出,就是在文艺上层建筑领域对这一进程做出自觉的反向介入。

而当下,“新大众文艺”中关于平台资本对文学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的嵌入不也是同理么?它不仅决定什么能被看见,还通过数据反馈、类型模板和读者预期的即时循环,从生产端就型塑着创作的方向。

所以,阶级分析才必须穿透“大众”的幻象,回到“人民”的政治概念。 平台话语惯于将创作者与消费者合一的“新大众”描述为文化民主化的胜利。但我们应该追问:这个“大众”是在怎样的生产关系中形成的?倪剑雄也说过“新左翼文艺要回归民间立场。这不是说要回到民间文艺的立场。这里的民间是指以当下底层劳动者为主的普通群众。他们是新左翼的主体。新左翼文艺的回归,是要文艺家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文艺理论指导下,把整个创作都放到民间去,以民间为文艺的对象,关注民间、立足民间、反映民间、为底层广大群众服务,从具体的民间生活重新发现和创造属于劳动者、以劳动者价值观为核心的新文艺。”他认为应该从民间出发,“促使逐渐走向阶级意识的觉醒,走向团结”,但今天的“民间”已被平台化、资本化,觉醒的条件和障碍也和之前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变化。因此,我认为“新左翼文学”的一个任务,应该是辨认在这种普遍表达中有多少是被算法结构化、资本化的伪主体性,并尝试在平台逻辑的缝隙中重建有阶级自觉的集体政治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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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掌舵33年,离开只需48小时,黄仁勋的“死因”根本不是婚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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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美俄密谈,中国力挽狂澜
  5. 美国,低估了中国!
  6. 纪念伟人的刻度,在人心深处
  7. “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究竟是怎么来的?
  8. 现代犬儒主义:你以为的人间清醒,其实是最彻底的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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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英伟达黄氏跌倒,美利坚豪门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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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政务中心被“强拆”真相:嫌疑人养殖场遭强拆不满赔偿信访无果!
  3. 大清早,被这条新闻恶心到了!
  4. 两百米比两万五千里还难走吗?
  5. 黄仁勋“出轨门”,短暂的中美蜜月期恐就此结束
  6. 喜讯(号外):中国又迎来了另外一个金融大鳄——景顺集团
  7. 政府的“脸”被“挖烂”之后
  8. 吴铭:他们会干什么
  9. 5块钱一斤的猪肉,连老太太都懒得买了
  10. 黄仁勋“出轨门”的背后:资本的毛细血管与帝国的地缘博弈
  1. 黄奇帆之子黄然非的发迹和沦陷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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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篡改萧华将军《长征组歌》歌词掩盖王明张国焘罪行国法不容 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不容亵渎 中国交响乐团、中央电视台犯此错误真不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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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白保国事件,一篇阅读量近十万的报道被删之后
  7. 黄奇帆——一个技术官僚的倒台
  8. 毛主席的这段话,现在没人敢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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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我给你两个权力:有困难可以随时找我,有什么情况也要随时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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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两百米比两万五千里还难走吗?
  4. 美俄密谈,中国力挽狂澜
  5. 你知道崔英杰吗
  6. 大清早,被这条新闻恶心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