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自古“民以食为天”，政权的稳定，粮食安全保障至关重要。翻开历史，历代王朝动荡更替史，与“吃得饱”问题解决与否休戚相关。
截至5月底，CPI指数仍居高不下，显示通胀将是一个持久过程，4月初，发改委曾紧急约谈食品企业，要求其稳定价格，然而始于去年的北方的干旱，已蔓延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由此看来，今年粮食歉收已成定局，约谈后续效果不容乐观，新一轮由基本食品（粮食）价格上涨所带动通胀已成预期。
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超级杂交水稻”推广，转基因农作物的事实规模种植，化学式种植方式等新技术大面积应用。粮食种植在实际可耕种面积持续减少情况之下，产量不降反升、屡创新高，是背离自然规律的，社会对新技术应用迷信（如有些地方为了保护农资公司利益，强令农民不得种植自留种子等），本身就值得商榷。一个技术从开发到应用，需要用时间来证明其好坏，未经充分试验论证，就规模化推广应用，于国家、民族而言，未必能经得起后世检验，其实就当前来说，某些新技术破坏力已显端倪，比如化学式生产对土地肥力的透支。
与粮食生产安全保证相对应的时代大环境，城市化建设已是基本国策无疑，耕地底限保护对城市化建设的让步，耕地底限保护的力不从心也是无疑的。那么如何在有限的实际可耕种土地之上，用其产出满足国民需求，将是迫在眉睫的课题。14亿国民人口，农民约居7成，随着国家工业化的深入、城市化建设的深入，基础建设及配套产业对人力资源的庞大需求，为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提供了夯实的基础保障；当前进行的城市化建设，对破解我国农村地少人多困局，对社会的稳定发展，生产效率提高正面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同时，在目前（通胀、农民农业生产增收困难）状况下，重新审视制度设计，也是必要的。制度设计短视反噬作用令人触目心悸，时至今日，仍沿用源于“城乡工农户籍分割制度”的“工农产品剪刀差”指导思想，权力机构对农产品正常价格体系的粗暴干涉（农产品如粮食价格是完全由国家计划制定，而涉农产品如化肥、农机，种子价格由市场制定），使人夜不能寐，为国家粮食安全生产前景堪忧。在稳定的旗帜之下，牺牲农民利益换取物价稳定，对农民的政策性歧视，如多年来对农产品的持续性政策打压，已极为沉重的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谷贱伤农”使农民不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投入与产出收益的不可对比性，在全球中低端制造业向中国转移，以及与之配套的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兴起，配合城市化建设大潮背景下，收入的差距，促使农民更加愿意离开土地进城务工（据统计，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粮食价格上涨2倍左右，猪肉等副食品约为3倍，城市产业工人工资增长约为10倍左右，公务员、垄断企业职工的工资增长约为20倍，甚至于更高）。
第二、上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从市场化条件下经济能量方面考量，现在的农民家庭更加倾向于生育一胎，很难想象，集万般宠爱于一身的80、90及00后农家子弟，在收入差距面前，还会或愿意继续从事父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事生产，由此可见，如不对“城乡工农户籍分割制度”进行改革（工业化带来的人员流动，社会分工中的农与非农身份模糊，已事实宣告户籍管制失败），破除户口附带显性、隐形福利，不大幅提高农产品补助力度，降低补助门槛，吸引农民回归正常农业生产，农业生产的后继乏人及破坏力将在此后20或30年间显现。难以理解的是，一个有着14亿人口，且农民为多数的社会，如没有农民愿意从事农业生产，将是何种悖论，国家粮食安全会是以何种方式得到保证。
茅于轼 先生说“粮食不够，可以从外国购买，没有必要坚守国家耕地保护底限”，这种自由化思想的惯性思维在国内应附声不小，能量也不小，自由派忽视了国与国的利益关系是建立在平等基础常识。目前的全球粮食供求价格体系是建立在各大国（中、美、俄、德、法、日等）粮食产量盈余基础之上，一旦平衡被打破，试问，谁会是有着14亿人口的中国粮食安全的保障者（或是供应者）。做为传统的粮食出口大国，俄国在09年粮食歉收（实是有盈余），不是也立法禁止粮食出口吗？
至于寄希望于动用行政权力，而非财政调节功能，强制农民回归农业生产的权力思想，即使排除目前社会分工细化因素，在公民权利申诉高涨的社会氛围下，其可能引起的骚动，也是我们这个国家不可承受之重。
保障国家粮食供应安全，国家首先要做的是，保障国家粮食生产安全，保证农业生产有农民参与，要有高屋建瓴战略思维，充分运用国家经济基础，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提供初步社会保障，其二是大幅提高农业生产补助力度，降低补助标准，目前的补助模式缺陷，倾向于大农业生产，忽视小而散农业生产（小而散农业生产是国内多数农民主要生产模式）。简而言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就是充分调动且利用政策和财政手段保证农业生产安全。
耕读持家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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