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解体，实行包产到户，是我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涉及数亿农民生存状态的大事。农民究竟是从包产到户中受益了，还是受害了？
说明这个问题，只要看城乡收入的差距，就一目了然了。不可否认的是，包产到户刚刚实行的一二年内，农民的收入，生活水平是有所提高的。一方面由于粮食出口减少了，农民手中的余粮多了，吃饭的问题大大好转了。国库存粮大量外流，使市场上的粮食充裕起来。但是好景不长。随着全国范围人民公社的基本解体。农民的甜头也到头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1976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 2.06：1；
1985年该比例下降为1.86：1；但之后基本保持不断扩大的趋势——
2001 年为2.90：1，
2002 年为3.11：1，
2003 年继续扩大到3.23：1，
2004年已是4：1。
从这个数据看，1985年的比差好于1976年。这是当时国家财政有意放水给农村的结果。之后，开始了对农村长达二十余年的掠夺。目前我国城乡收入比之大，是世界第一的。这不得不说，是中国农民的悲哀。除了经济政策，长期偏废农村。八十年代起，各级政府兴起了一浪又一浪的针对农民的“乱收费”。以至于当年的农民们说，国民党税多，共产党费多。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的“三乱‘问题，致使中国农民的负担日益加重。具体表现在收费 项目名目繁多。除了国家规定的农业税、特产税、屠宰税、耕地占用费、提留、统筹等以外，还有各级政府、各部门出台的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生产性收费、服务性收费，以及各种集资款、摊派款、“搭车”收费等，征收的部门多、标准多、依据多，农民数不清、道不明，不胜其烦。有的地方违反国家规定，按田亩或人头平摊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有的地方强迫农民以资代劳；有的地方虚报农民收入，层层加码，超标准收取税 费；有的地方基层干部干脆采取非法手段，强行向农民收钱收物，酿成恶性案件。
另据资料披露，1985年一1995年期间，有些地区“三乱”费用项目达38项，平均每个农民每年增加负担85元左右，几乎占去同期农民增 收额的一半，也大大超过了国家规定的“各项提留不得超过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的规定，少数地方甚至高达15％，引起了农民的强烈不满和抵制。九十年代，乱收费受到中央的批评，得以扼制。地方政府便又使出了“打白条”的招术，收了农民的粮，不给钱，只给一张条子，今年是条子，下一年还是条子。农民苦不堪言。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虽然中央出面制止，但是直到多年以后，这种现像才逐步消失。直至今日，针对农民的乱收费等不良现像仍然不同程度存在着，比如教育乱收费。其实，由于农民基本上不享受社会保障等社会福利，实际上农民的生存状态经过三十年发展，并没有什么大的好转。能够享受到改革成果的农民，少之又少。
人民公社从来没有失败。这是一个不容质疑的历史问题。人民公社的解散，并非是因为无法维糸，而解散的。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数据和事实。也没有老百姓广泛反对有声音。
那么，为什么人民公社会解散了。那是因为在中央一些人看来，人民公社是个负担。因为人民公社事实做为最基层的政府机构，承担了很多责任——养老，医疗，教育，基础建设，农田水利建设。
解散人民公社，目的从来不是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而是要减轻政府的负担。随着人民公社的解散，以往由人民公社包办的养老，医疗，教育，基础建设，农田水利建设，变成了农民自已的负担。农村的医疗事业停办了，上学开始收费了，道路无人管了，农田水利无人投资和管理了。那么，钱到了哪里？到了政府的腰包里，办公楼建新的，公务员住进新房了，吉普车换成进口车了。
人民公社的解散，等于是政府扔下了一个大包袱。这就是解散人民公社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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