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原农村发展论坛”几点看法

关于“中原农村发展论坛”几点看法　　

作为农民的儿子，我是应该去关注这个论坛的。农村将来的发展不仅关系到我父母的未来，更关系到我的未来。作为一个学文学的人，我有责任去关注民生，一个真正的文人是心系国家心系百姓的。　　

汪庆华的讲话中提到，农村现代化的基础是更新农民的观念意识。我觉得这点是对的，农村的现代化改革是一次广阔的持久的运动，如果农民的思想观念与改革举措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那么这次改革就会打很大的折扣，甚至会是实际上的失败。但是如何改变农民的思想观念，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改变，这点是至关重要的。大家一直认为农民的观念陈旧，农民思想顽固，我认为这点是不对的。农民不是不愿意接受新的观念，是因为那些观念不足以让他们产生信赖，反而给他们一种危机感。农民是务实的，他们不会从什么战略角度看问题，他们关注的是自己的生存问题。这点是无法改变的，否则农民就不是农民了。他们对新政策的不信赖甚至抵触，是因为他们吃过这方面的亏，曾经被所谓的新政策害过。因此，改变农民的观念不是强制输入，而应该是通过充足的实际行动和适度的信息传达，让农民去主动认可接受这些改革思想；应该将农民思想的改变和改革措施结合起来，同步进行，不能一味地埋怨农民思想落后。　　

汪庆华还提到，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是国家政策驱动。国家政策很重要，农村现代化是什么样的现代化，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现代化，用多长时间实现现代化，实现过程中又有怎样的保障措施，这些都需要国家提出明确的规划。没有明确的政策指导，改革只能是一片混乱，问题百出。华中师范大学农村研究院院长徐勇说要将过去的问题导向转变为战略导向，应看到三农问题不是问题，考虑到农村现代化的长远性和全局性。观点是好的，但在实际操作中要真正实现三农问题不是问题，恐怕不是一句话两句话的事。前面谈到，农村现代化需要国家政策支持，应该站在一定的高度去看待，但也该高时高，该低时还得低。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龙翼飞从法制角度谈土地权益，这是个非常重要也非常难办的问题。农村发展方面的法律法规十分不健全，农民合法权益保护方面也十分薄弱，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没有完善的法律法规，没有健全的监督管理制度，农村改革怎能不让人担忧。社科院研究员党/国英对农村土地问题的担忧是十分必要的，听他讲农村问题十分欣慰。他看到了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的弊端，看到了农民潜在的危机。土地流转会不会让仅仅有一点土地的农民变得连这点土地都没有，从而成为真正的赤农；盲目的拆迁会不会变成“农民搬家”，这些都是任何一个关注农民的人必须担心的。　　

还有一点，也是大多数专家都看到的一点，农村现代化需要钱。钱从哪里来？是国家拨款，还是从农民身上搜刮？现在的农民不用再交粮食税了，而且还能领到一点粮食补贴，孩子义务教育阶段上学也不再交学费。但是农民却慢慢发现自己相对越来越贫困，自己的地位相对也越来越低。他们感到，自己变成了隐性的被剥削者。农村现代化过程中，农民是否真的能得到实惠，还是拭目以待的。　　

听这些专家们的报告，有一种感觉，他们似乎分成了两派。一派是理论工作者，一派是实践工作者。经常下到农村考察的专家和经常与高层领导研究政策的专家是不一样的，他们在某些问题上的认识甚至是大相径庭。还是欣赏党/国英和刘道远这样的人，不管怎样他们实实在在地去关注农村农民了。还回到上面，真正让农民接触到的东西农民才会信任，真正为农村农民好的改革才会是成功的改革。如果像辛亥革命那样只能让农村换个招牌，那么还不如不换，毕竟招牌也是要花钱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