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晖临：“带头人”是君子或乡绅吗

卢晖临：“带头人”是君子或乡绅吗

卢晖临教授在讲座中

4月14日下午，“标识性概念”系列讲座第三十九讲“带头人”在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锡昌堂举行。主讲人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特邀访问教授卢晖临，主持人为中山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哲学系教授吴重庆。

吴重庆教授主持讲座

吴重庆教授在开场介绍中指出，“带头人”是极具穿越性的概念。从传统中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再到改革开放新时期，都有对垂范、模范的重视。它活跃古今、意蕴丰富。学界有人从价值立场出发，认为“带头人”等概念不那么符合现代性，带有“人治”“德治”的色彩，我们应该同它告别。这类理解既不充分，也罔顾事实，如果“带头人”真的过时，就不会历久弥新，不会至今充满活力。因此我们有必要推进对“带头人”历史经纬的解读。卢晖临教授长期在多点位深耕乡村调研，田野功夫扎实纯熟，相信他的报告将以其学术视角和思想洞见，揭示这一概念真正的内涵与生命力。

一、“带头人”概念的提出

上世纪九十年代，卢晖临教授在皖南汪家村做研究，房东汪艾生是一位在六七十年代多次出任生产队长的普通农民。汪艾生谈及感受：

“累死累活，也不多吃一口，也不多拿一分，到头来还不落好”，“总有说怪话的，有时跑到家里指着你的鼻子骂”。

在大众想象中，生产队长应该威风八面，但现实中，一个普通社员也可能指着队长鼻子骂。汪艾生几次不想干了，大队书记便来劝说动员，群众选举也常常选他。这种既不是利益交换也不是纯粹服从的复杂动机，很难用西方“庇护-依从”(patron-clientelism)理论解释。

“庇护-依从”模型最早由Powell在1970年提出，包含三个支撑性条件：第一，庇护者与依从者在地位、财富和影响力方面不平等，是一种“不对称的友谊”。第二，这种关系的形成和维持依赖于物品与服务交换中的互惠，特别是庇护者为依从者提供好处。第三，其维持很大程度上依赖双方面对面的接触。这一模型随后被研究者应用到了对毛时代的研究中，包括戴慕珍(Jean Oi)、魏昂德(Andrew Walder)、赵文词(Richard Madsen)、萧凤霞(Helen Siu)等等。卢晖临教授认为，如果拿这三个条件去对照毛时代的农村干部，只有第三个条件，即面对面接触是完全具备的。第二个条件看起来存在，但方向往往是反的：现实中，很多时候是群众给干部送一些小恩小惠，比如一条鱼、一袋挂面、一包糖，来换取派工时的照顾。而第一个条件，双方在地位、财富上的不平等，在毛时代基本上不具备。经过土地改革和集体化，农村社会已经相当同质性，干部本身并不构成拥有特殊财富和地位的阶层。因此，简单套用“庇护—依从”模型来解释中国的基层干部，必然会与经验现实产生严重抵牾。

由此，卢教授提出构建“带头人”这一本土概念：一方面从本土经验中提炼原创性概念，摆脱西方理论束缚;另一方面突出基层治理中“人”的作用，发掘关键行动者如何以能动性激活制度、动员群众。

二、“带头人”不是什么

为了正面界定“带头人”，卢晖临教授首先从“它不是什么”入手，区分了几个似是而非的角色。

卢晖临教授在讲座中

“带头人”不是“庇护者”。庇护关系的权力来自个人控制的资源，“带头人”的权力来自党组织选拔和群众认可。庇护关系是私人利益交换的不平等依附关系，具有排他性;“带头人”与群众是基于共同公共目标的同志式关系，具有开放性和公共性。庇护者行为个人化、随意化，“带头人”行为受党纪国法、组织监督和群众评议约束。庇护者目标是个人或家族利益，“带头人”目标是执行党的政策、服务群众整体利益。

“带头人”也不是传统“乡绅”。乡绅的权威建立在土地占有、科举功名和宗族地位之上，是传统皇权不下县背景下居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地方精英，扮演着地方治理的辅助者和文化教化者的角色。“带头人”是国家权力体系的末梢，是深入群众之中的组织者和引领者。更重要的是，“带头人”不构成一个优于被引领者的独特阶层，而乡绅在经济、社会地位和文化符号上都是明显的优势阶层。

“带头人”也不同于儒家“君子”。君子修养指向个人道德完善，是内向型的“成己”追求;“带头人”修养指向“为人民服务”，是外向型的“成物”归宿。君子评价标准是抽象的“礼”，“带头人”评价标准是群众满意和实践成效。君子通过道德表率实现教化，“带头人”通过深入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来服务和引领群众。

此外，“带头人”也明显不同于科层干部，在权力来源、权威基础、行为逻辑、治理方式和激励机制上都有很大不同。

三、“带头人”的实践性定义与核心特征

卢教授给出“带头人”的实践性定义：它是在中国的组织化运动和基层治理实践中，由党组织选拔、培养和支持，在具体实践中逐步成长，并以其公共精神、担当意识和办事能力获得群众信任，能够有效动员和组织群众完成公共任务的基层关键行动者。其本质，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基层的人格化载体。村庄干部作为村庄政治生态的核心节点，肩负引领发展、凝聚力量、落实政策的关键使命。

这一定义包含四个核心特征：组织性、实践性、群众性和政治性。

首先是组织性。即便有些“带头人”不是党员，他也不是孤军奋战，背后有整个组织体系作为后盾。权力来自党组织选拔和任命，成长在组织有计划、有控制的实践中锻造，行动受组织管理、监督和纪律约束。没有组织授权，个人能力再强也无法成为“带头人”。

其次是实践性。“带头人”不是天赋异禀的圣徒，而是在火热的生产和工作实践中“冒”出来的。他难免犯错，需要在“犯错—纠正—再实践”的循环中，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炼”出来。一个干部是否合格，最终要回到实践中检验——生产是否发展、分配是否公平、群众是否拥护。

第三是群众性。仅有组织任命不足以树立真正权威，还必须在长期服务群众的实践中，通过办实事、解难题，赢得群众发自内心的信任和拥护。群众认可是权威核心。工作方法是群众路线，立场是群众本位。脱离群众的干部，不管职位多高，都不是合格的“带头人”。

第四是政治性。“带头人”承载党的政治意图，既要完成上级任务，又要回应群众诉求，懂得乡土情谊。焦裕禄、王进喜是其典型形象——焦裕禄诠释了“心中装着人民，唯独没有自己”的公仆情怀，王进喜展现了在基层带头奋斗的精神。

四、理论溯源：从“毛主义”到两条路线的张力

卢教授将“带头人”置于更大理论脉络中考察。他回溯了西方毛泽东研究中的“毛主义”(Maoism)讨论。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施拉姆(Stuart Schram)、迈斯纳(Maurice Meisner)均认为其核心特点是强调精神性因素，提出“唯意志论”。迈斯纳还认为毛泽东思想与乌托邦社会主义具有一致性，“忽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作用”，重视“一代‘新人’的美德”。这确实抓住了毛泽东思想的核心特征：对人的因素的极端重视。

卢晖临教授在讲座中

“带头人”是唯意志论在基层治理层面的具体化，同时回应了“新人”问题——带头人不是天生的新人，而是在实践中不断被锻造的动态过程。但卢教授强调，“带头人”并非从唯意志论派生出来的书斋概念。从土改时期的贫农积极分子，到合作化时期的办社骨干，再到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队长，一直到改革开放后的村支书，均构成了“带头人”独立的实践来源。

理解“带头人”，必须把它放到历史的脉络中。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直存在“革命化”与“专业化”两条路线博弈的张力。毛泽东始终坚持干部队伍的革命化，警惕官僚主义和科层化，鼓励发掘、培养“带头人”。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提出，“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 ”，要求干部减少依靠行政命令，真正走进群众生活，起到带领作用。刘少奇、周恩来等则随着国家建设任务的全面展开，日益强调干部的专业知识、技术能力和按规章制度办事的效率。这种分歧在延安时期就已埋下伏笔，在建国后的“一五”计划时期、大跃进时期、调整时期直至“文革”都反复出现。

卢教授认为，“革命化”和“专业化”难分对错，本质上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内在结构性矛盾：革命需要带头人走在前面带着群众干，建设也需要科层制处理非人格化行政事务。两种需求同时存在，很难完美统一。过度强调革命化可能导致混乱和低效，过度强调科层化则必然导致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理想的治理状态，是在两者之间寻求动态平衡。

五、干部改造与制度支撑

共产党的干部改造逻辑中没有“道德洁癖”。这是基于实践的人性论：人是在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中形成的，可以在实践中改变。对待干部，核心在于改造与团结，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原则，使犯错误的干部认识并改正错误，继续为人民工作。

卢晖临教授以1959年“麻城大会”为例，生动展示了这一逻辑的具体运作。当时湖北省委就麻城万人大会三次向中央报告，直言不讳地指出：“生产队一级的干部，贪污多占的现象极为严重，对大多数的人手脚不干净，在浑水中摸了不少鱼”。面对这种“大多数人都犯错误”的局面，大会采取了一套高度策略性的处理方式：严肃指出错误但不定性，“诱导”大家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主动分担责任。同时，帮助干部“下楼”，即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毛泽东在看到麻城的报告后给予了高度肯定，在批示中写道：“算账才能团结;算账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身来，一身干净”。后来所谓“洗澡”，正是在批评和团结中促使干部与知识分子改过自新、走出小我，以更强的革命性为人民服务。

讲座现场

关于“带头人”的权威来源，它绝不是韦伯意义上个人性、非理性的“克里斯马型权威”(charismatic authority)。“带头人”的权威看似具有“人治”色彩，其根基并非纯粹个人魅力，而是制度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组织授权是其合法性前提，群众认可是其权威核心，制度约束是其根本保障。带头人背后有一套系统的制度支撑，这套制度不是要把干部变成照章办事的基层官僚，而是用制度化方式培养灵活、主动、因地制宜的行动者。

卢教授将“带头人”的作用机制概括为“双重逻辑的有机结合”。一方面，在微观治理单元中，带头人高度依赖人的力量，通过个人示范和情感联结实现群众动员，形成“以身化人”的治理模式。另一方面，党组织通过制度化的选拔、培养、监督和支持体系，确保带头人始终与党的宗旨和群众需求保持一致。这一机制既不同于科层制下的官僚行政，也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能人治理”。

六、理论意义与当代启示

关于“带头人”值得扩展的研究领域包括：不同历史时期带头人的核心特质有何不同?如何处理好“来自群众”与“引领群众”的内在张力?不同区域培养机制有何区别?如何在今天保留其乡土本色和实践活力，避免被官僚化?

卢晖临教授在讲座中

在结论部分，卢教授引用布尔迪厄《世界的苦难》指出：当代民主制度在追求程序理性的过程中，形成了脱离民众真实生活的官僚化系统，法国官僚被困在表格和报告中，对民众苦难失去感知能力。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中国基层治理的活力与韧性，其奥秘不仅在于精巧的制度设计，更在于能否持续培养出大批扎根群众、赢得信任的“带头人”。治理的本质是制度与人的结合。从传统社会的“乡绅”到革命和建设中锻造出来的“带头人”，这标志着中国社会权力结构和治理逻辑的根本性转型。在科层化与技术化日益深化的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重申“带头人”的价值——治理的本质终究是人与人的关系，是心与心的连接。

交流互动环节

吴重庆教授在总结时表示，卢晖临教授的报告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有分析力、有生命力的标识性概念是如何生成的——从不是什么到是什么，从历史脉络到现实机制，层层深入。他特别强调，学者做中国社会研究，不能仅仅在文献综述的透明管道中转一圈就自认看清了中国社会，而是必须深入实践对中国社会有足够深入的了解。这就像1980年杨庆堃先生在接受中山大学名誉教授聘书大会时所说：“将西方的概念工具跟研究技术介绍回中国。结合中国的实际，得到我们自己的概念和理论……能说中国话，有自己的语言、内容，成为自己的系统”。卢晖临教授凭借多年来持续深耕田野，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建立了多个固定的田野调查点，这种学术态度本身，就是对“带头人”的最好注脚。

在提问交流环节，就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专业的听众提出的多个问题，卢晖临教授进行了精彩回应。关于干部内部“有好有坏”的分化，他指出理想目标本身具有规范力量，群众会以此要求干部。关于“经济能人”与“带头人”的关系，他强调带头人必须具有公共性，为集体整体利益服务，否则不应称为带头人。对于村干部日益“行政化”“坐班化”的趋势，他认为这取决于地方党组织是坚持打造带头人队伍，还是放任走向科层化。关于避免群众沦为“附属品”，他提出需激活村民议事会、民主评议等群众参与机制。关于市场化、集体经济弱化背景下带头人制度的存续，他指出带头人不是传统乡绅，而是由党组织系统支撑的制度安排，维护这一制度需要党组织从选拔、培养到激励进行全面管理，包括提前谋划接班人布局，只要组织支撑到位，带头人不会必然消亡。

“带头人”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在基层的人格化载体，它由党组织选拔培养，在实践中锻造，在群众监督中成长。从革命年代的生产队长、劳动英雄，到今天的村支书、“能人”，这一角色在历史断裂与延续中生生不息。中国基层治理的活力，正是在于制度支撑和组织引领下持续涌现扎根群众的带头人，这既是革命的历史遗产，也是未来基层发展的重要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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