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乎上有人开了一道命题：“包产到户为什么生产效率高?”
有网友拿毛主席那句“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来反驳这个命题，有大聪明在下面反问道，“封建土地私有制也确定是包产到户吗?佃户的户?”
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命题，恰恰说明了包产到户的问题。
先说说“包产到户”的“户”，是不是“佃户”的“户”。
大聪明反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意识到包产到户是将土地经营权平均分配到农户家庭，如果不细究法律上的问题，可以简单说成农民自己占有和支配土地;而封建社会往往是地主占有和支配土地，农民只能充当佃户。这位大聪明或许想表达的是，“给自己种地和给地主种地，积极性能一样吗?”
然而，这里有一个历史常识性的问题。封建王朝初期，往往自耕农(自己占有土地)的比重很高，随着土地兼并，最后绝大部分农民沦为佃农(租地主的地、给地主交租)或者雇农(给地主打工、拿地主工钱)，社会贫富分化极具拉大，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变得脆弱，一旦发生天灾、瘟疫，很容易激起民变甚至导致王朝更替。
我们不妨以明朝为例。
明朝初期，经过元末战乱，大量地主消亡或逃离，为农民自主占有土地创造了条件。而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农家，深知农民疾苦，所以推行了积极的“休养生息”政策，通过承认垦田所有权、移民屯田等方式，催生了一个庞大的自耕农阶层。
洪武元年，朱元璋下令，农民已开垦或即将开垦的荒地，都归其自有;将荒地分给无地农民，如北方“户率十五亩，又给地二亩与之种蔬”，并规定新垦荒地可免税三年;洪武二十七年，有下令“额外垦荒，永不起科”。此外，朱元璋有计划地将农民从地少人多的“狭乡”迁往地广人稀的“宽乡”垦荒，如洪武年间有记载的屯田移民就达160多万人;同时，他还下令释放奴婢，禁止人身买卖，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大量劳动力。
虽然缺乏精确的全国统计数据，但历史学者普遍认为，明初的自耕农在农民中占多数比重;根据明初约1.8亿亩的垦荒数量进行估算，自耕农占有的农田总数大约在一半左右。明初这样高的自耕农土地占比不说跟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比，就是今天很多资本主义国家的自耕农土地占比也不及明初。
土地所有权的确立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粮食产量提高，各地仓储充裕。史载“洪、永、熙、宣之际，百姓充实，府藏衍溢”，出现了治世局面。
明朝初年通过扶持自耕农的政策，成功将社会的主导生产方式从依赖地主的佃农经济，转变为以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
然而在私有制社会，没有人会嫌弃自己的财富太多。
明朝经历开头的太祖、成祖之后，后面的皇帝一个比一个昏聩。毛主席说他看《明史》，越看越生气。皇室特权阶层带头疯狂扩张，到明中叶，皇庄数量激增，藩王庄田更是惊人，如万历时期潞王赐田四万顷，福王两万顷。
官僚地主阶级则是通过经济手段或制度漏洞兼并土地。经济手段与其他王朝大同小异，那就是原先的地主和先富起来的自耕农在灾年囤积居奇、趁机兼并贫农土地;而明朝的制度性侵蚀则颇有特色，官僚地主通过“诡寄”(把田产假托在享有免税权的官绅名下)和“飞洒”(将赋税分摊到其他农户田产上)制造国家税基流失、加大对农民的剥削;农民为逃避赋税，将土地“献给”享有特权的缙绅，以寻求庇护。 于是，大量民田被官僚地主侵占。
此外，明朝的军屯制度在明中叶后迅速败坏，大量军屯田地被军官、权贵霸占。永乐元年军屯田租还能贡献2345万石，到正德年间竟暴跌至104万石。
到明末，全国大部分土地集中在官僚地主和少数特权阶级手中，形成 “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 的极端局面。这不仅导致国家税收锐减，财富被藏在官僚和地主手中，更制造了大量的佃农或流民，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最终汇成推翻明朝的巨大力量。
再来说一说“封建土地私有制”与“包产到户”的区别。
从法律意义上讲，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土地所有权归私人所有，而包产到户土地所有权名义上仍是归集体(村或村民小组)所有，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农民通过承包合同获得土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但无权私自买卖或转让土地所有权。
法律意义上，包产到户的确可以防止土地兼并，但防止不了社会两极分化。包产到户模式下，农民家庭拥有较大的生产自主权，可以独立决策、自主劳动，其劳动成果也与家庭收益直接挂钩。所以，学者普遍认为，包产到户在经营方式上是对传统“小农经济”某种形式的回归。
从明朝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小农经济一开始农民主要并不是佃户，与包产到户的户真没那么大区别;而小农经济自发的结果，便是贫富分化、土地兼并，广大底层没了活路，一遇天灾就要激起民变。这就是黄炎培在窑洞对中与毛主席所讨论的“历史周期律”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
熟读历史的毛主席当然深谙这个道理。所以他对张平化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
后来的事实的确证实了毛主席的担忧。
土地经营权的逐渐固化，事实上造成了所有权的空置，事实上造成了农村集体经济的消亡，农村地区日益分化为“种田大户”和“农业工人”。
在更宏观的层面上，农村集体经济以及依附在其上的人民公社制度的退出，导致社队企业要么消亡、要么转为私人承包，农业机械化、农村工业化的道路被打断，农民集体失去了上升通道，大部分农民只能沦为进城打工的廉价劳动力，进而造成整个社会层面的两极分化。
最后再来说一说“包产到户”之前的效率问题。
包产到户之前，全国粮食产量从1950年的1.3亿吨猛增到1979年的3.3亿吨，这个增长速度与实行小农经济的几千年的和平年代相比，简直就是快得“离谱”，集体协作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的优势充分体现出来了。
更重要的是，农业集体化的不到30年间，中国的农民不仅产出了更多的粮食、支援了新中国的工业化，还修建了八万多座水库，实现了土地和种子改良，为80-90年代的粮食进一步增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指责人民公社“效率低下”，这根本不是在为农民说话，而是在抹杀新中国农民群体的伟大功绩，把他们污蔑为“大锅饭养懒汉”的自私鬼。
反倒是包产到户之后，农村的水利设施没人维护了，农技站废弃了，赤脚医生消亡了，基础教育人走屋空，这才有了后来的“希望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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