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秦明
著名作曲家陈钢7月18日凌晨在上海病逝，享年91岁。
1959年，因一曲《梁祝》而闻名于世;上世纪70年代他又以《苗岭的早晨》《金色的炉台》《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等《红色小提琴》系列风靡全国。80年代以后，陈钢却新作寥寥，坠入“失声”状态。
2005年，陈钢教授在从教45周年纪念音乐会前夕接受记者采访时讲述了自己在毛泽东时代以后，再也写不出那么经典的作品的原因：
(在那个时代)“我们一心一意地投入角色，含着泪，绞着心，与乐曲中的主人公同命运。”
“今天的社会充斥着膨胀的物欲，人们早已没有了这种情感。我也不可能再有那种纯情——我们创作时，真的是不求名利、不求功禄。”
“纯情”的时代逝去，今天的自己，已不可能再写出超越那个时代的作品。
“46年前我们创作《梁祝》，完全不会顾忌跟经济有关的任何问题，写了一定有乐团演奏，一定会上演。而今天，你需要的是媒体的宣传和炒作，对一个纯粹的作曲家来说，这简直就是痛苦和折磨。”
(见第一财经日报《陈钢：现在的作曲家处于一个很艰难的时代》)
陈钢认为，他的作品“有深刻的时代烙印，但它又能走进不同时代听众的心灵，这就是它流传至今的重要原因。”
陈钢坦承：“现在的作曲家，处于一个很艰难的时代。”
与陈钢先生的看法截然相反的是，作家莫言认为，他们这一代作家是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才能突破局限。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在家乡高密举办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高调宣称：
“今天再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实有巨大的局限，过分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过分强调文学的阶级性而忽略了文学的人性。我们这一代的作家，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的时候，就认识到了这个局限，我们所有的创作都是在突破这个局限。”
此外，莫言还提出：
“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恶的成分”。
同样是谈文艺创作的时代处境，陈钢和莫言究竟谁说的是对的呢?站在他们各自的立场，或者说各自作品所持的立场，大概都认为自己才是对的。
说白了，陈钢与莫言的作品所服务的阶级是完全不同的。
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大约就属于莫言所鄙夷的“唱赞歌的工具”。前两天，中央芭蕾舞剧团到成都演出了这部剧，一连两场座无虚席。一位朋友有幸抢到了票，据他描述，当《万泉河水清又清》的歌曲响起时，全场观众情不自禁地跟着打起节拍、小声合唱了起来，许多人都流下了激动的热泪;到演员谢幕时，观众自发地全都站了起来向演员致敬。一些反映这场演出的视频自媒体的评论区，许多没抢到票的网友都在追问：中央芭蕾舞剧团能不能加演?能不能到四川其他城市演出?
《红色娘子军》是八大样板戏之一，莫言们的确不喜欢，认为都是“唱赞歌的工具”，可挡不住工人、农民、普通老百姓喜欢，而且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喜欢的热情丝毫未减。
试问，那些当代的“主旋律作品”可曾有过这样的待遇?莫言自己的作品可曾有过这样的待遇?
莫言指责“讲话”有“巨大的局限”。然而，陈钢参与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就是践行“讲话”精神的典范。
新中国成立不久，随着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兴起，广大人民群众对文艺生活的需求也日益旺盛。和全国其他文艺团体和文艺院校一样，上海音乐学院也经常组织师生下乡演出。1958年，上海音乐学院的师生背着小提琴下到农村，他们演奏的都是学来的外国乐曲，农民听不懂;农民要听的，他们又不会。
从乡下返校后，同学们继续讨论让农民听得懂的问题。有人提议：“小提琴要使工农大众所喜闻乐见，必须解决一个民族化的问题。这首先需要有民族化的作品。”于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师生们成立了管弦系“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作曲系学生陈钢作为支援加入到实验小组，与何占豪开始合作。
《梁祝》在创作过程中始终坚持群众路线，何占豪写乐曲，写完用小提琴拉给陈钢听，定下来后，再由陈钢写伴奏(钢琴)，然后到院长课上听取其他师生意见。为了描摹祝英台少女怀春的心境，创作者专门跑到纺织厂女工当中，与她们共同劳动，体验她们的生活，了解她们真正爱听的曲子。
具有民族风格、享誉全世界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
陈钢在70年代初创作的《红色小提琴》系列，更是彻底地践行了“讲话”精神。上海冶金工人根据毛主席1958年视察上海钢铁厂的情景，集体创作的歌曲《毛主席的光辉把金色的炉台照亮》，深深触动了陈钢，让他回想起年轻时在钢铁厂亲眼目睹了钢花四溅与艺术家歌声交融的场面。于是，他将脑海中那个“金色”的记忆，与这首歌曲相结合，改编成了小提琴独奏曲《金色的炉台》。
《金色的炉台》等《红色小提琴》系列同样成为超越了时代、在海内外持续回响的经典，被视为“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并存的中国特色小提琴独奏曲”，成为连接东西方听众的音乐桥梁。2026年4月，陈钢先生因为《梁祝》和《红色小提琴》系列获颁阿布扎比艺术节终身成就奖。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宗明义地指出，文艺工作的首要且根本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人的问题”，这被确立为“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毛主席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要为无产阶级服务。
陈钢之所以只能在毛泽东时代创作出经典作品，除了他自己说的，那个时代“纯情”、“纯粹”、“不用顾忌经济”，文艺创作没有被资本主义异化和腐蚀，最根本的一条其实就是他在那样的大环境下，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在践行“讲话”精神，让自己的作品服务于劳动人民。不过，这个问题陈钢自己未必真正认识清楚了。80年代以后，他创作了表现贵族情爱的《王昭君》《情殇——霓裳骊歌杨贵妃》，晚年为王家卫的《繁华》创作了《交响序曲——繁花》，成就已远不及从前，真的泯然众人矣。
而这就是莫言所说的“过分强调阶级性，而忽略人性”。莫言打着重视“人性”的幌子最后干的是什么呢?农民、武工队成了他在《灵药》《丰乳肥臀》等作品中丑化的对象，而地主阶级却成了他美化、鸣冤的对象。莫言指责文艺作品不该成为“唱赞歌的工具”，他其实是反对文艺作品去为劳动人民以及人民革命唱赞歌。说到底，这就是一个根本立场的问题。
毛泽东时代也不乏批判现实而且是深刻揭示两条路线斗争的文艺作品，例如批判旧教育制度的电影《决裂》、批判“城市老爷部”的《春苗》。可莫言为代表的那些80年代以后的文艺工作者又是怎么对待《决裂》《春苗》的?原来，他们的“批判现实”是只能批判劳动人民的“劣根性”以及革命的“污秽”之处，是万万不能批判“精英”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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