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农民卖粮食;现在，有人开始告诉他们，土地里的“碳”也可以卖钱。
只要按照项目要求改变种植方式，让土壤多储存一些碳，或者让稻田少排一些甲烷，这些“减下来的碳”就可能变成碳信用，卖给另一端需要抵消排放的企业。
但当“碳”真的变成一门生意，谁在制定规则、谁赚到了钱、谁又承担风险?
今年5月，长期关注小农和生物多样性的国际组织GRAIN发布报告《碳信用陷阱：亚洲农民面临的新危险》(The Carbon Credit Trap: A New Danger for Farmers in Asia)，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报告关注正在快速进入亚洲农村的碳信用项目，特别是这些项目给农民带来的新问题。食通社获得GRAIN授权，整理发布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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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碳信用，何为碳交易？
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碳信用和碳交易。
一家企业排放了一吨二氧化碳，如果这时候有一个项目通过种树、保护森林或者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减少或吸收了一吨二氧化碳，那么理论上，企业可以买下这一吨“减排量”，用来抵销自己的排放。
这份可以买卖的“减排量”，就是“碳信用”(carbon credit)。提供这类碳信用交易的就是碳市场(carbon market)。
碳市场最初希望通过市场的手段给碳排放标上价格：让排放温室气体需要付出成本，以此鼓励企业主动减少排放，最终达到减缓气候变化的目的。
不过，我们平时说的“碳市场”，其实包含两套不太一样的玩法。
一种是强制性的碳排放权交易。以国内为例，政府按照规则给重点排放企业分配一定数量的碳排放配额。企业最后要根据实际排放量“交作业”：手里的配额不够，就要去市场向有富余配额的企业购买;配额有剩余的企业则可以卖掉。2021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首先从发电行业启动，2025年又纳入钢铁、水泥和铝冶炼行业;目前，全国碳市场交易的就是这些配额。
碳价也不是固定的，会随着市场供需上下波动。2025年，全国碳市场配额平均成交价为62.36元/吨。
以水泥行业举例。生产水泥最主要的碳排放来自熟料生产，生产1吨水泥熟料大约会排放0.8吨左右二氧化碳。如果一家水泥企业比自己的配额多排了0.8吨碳，就需要从市场购买相应配额，按照62.36元/吨的平均价格计算，大约需要花50元。当然，企业实际需要购买多少配额，还取决于政府分配给它多少配额，以及当时的碳价，才能决定最终要付多少钱。
另一种是自愿减排市场。比如种了一片森林，或者改变稻田灌溉方式减少了甲烷排放，可以按照一套规则计算出“到底减了多少碳”，经过核证后形成碳信用，再拿到市场上出售。
◉今年3月，“福建省霞浦县盐田乡和长春镇红树林植被修复项目”正式通过国家主管部门审核并完成登记注册，成为全国首个红树林营造碳汇类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CCER)项目。图源：海洋三所
这套计算规则就是经常出现在碳市场里的“方法学”。简单说，这就像一套计算公式和操作说明：什么项目算减排、原来会排多少、做了项目以后减排多少、怎么监测，都要按照这套规则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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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信用正在进入亚洲的森林、农田和牧场
亚洲已经成为碳信用项目扩张的重要地区。GRAIN援引的数据称，亚洲产生的碳信用已经超过全球一半，其中东亚占亚洲碳信用产量的50%，南亚占31%，东南亚占12%。预计到2030年，亚洲每年产生的碳信用价值将接近100亿美元。
最常见的一种，是森林碳信用项目——REDD+，即“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造成的排放”。简单理解，就是通过保护森林、避免森林被砍伐来减少碳排放，再把这部分减排量变成碳信用。
但GRAIN指出，一些项目把传统农业，特别是轮耕，看成是森林消失的原因，因此限制当地居民进入森林种地、采集、打猎、捕鱼和放牧。可与此同时，商业采伐、工业化农业和大型种植园这些真正造成大面积毁林的活动，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和限制。
◉目前，亚洲产生的碳信用已经超过全球总量的一半。其中，东亚占亚洲碳信用产量的50%，南亚占31%，东南亚占12%。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红树林。
2022年，泰国政府与泰国石油股份有限公司(Thai Oil)和全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PTT Global Chemical)、泰国壳牌(Shell Thailand)等17家公司签署协议，由这些企业管理泰国南部7000公顷红树林，并获得这些森林产生收益的专属权利。GRAIN援引的报道显示，2023年以来，泰国已有超过3.4万公顷红树林登记为碳信用项目，一些社区甚至是在后来才发现，自己世代使用的红树林已经被登记进国家碳信用系统。
对于住在红树林附近的人来说，这一直是他们生计的来源，他们可能进去捕鱼、捡贝类、找木材。一旦限制进入，碳信用项目也可能改变当地人的生活。
第二种项目是种树。企业可以拿到大片土地建设人工林，也可以和农民或者社区签订长期合同，让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树，并将土壤中储存碳的权利交给企业。但一些项目种下的并非复杂多样的森林，而是单一种植的人工林，这不仅没有考虑整体生态系统，和当地社区原有的土地使用习惯，最终既破坏了生物多样性，也无法支持野生动物和当地社区的生计。
第三种项目则是拜耳、嘉吉这类农化巨头下场到一线农田，推广它们的“土壤碳项目”，鼓励农民通过免耕、轮作、覆盖作物、调整施肥等方式，让更多碳留在土壤里。报告发问：这些打着帮助农民的旗号是否会成为剥削和控制农民的新手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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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为什么需要警惕？
乍看之下，这似乎是一笔双赢的交易：企业获得碳信用，农民改变耕作方式，在减排的同时获得额外收入。但是上述每个项目里都可能有坑，无论是对农民，还是减排目标。
首先，很多碳信用项目虽然不购买农民的土地，却会通过一份长达几十年的合同，取得土地里“碳”的权利。因此，农民和社区需要按照合同要求，在未来几十年种树、维护土地，或者依照合同规定方式进行耕作。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和社区很少能参与项目的决策和资源管理，间接失去了土地的控制和管理权，也可能造成一定的土地纠纷。
这种对土地的控制还会延伸到具体的农业生产中，这也给农化企业提供了一个控制农民和农田的机会。
其次，要证明一块土地究竟储存了多少碳，企业需要持续收集数据。这就需要农民注册企业的数字平台，上传农业生产信息，并接受企业对耕作方式的持续监测。
但数据并不只是用来计算碳。当项目规定免耕、轮作、施肥、灌溉乃至使用什么品种时，这些农化企业实际上也开始影响农民的农业决策。GRAIN在报告中强调，尤其需要警惕拜耳和先正达等大型种子、化肥和农药企业进入碳农业市场，因为这会进一步加强他们在市场中的统治地位：一方面，它们销售农药化肥种子，另一方面又参与制定了农田生产方式，进一步利用“低碳农业”的幌子推销产品。
◉亚洲农业碳抵消项目类型和数量。
事实上，这已经在发生。这些企业的碳信用项目所使用的耕作方式，“恰好”都需要这些农化企业销售的种子、农药和技术。碳信用项目正在成为这些企业销售农业投入品的新渠道。
水稻则是另一个迅速增长的碳信用领域。
全球绝大多数水稻都种植在亚洲。根据相关统计，亚洲占全球水稻收获面积的约89%。因此，水稻也成为亚洲农业碳项目重点关注的对象之一。目前，水稻项目已经占亚洲登记农业碳项目及已发行碳信用的53%，主要分布在中国和印度。
以水稻为例。为了减少甲烷，碳项目要求水稻不再长期泡在水里，而是周期性排水，也称“干湿交替”。但水退下去以后，杂草也更容易长出来，于是农民可能需要更多除草剂。一些项目还推广适合直接播种的杂交水稻，而这些种子通常又需要农民不断购买。
2023年，拜耳在印度推出“优质水稻联盟”(The Good Rice Alliance ，简称TGRA)，目前覆盖印度11个邦，已经招募超过1万名农民，通过水稻直播和干湿交替灌溉减少甲烷。
参加项目的农民需要使用拜耳的FarmRise等数字平台。拜耳又与微软合作，由微软存储和处理项目收集的数据。GRAIN指出，这些平台不仅记录甲烷排放，也会影响农民种什么、买什么投入品以及怎么出售农产品。在TGRA项目中，农民同时被鼓励使用拜耳的杂交水稻种子和除草剂。
换句话说，农民本来以为自己参与的是一个赚钱的项目，最后却可能被农业公司“收割”了。
那农民能赚钱吗?也不一定。
GRAIN分析的碳项目合同显示，碳信用卖出去以后，并不是所有钱都会交给农民。项目开发公司通常先拿走20%—30%的分成，之后还要支付认证核查、员工工资、咨询、行政等各种费用。GRAIN给出的一个典型收入分配示意中，最后支付给农民的只有约10%。
◉碳项目的典型收益分配，农民只能获得10%的利润分成。
而且农民很难知道这些钱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也没有多少权力决定项目应该把钱花在哪里。
最后能拿多少钱，还取决于碳信用卖出去时的市场价格。碳价跌了，农民收入也跟着跌;但是当初为了参与项目而购买的设备、承担的劳动成本，却不会跟着消失。
印度一项涉及两个邦的研究发现，99%的受访农民没有从碳信用中获得金钱收益，不少人还表示产量下降。第二年以后，超过四分之一的农民退出了项目。如果这些项目因为火灾等非常规因素被破坏，导致碳重新回到大气中，农民在法律和财务上都要承担责任，甚至可能还要退还此前的收益。
所以，对企业来说，碳信用可能是一个新的赚钱买卖；但对农民来说，却意味着要拿土地、生产成本和未来很多年的种植方式去承担风险。
随着碳信用项目越来越多，各地的反对声音也开始出现。
在印度卡纳塔克邦，印度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银行与荷兰合作银行招募约3500名农民种植作物和芒果树，以产生碳信用。当地农民组织认为它正在把自然变成商品，让农民为了企业的碳生意改变土地管理方式，从而发起行动，抵制该项目落地。
今年巴西气候变化峰会COP30举办前夕，一个由南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原住民、非洲裔社区、农民和渔民组织组成的联盟发表联合声明，拒绝碳市场，并列举了80多个土地交易案例，指出这些交易让社区被迫迁移，甚至丧失土地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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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了碳信用，就真的减排了吗？
说到底，碳信用最后还是要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它到底有没有少排一点碳?
先回到减排的本质：碳排量大的企业，应该想办法从源头减少自己的排放。但碳市场提供这种玩法，可以让企业继续排放，再花钱购买其他地方减少或储存的碳，用来“抵消”自己的排放。
但抵消，等于减少吗?
GRAIN认为，碳信用最大的危险就在这里。石油公司仍然可以继续开采和销售化石燃料，只要从稻田、森林或者草场购买足够的碳信用，就可以声称自己“抵消”了排放。本来需要减少排放的一方，获得了一张继续排放的“赎罪券”，企业就更难有动力从源头减排了。
而且，用于“抵消”的这部分碳，本身也不一定算得清楚。
◉农化公司与科技公司合作，在一线田间运营碳信用项目。过程中，公司收集农田的信息，同时也向农民销售种子、化肥、杀虫剂等产品。GRAIN认为农民需要警惕这类“新型捆绑”。
一个项目要产生碳信用，首先需要证明：如果没有这个项目，这些减排原本不会发生。
比如一个植树项目需要证明，如果没有碳信用，这些树本来不会种;一个农业项目也要证明，如果没有项目，农民原本不会采取这些更加生态的种植方式。
但现实里，农民本来就可能轮作、种树、少用化肥或者改善土壤。到底哪些变化真的是碳信用项目带来的，很难划出一条清楚的线。
即使碳真的储存起来了，也不代表它永远待在那里。
森林会遇到火灾、洪水，树可能死亡，土地用途也可能改变。一旦森林和土壤中的碳重新进入大气，当初已经卖出去、甚至已经被企业拿去“抵消”的那份碳信用，又该怎么算?
根据东南亚媒体HaRDstories今年的一篇报道，2022年，一家泰国水泥公司在湄平国家公园种植了约64公顷本地树木，预计每年产生相当于380吨二氧化碳的碳信用。当年11月当地发生洪水，卫星图像显示超过40%的种植区被淹。项目原本承诺每四个月检查一次并及时补种，但截至2026年7月，受损区域仍未得到修复。
核算本身也可能出问题。
中国的水稻碳信用项目也出现过这样的争议。2023年，国际碳信用标准机构Verra发现一套水稻甲烷减排方法存在问题，包括缺乏统一的甲烷测量方法等，因此永久停用了这套方法。之后Verra进一步审查使用该方法的中国项目，发现项目面积被夸大、“额外性”证明不足等问题。2024年，Verra最终拒绝了37个中国水稻项目，其中25个此前已经签发过共456万份碳信用，并要求项目方对超额签发的碳信用进行补偿。
这意味着，碳信用看起来像一个精确到吨的商品，但背后的计算，其实建立在大量假设、缺乏监测和人为操纵的规则之上。一旦规则或者核算出了问题，一吨到底是不是真的一吨，就可能需要重新计算。
◉泰国拉农府的红树林，泰国计划到2031年，恢复50万莱地(相约8万公顷)的红树林面积，以获取碳信用额。图源：HaRDstories。
项目失败带来的风险，最后还可能重新落回农民和社区身上。
其实亚洲的小农和社区，本来就有许多农田、森林和土地长期共生的生产方式，比如农林复合种植、保育地方的老品种、轮作或类似生态农业的尝试，这些都能够提高生态系统的韧性，并帮助土壤和植被储存更多碳。但明显，目前的碳市场机制完全无法把这些真正的低碳操作纳入进去，让做出减碳贡献的农民得到认可。
如果气候变化真的是摆在人类面前的一个难题，那解决方法不应该只是让企业花钱购买碳信用。支持生态农业和地方种子体系，保护生物多样性，保障农民和社区的土地权利，尊重当地社区世代形成的土地利用方式，这些也应该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部分。
而对于那些真正产生大量排放的企业，解决办法其实一直都很简单：从源头减少排放，而不是花钱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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