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是党和国家的大战略，有明确的时间进程表，我们既为党和国家的这项民心工程点赞，又为这项战略的负面效应有所担忧。
哲学上讲事物的变化需要内因和外因的双重作用，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因此，我们在积极提供脱贫的外在条件的同时，更要考虑如何激活贫困地区的内在生机和活力，否则你就是提供再多的补助也不能让贫困地区真正摆脱困境。有农村改革第一村之称的安徽小岗村就是一个例证。小岗村的基础设施，村容村貌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人们心里都清楚，这那一样是他们靠自己做出来的?实际上都是在政府财政和社会资助下才得以改变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为了保住这面“改革第一村”这面旗帜，国家和地方政府扶持力度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小岗村这个扶不起来的阿斗，就是不争气，至今也没有展现让人心服口服的致富业绩。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骨子里没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而政府社会的扶持资助又让他们滋生了依赖思想，或者说自然而然地让他们形成了寄生意识，坐等靠要成了一种谋生的本领。这是违背国家的扶贫初衷的，不能不说是一种负效应，不能不引起重视。如果不能解决贫困者思想和精神上的问题，不能激活他们的内生动力，那就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困，即便是取得了巨大成效，也难免会出现再次返贫的情况。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在扶贫战略中应该打出什么样的旗帜?树立什么样的典型?弘扬什么样的精神?这自然使我们想起了大寨，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曾经的农业战线的这一面红旗。
新中国成立前的大寨，人称“穷山恶水”，土地“七零八落，分成4700多块散布在一面坡上”——“七沟八梁一面坡”，粮食亩产不到200斤。这样恶劣的地形不仅让大寨人在农业上难有发展，甚至还得时常担心温饱。
大寨人没有向老天爷低头，以坚定的意志，顽强的精神谱写了一曲战天斗地的凯歌。
1953年，大寨实行农业集体化第一年，就制定了改造大自然的规划。陈永贵带领大寨人艰苦创业，从山下用扁担挑土上山造田，所谓“万里千担一亩田”。大寨人劈山填沟，重新安排山河，山沟里垒起了多条大坝;把坡地垒成了水平梯田;把小块地修成大块，还新增加了80多亩好地。平均亩产从65公斤上升到385公斤，有的梯田的亩产量竟然增至亩产774斤。这个产量甚至比当时江南一些地区的产量还要高。
尤其是1963年8月，大寨遭受特大暴雨，灾情十分严重，但，大寨人没有气馁，他们不要国家救济款、救济粮、救济物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仅用一年时间，就医治了这场毁灭性的灾害。
周恩来总理生前曾三到大寨，他把大寨的基本经验总结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我们今天扶贫不能只是经济扶持，更重要的是要注入精神力量，激发内生动力，要重新竖起大寨这面红旗，要用大寨精神去激发他们的自助自强精神，要求他们要像大寨人那样战天斗地，走出一条艰苦奋斗的脱贫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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