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曾这样剖析近代阶级关系的深刻转变：“农民的利益已不像拿破仑统治时期那样，同资产阶级的利益同资本相协调，而是同他们相对立了。因此，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这段论述，精准揭示了农民阶级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立场的变迁，阐明了工农联盟形成的历史必然性，也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革命同盟的重要理论基石。
在拿破仑时代，小农阶层的利益一度和资产阶级保持着短暂的协调。法国大革命摧毁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大量农民获得小块土地。拿破仑法典从法律层面确认了小农的土地私有权。对彼时的农民而言，资产阶级革命带来了土地，摆脱了封建领主的盘剥，小农的生存依托于这种新的财产关系。他们寄希望于资产阶级政权保护自己的小块土地，二者暂时形成利益上的共生。农民把资产阶级当作自身利益的保护者，甚至将希望寄托在代表资产阶级秩序的权威身上，这也是拿破仑能够获得广大小农拥护的社会根基。
但是，资本主义内在的扩张本性，注定这种协调只是短暂的。资本不断渗透到乡村，商品经济、土地兼并、高利贷盘剥层层挤压小农生存空间。大资本、大地产不断吞噬小块土地，赋税、物价波动持续加重农民负担。曾经保护小农的资产阶级制度，慢慢变成压迫小农的枷锁。小农日益贫困破产，大量农民失去土地，要么涌入城市沦为无产者，要么困守乡村，承受资本带来的层层压榨。这时，农民的利益和资产阶级、资本的利益不再相容，而是走向尖锐对立。农民逐渐看清：资产阶级政权维护的是资本的利益，不会保护小农，相反，资本的发展必然不断瓦解小农赖以生存的根基。
当农民不再寄望资产阶级，寻找新的依靠时，城市无产阶级就成了农民天然的同盟者。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产物，他们身受资本直接剥削，肩负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消灭剥削压迫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和农民有着共同的敌人——资本与资产阶级统治。二者虽有区别：无产阶级集中在城市工厂，是大工业锻造出的革命领导力量;农民分散在乡村，生产方式相对分散，难以独立完成变革旧制度的历史任务。共同的受压迫处境，让二者具备联合的基础;而无产阶级的组织性、革命性与历史使命，让农民把无产阶级看作可以带领自己摆脱压迫的领导者。
当然，工农同盟不是自发形成的。农民作为小生产者，容易受到私有观念影响，思想上存在局限性。这就需要无产阶级主动走进乡村，向农民阐明阶级压迫的根源，代表农民的切身诉求，维护农民土地等核心利益，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开展斗争，在斗争中巩固联盟;农民则以广阔的乡村力量补充工人运动，让革命不再局限于城市。没有工农联盟，无产阶级革命就缺少最广大的群众根基;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农民的反抗往往只能停留在自发的抗争，难以彻底推翻剥削制度。
马克思这一论断，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有着长久的理论价值。它告诉我们，看待农民群体，不能简单固化标签，而要放在具体的生产关系与阶级矛盾变化之中。农民的立场会随着社会经济结构改变而转变。压迫的同一性，是工农联合的根基;先进阶级的领导，是联盟走向胜利的关键。
放到当代来看，马克思这段论述依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今天我们早已不是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革命时代，但工农联盟依然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基础。工人和农民作为我国社会最基本的劳动群众，是国家发展的根基。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始终是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妥善处理的重大关系。
一方面，它提醒我们，现代化建设不能忽视农民群体的利益。资本逐利的特性，在任何时代都可能侵蚀农村、损害农民权益。推进乡村振兴、保障粮食安全、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维护农民土地权益，本质上就是持续维护好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损害农村发展与农民福祉。
另一方面，它启示我们要持续巩固城乡之间劳动者的团结。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形成新的劳动者群体，工农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要素合理流动，保障农民工、农村居民共享发展成果，就是新时代巩固工农联盟的具体实践。
同时，这段话也揭示出一个根本道理：广大劳动者的利益具有内在一致性。无论是产业工人，还是农民群体，共同富裕是全体劳动者共同的追求。只有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持续维护好工农群众的共同利益，不断夯实工农团结这个群众根基，我们才能稳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发展与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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