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校车18幼童死难之问：能否开行公共教育班车？

甘肃校车18幼童死难之问：能否开行公共教育班车？

云淡水暖


新华社报道“16日9时40分许，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榆林子镇西街道班门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该镇幼儿园接送校车被撞，目前已经造成20人死亡，其中18名为幼儿园儿童，还有危重2人，重伤10人，轻伤32人。”

目前事故原因基本查明，该幼儿园的“校车”名不副实，用9座面包车拆掉座位改为“无座”，挤进63个幼儿和老师。在严重超载的情况下，校车居然还敢逆向高速行驶，与同样亡命高速行驶的自卸车相撞，酿成惨剧。

后续报道透露，庆阳市委目前已经将正林县的两位主管副县长和交警队长停职。但18条生命消失，18朵花儿凋谢已经无可挽回。

“校车事故”在全国绝非首例，绝非个案，前不久北京电视台播送了一个案例，北京近郊门头沟区的一个无证民办幼儿园的“校车”，接孩子下车时疏于管理，将一个3岁幼童活活闷死在“校车”内，而更多的幼童被活活闷死、烤死的案例也屡见报端。但是，已经发生的案例未能改变方方面面的麻木不仁和熟视无睹，终于酿就甘肃正林县的惨剧。

北京近郊的幼儿园与甘肃小县城的幼儿园发生同样的惨剧，必定有其社会共同点。

北京近年来还出现了另外一种怪现象，市区的孩子上幼儿园越来越困难，家长们心急如焚，奔走呼号，结果相关方面一盘点，发现原先已经形成的教育、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大办托儿所、幼儿园的局面被幼儿教育的市场化改革和事业、企业单位的后勤市场化改革砍掉，幼儿园学位大量减少，仅剩下少量的教育系统公办幼儿园，成为稀缺资源。温家宝总理曾经有指示，要求恢复原有的单位、企业办幼儿园，缓解幼儿入托难问题。

这个问题延伸到幼儿园“校车”的灾难事件，媒体和专家们公认这些“校车”的灾难都来自民办幼儿园。再延伸下去，就不得不提起教育的市场化改革，在教育市场化改革中，幼儿教育是首当其冲被边缘化的，因为幼儿教育的定位模糊，没有划在“义务教育”的范围，由此一来，在专家们的“顶层设计”下，本来就急于把教育交给“市场”的决策者，乐得最先把幼儿教育甩出去。

公办幼儿教育萎缩，民办幼儿教育填空，民办幼儿教育的目标是盈利（连公办幼儿教育也日益向钱看），不是当“雷锋”，亏本的生意谁干？在节约成本、争夺生源欲望的驱动下，一边承诺提供“校车服务”，一边尽量降低“校车”、老师、保育员等方面的开支，安全保障与成本打架的时候，自然让位于成本，9座面包车坐60多人就这样出现了。

人们愤怒于三公开支的庞大和幼儿园“校车”的窘迫，是自然而然的反应，中国这些年的财政收入据说是“历史上最高”的，但教育支出却始终未能达到GDP的4%，是人们愤怒的来由之一，但即便教育支出达到了GDP的4%，恐怕大都还是要保证义务教育，比如贫困山区的孩子上学，连一顿午饭、一间厕所都是奢侈品。即便有“校车”一说，也当先保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而已经交由“市场”处置的幼儿教育恐怕尚难涉及。

在看看在各地的“校车”事故中逝去的孩子们，清一色属于“弱势群体”的后代，盖因为他们的家庭只能负担得起收费相对“低廉”（相对于这些群体的收入和物价，收费的水平已经接近承受的极限），入院门槛相对低的民办幼儿园。权势、财势已经冷酷地将人分成了三六九等。

各地都有一些林林总总的专门为富豪、贤达家庭开办的贵族幼儿园，特点一是“双语”，二是昂贵，三是奢侈，要么是家长的豪华轿车接送，要么是够标准的、名副其实的舒适校车来往，自然没有被闷死、60几人挤入9座面包车的惨剧。

“经济学泰斗”吴敬琏说得好，市场是一支“看不见的手”，但这只手做的事情是看得见的，市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是钱，在金钱面前讲“人人平等”，事实上是天然的“人人不平等”，穷人的孩子坐得起的“校车”与所谓“上流社会”孩子乘坐的校车不可能平等。

草民以为，由政府为每一所幼儿园、学校马上配置校车目前恐怕有一定难度，如果可能的话，不如在各地开行一种专门针对小孩上学、上幼儿园的公共汽车，设立专门的接送区和乘务员，家长、老师在接送区交接孩子，乘务员负责孩子在车上的乘坐和安全事宜，孩子的身上佩戴区别接送站的标牌，下车、上车地点可以设在各个学校、幼儿园的门口甚至学校、幼儿园院内。

公共教育班车的购置和运行费用，理所当然地应该由政府承担，政府还应当规划幼儿园的开办地点，便于公共接送班车的开行和停靠。当然，这也面临一个难题，有的地方（包括富裕的沿海地区）的公共交通实际上已经私有化或者半私有化，有些地方政府已经习惯于借“市场”甩财政包袱，开行公共教育班车需要投入人力、财力，会令他们感到不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