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高校学费涨声一片。继2013年福建、山东、湖北、贵州、天津、广西、宁夏等省区市纷纷上调了高校学费之后，日前，浙江省物价局召开“浙江省高校学费标准调整听证会”。根据听证方案，浙江省高校学费平均上浮20.37%。(7月24日《中国青年报》)
据中青报进行的社会调查，共有76.1%的受访者明确反对高校学费上涨。可以说此番上涨又是在“逆民意而行”。每次上涨，也必然会挑动公众脆弱的神经。其他不说，公众担心的因素之一就在于高企的高校学费可能挡住不少寒门子弟的求学路。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再增10%以上，使更多农家子弟有升学机会。而高校学费的上涨难免不成完成这一目标任务、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阻碍。
对于涨学费，高校想必也有不少的苦衷，一个普遍的说法是物价上涨，各方面成本都在上升，高校难免跟着涨学费。再有就是各高校债务沉重，还款压力大，想杯水车薪地通过涨点学费来减压。而常被高校用来回应涨学费质疑的挡箭牌就是国家有关部门长期以来对高校学费一直严控不放，事实也似乎正是如此。
从2001年起，教育部、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连续多年下发通知，强调高校的学费和住宿费的标准都要稳定在2000年的水平上;到2007年教育部曾明确要求高校学费五年内不得上涨，维持2006年水平。这一轮的上涨恰恰开始于教育部“五年禁涨学费”禁令刚刚结束后的2013年。各地高校上涨学费的渴望不可谓不迫切。尽管从措辞中“2000年的水平”到“2006年的水平”，可以推断出2013年前的十几年高校也在悄然涨着学费，但可能幅度和规模上与最近一两年相去甚远。解禁之后的高校学费上涨态势跟先前产生了巨大的反差，也怪不得舆论有大的反应。
但平心而论，就目前而言，高校的办学成本本就是一笔糊涂账。很多人想当然地以为把高校的总花销与高校在校生人头数相除得出生均成本，再跟学费相对比来说明高校负担沉重，这实际上混淆了视听。
首先，学生没有必要承担近年来越来越热的学校高楼基建费用，这也是很多高校债务的最大组成部分，许多高校基建工程本就是高校领导错误政绩观、不考虑学校财力、一味急功近利的产物，把这类成本转嫁到学生身上，是何道理?
其次，各高校官僚机构臃肿不堪，据统计，我国高校师生比大概是1比10，但这师生比中还有为数众多的行政管理人员，有个形象的说法是“校长一走廊、处长一礼堂、科长一操场”，对于作为教学机构的高校来说，这又有多少冗员?
再有高校“三公”支出不透明、学术科研经费监督体制不健全，高校常有将科研经费挪作他用的丑闻曝出之类的因为高校财务支出机制不健全、财务管理混乱等问题产生的不当支出都要摊到每个学生头上，费用还怎么低得下去?
按照国际通行的比例，学生学费大概占到高校生均花费的20%，而当下即使所谓的生均花费泡沫很大，我国高校学生的学费比例也远远超过了20%。为什么还要涨学费?况且高校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受益的不仅是被教育者本身，还是整个国家与社会。退一步来说，高等教育就形同公益事业，高校也不能像市场化产业那般希求“羊毛出在羊身上”，学费跟着成本来涨，喊穷了老是盯着学生家庭的口袋看，也是不合情理的。高校要想摆脱目前困境，还需从制度上做到开源节流。靠上涨学费来减压归根结底还是在填无底洞的同时损害了广大学生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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