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生遭遇老师体罚后重伤、残疾乃至死亡的消息已经成了“每日新闻”，频频见诸报端。报道中的学生多是小学生和中学生;所在地往往是各省的县级以下城市;主要发生在一些乡镇小学和中学还有武术学校。
2018年7月，33岁的常某因为当街对自己曾经的初中班主任张某连扇耳光、拳打脚踢被检察机关以寻衅滋事罪起诉。出人意外的是常某赢得了多数人的同情，原来张某在担任常某初中班主任时，因为常某家庭条件不好、交不起钱，屡次对其恶语相向，施以拳脚，常常因为一点小错误就追着常某从教室前面打到后面。
一个13岁的小小少年，在人生的重要转折期，得到的不是鼓励和关爱，而是无端的谩骂与殴打。这成为他此后余生的梦魇，常常午夜梦回间泫然泣下，常某的经历何其痛苦!但令人不寒而栗的是，这种故事的“遍地开花”!
老师体罚学生的原因不一而足，据公开报道中的不完全统计，主要是两类，一类事关学生的学业成绩，包括考试中做错题目，没有修改错题，作业未完成，家长没签字等;一类则涉及学校的相关纪律如跑操掉队，踩草坪，迟到，上课翘凳子、上课讲话，上课睡觉等等。学生在这些事情上的一个微小错误或无心过失都会成为老师们大发雷霆的导火索，从老师那里得到最恶毒的语言和最残酷的打骂。当然，公开报道中也有部分老师仅仅因为自己心情不好或者钱财等原因就对学生拳脚相加。
老师体罚学生的方式触目惊心。有简单粗暴的，直接拽头发、使拳头、伸脚踹，在狭窄的教室过道里上演一场场老师KO学生的动作戏;有聪明一点的，本着不伤害自己的原则，用柳条、棍子、鞭子、钢管等工具打得学生皮开肉绽，扫帚是最常用的“武器”，教训一个不听话的，打坏五把扫帚都不足惜;有文明一点的，用不着自己动手，“仰卧起坐200个、下蹲500个、操场50圈”，命令一下，端坐一旁看着学生自己折磨自己，落得个器官衰竭也与我无关;还有的更加高明一些，懂得身体的记忆是短暂的，皮肉之苦很快就会被忘记，精神上的屈辱才会让人铭记，下跪、扇耳光、辱骂、爬行、煽动同学霸凌等足足能叫你记上一辈子。
公开报道的校园体罚事件性质恶劣 后果相当严重。祖国的花朵唯有泣之以血，才能在寥寥数语的日间新闻里占据边角的一席之地。而更多关于校园体罚的集中营似的故事都被淹没在数千万县、镇、乡小学生和中学生的沉默里，被深深地烙印在他们的记忆里，成为生命里一道彻骨的疤痕。笔者自己就从中部大省的村小和镇中学中走出，常某的故事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深锁于心底的秘密，黑暗霎那间盈满回忆。除了上面提到的常见的体罚，笔者印象最为深刻的两个体罚有两个，一是双手大力拍黑板，错一道题20下;二是让考分80分以上的同学对考分60分以下的同学轮流扇耳光。笔者打小成绩还算不错，就是状态不稳定，成绩差的时候也会受过体罚。记得一次考试，当堂出分，班里八十分以上的同学有十多位，六十分以下的也有十多位。笔者成绩不好，六十分以下，按照老师的要求，六十分以下的需要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由八十分以上的同学轮流过来扇耳光。当第一位“80分”过来的时候，笔者双臂折叠，挺直腰板，坐的端端正正，黏在她身上的目光热切又卑微，努力扯着嘴角想挤出一丝微笑，但七上八下的心里也存了一丝侥幸，你跟我关系不错，不会下重手吧?“啪!”随着清脆的掌声在耳边一遍又一遍地回荡，眼泪也止不住在眼眶里打转，那之后就看不清究竟是哪个“80分”的巴掌又落到了我的脸上。笔者那天一共挨了十多个耳光，打人的甚至还有笔者的好友，她很老实、听话，打得也很实在。
我想我对老师的畏惧就在那个时候生了根。以至于之后面对老师，总是唯唯诺诺，不敢开口，多数时候只能做“应声虫”。每每羡慕那些同学们，羡慕他们能够肆无忌惮地和老师一起闹、一起笑;羡慕他们能在惹了麻烦和无助的时候第一时间找老师倾诉;羡慕他们和老师也能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可是老师于我，就像隔了一个南极圈，老师在外面，我在里面，我的一切言语和情感都被冰封起来。
我想我的不安全感也是在那个时候埋下了种子。不论你的国旗下演讲是否精彩，不论你作为体育委员干得是否不错，也不论你上一次考试是否拿了第一。一次测验的失败就会让你跌入谷底，你必须接受来自地狱的惩罚。也许，为了不被践踏，只能让自己不断变强，才能避免成为被扇耳光的那一个。
我想我的不信任感也是在那个时候发了芽。总觉得没有什么人真正值得依靠，因为上一秒还是和你言笑晏晏的好友，下一秒就会成为一起羞辱你的帮凶。
多少心理学的证据表明儿童和少年时期是人的发展的关键时期，对于大多数在校园中度过的这个阶段的中国孩子来讲，学校教育和师生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而等待着中国大部分孩童的是残酷的体罚和宛如看守和犯人般的师生关系。
我们当然试图寻找原因：是老师太过粗暴吗?是学生太过调皮吗?是儒家的师道尊严的传统根基过于深厚吗?
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师生关系症结所在还得到社会结构中去寻找。
作为师生关系的一极，中小学教师是有苦衷的，那些在一线教学岗位上的小学老师和中学老师，脚下的土地比谁都坚实。但是一个月2000多元的工资尚不能喂饱全家的肚皮，撤点并校后一个班级六七十人的规模又会让他心头一紧，加班加点。应试教育下教育局下达的关于升学率的命令足以让他焦头烂额，乡镇政府的精准扶贫材料又是飞来任务，不得不抽身整理。而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进行，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扩大，债台高筑的政府甚至不能按时支付这些老师的工资。乡镇中小学教师们的工作压力和生存压力可想而知。
作为师生关系的另一极，被体罚的学生们带着伤痕被迫成为应试教育的牺牲品，成为听话的劳动力。在推行素质教育的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很难听到关于教师体罚学生的报道，大多数的关于体罚的耸人听闻的故事都发生与一线城市对立的另一个世界——欠发达的县镇乡。在以留守儿童和乡镇学生为主的乡镇中小学。这些学生们生来带着伤痕，不知他们多久没有回到父母的温暖的怀抱，亲热地叫一声“爸爸、妈妈”?不知多少少年烦恼、少女心事在年迈的爷爷奶奶说不出口，只能一个人默默咽下?他们的面前道路狭窄，荆棘遍地，升学于他们而言已是最好的出路。但他们大多数只能成为双一流高校升学率的分母，惴惴不安地听老师和市场的指挥，被雇佣关系治得服服帖帖。
被应试教育和市场关系塑造着的师生关系扭曲了，学生成为老师的麻烦，成为可见的业绩，成为一个个的升学指标;学生在天真烂漫的年纪里却只能接受填鸭式的教育，被打造成一个个流水线上的没有思想的产品，不听话就得挨削!
师生关系是一面镜子，折射出教育和社会问题。我们当然希望一种平等的、互相促进的师生关系，老师能够真诚地指出我们的错误，我们能够坦诚地向老师提出建议。然而眼前苍白的现实似乎只能让希望变成空想?但只要翻开历史，你会发现师生关系还可以这样：一起编写教材，一起制定学习计划，一起做去实践创造。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正像百年前那位雄辩的哲学家所指出地那样，不是师生关系的好转就意味着教育和社会问题的解决，而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师生关系的解决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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