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瞳瞳计划 PuPils是我的几位朋友们一起做的机构。
瞳瞳的几位伙伴长期关注流动儿童议题，做了不少公共服务和倡导工作。以前我也给瞳瞳推广过她们的日历。
最近，她们又推出了一款名为《小岛漂流记》的桌游，所以我又来帮她们推广了。
除此之外，瞳瞳计划也在许多城市开展项目，最近在广州、深圳、东莞、佛山四个城市的社区招募志愿者，有时间和意愿的朋友也可以去报名。
去年开始，瞳瞳计划的伙伴们开始尝试把流动家庭的经验写进桌游里。《小岛漂流记》是这一尝试的成果。
今年6月，《小岛漂流记》正式进入试玩阶段。在一次试玩中，游戏推进到小岛(桌游里的孩子角色)读职校的阶段。学校给学生安排了一份流水线实习，和她原本想象的专业实习并不一样。小岛不太想去，但如果拒绝，又可能影响毕业，于是找家长商量。游戏里小岛的“家长”有两个选择：让孩子接受学校安排，或者陪她再找一份更合适的实习。
站在局外人的位置，第二个选项似乎更容易让人接受。但最终扮演家长的玩家选了前一个。在沟通环节，小岛问家长，“我不想去，你为什么不假装支持我一下?如果有你们的精神支持，我自己找实习的时候能更有动力一点。”家长回答：“我没有能力支持你，我也确实很害怕。你想一下我这个人，我能陪你找到什么实习?”按照游戏设定，家长自己就在工厂工作，觉得能帮孩子找到的实习大概也不会比学校安排的好多少，如果鼓励孩子拒绝学校，最后连毕业证都拿不到，反而可能害了孩子。
《小岛漂流记》里有很多这样的选择。人们并不是不知道什么听起来更好，只是真的进入这个家庭，把收入、工作、教育经历和手里可以调动的资源都补进来以后，会发现，有些看上去更好的选择，并没有那么容易实现。
为什么是桌游?
去年10月左右，困困、小北和小鱼在线上聊天。小鱼刚参加过一个48小时的 game jam，回来以后觉得，搭一个桌游的基本框架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可以参考已有的游戏机制，真正需要想清楚的，是自己到底想通过游戏表达什么。几个人于是开始讨论，要不要试着做一个关于流动儿童的桌游。
对她们来说，桌游并不是第一次尝试向社区之外的人介绍流动儿童的方式。瞳瞳计划以前写过调研报告，也做过儿童摄影展。困困觉得，报告当然可以把政策、家庭处境和研究发现讲得很完整，但读报告的人仍然很容易置身事外，“读他人的故事”。摄影展算是往前走了一步：照片由孩子自己拍，她们尽量不替孩子解释，观众可以直接看到孩子眼中的生活。但摄影更像一个时间切片，孩子再长大一点会发生什么?要不要返乡?留在城市里可能进入怎样的学校?再往后工作、成家，又会遇到什么?这些很难在一次展览里连续呈现。
困困此前接触职校生服务时，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这些并不是彼此分开的议题。一个孩子小学时有过流动或留守经历，到了初中以后可能面临返乡，留在城市里则更可能进入职校，再往后进入劳动力市场。她们想把这段时间拉长一点，让玩家跟着一个家庭从孩子六岁一直走到成年，而不是只看一个年龄段。
文凤一开始甚至没有完全想明白为什么一定要用桌游。她从本科实习开始就一直在流动人口领域工作，接触到的传播方式往往是政策、人口数据、经济影响，或者直接进入城中村做社区服务。对本来就在议题之外的人来说，要主动走近这些内容其实有门槛。桌游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一个人不必先知道什么是积分入学，也不必先读完一份流动人口报告，他可以先坐下来，扮演一个孩子或一个家长，再遇到“要不要留在这座城市”“孩子在哪里上学”“一家人要不要分开”这些问题。即使玩家自己没有流动经历，上学、和父母分离、和家里一起做一个重要决定，却可能并不陌生。
卡牌
在设计桌游的阶段，团队列过很长一串“不想要”：不要说教气太重，不想预设一套正确答案等玩家来接受；不要只是盯着数字算积分的策略游戏；也不希望大家玩一次就再也不想打开。除此之外，大家也不想因为突出一个社会议题，就把整个游戏做得特别悲痛，让人玩完只剩下沮丧和愤怒。
“好玩”是小北一直很在意的事。既然决定做游戏，如果最后还是一个严肃、沉重、可玩性很低的议题产品，那还不如继续做展览或者调研报告。但真正开始解决“好玩”的问题以后，她们又碰到了新的麻烦。最初团队试过比较典型的数值通关：积累资源、计算路线，逐渐摸索怎样才能让小岛一路读下去。这样的设计很容易建立游戏性，但目标也会很快变得清楚——怎样积攒足够多的资源，让孩子读高中、上大学。
她们不希望“让小岛上大学”最后变成游戏默认的通关目标。现在保留下来的骰子仍然代表家庭拥有的资源，但里面不只有钱和积分，也混合了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和孩子的精神状态。小北觉得，生活里还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不能都被“最后有没有上大学”这个结果盖过去。
桌游卡牌大量来自团队成员过去的工作和研究。有人做过流动儿童服务，有人长期接触职校生，也有人做相关研究。正式写卡牌以前，她们重新读了一批过去的访谈材料，再按照小岛的年龄分阶段，讨论这个阶段的孩子和家庭通常会碰到什么。很多事件并不是某一个真实家庭原封不动的故事，而是几个人在不同地区、不同社区反复见过的处境，再重新组合到小岛一家身上。
文凤回想起一个例子：有家长想带两个孩子去图书馆，也会犹豫。带孩子出去需要时间，如果请假，意味着少一天收入；出门本身又要花钱。两个孩子坐公交车，来回十几块，对这个家庭来说也是每天生活费里要计算的一笔。
这些经验最后被拆进一张张卡牌里。它们未必都事关关于户籍、积分或升学，更多时候只是一个家庭在日常生活里反复遇见的小选择。制作团队差不多有近十个人，前后投入了大半年。不同的人带着自己做研究、做社区服务、接触孩子和家长的经验，一起把这些故事写出来。
“共感”
游戏做出来以后，试玩又让一些原本没有被团队特别注意的东西慢慢显出来。文凤遇到过一个玩家，小岛最后没有考上大学，去了职校。对方“非常破防”，甚至倒回去重新选了一次。后来两个人聊起来，他才发现，自己以前没有注意过，面对家庭教育和孩子的选择时，自己其实很强势，也很希望掌控结果。文凤后来观察到，很多玩家都会把自己的教育经历、对父母的理解和对家庭的期待带进游戏。她们原本当然希望人们通过游戏了解流动儿童，但玩到最后，很多人先看到的是自己。
小北带试玩时还观察到另一种差别。一场游戏里，有些从小基本没有搬过家的人会很自然地说，如果在城市里上不了高中，就回老家读县中，“至少能读上一个普高，我的路没有被堵死”。但同一场里，有过迁移经历的玩家，即使成长中的家庭条件比小岛好，也会对让一个孩子搬来搬去明显更谨慎。没有搬过的人可能觉得“搬就搬”，但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往往会知道换一个地方生活并没有这么简单。
玩家也会主动补写游戏没有规定的部分。困困碰到过有玩家把角色关系设想成酷儿家庭。设计团队给小岛和家庭写出了基本背景，但没有打算把角色的每一部分都规定死，而是更期待不同玩家把自己的经验加进去，让同一套卡牌走出不同的故事。
游戏里的“共感”机制也是在这样的尝试中留下来的。在一些重要节点，孩子和家长需要先猜对方现在是什么情绪，再进入沟通。现实里的家庭做一个重大决定，并不像在游戏里按下一个选项就结束。孩子有自己的想法，家长也有自己的判断，只是很多时候双方不会把这些东西完整地说出来。困困后来发现，对玩家来说，这一步首先甚至不一定是理解别人，而是意识到：如果自己真的在这个角色的位置上，会有什么感觉。
她还记得另一场试玩。当时扮演家长的玩家现实里正好赶着出门，在游戏里也渐渐失去了耐心。小岛想让家长帮自己查一查职校有哪些专业，家长回答：“你不是有手机吗？你自己去搜。”这个意外反而很接近真实生活。玩家坐在桌前时，很容易想象家长和孩子会心平气和地讨论一个决定，但现实里的很多家庭并没有这样的时间。父母可能马上要上夜班，很多重要的谈话就是在赶时间、疲惫和没有耐心的情况下发生的。小北听到以后也觉得，这种“坐下来好好谈一谈”的方式本身，就可能更接近城市中产家庭习惯的沟通方式。
答案？
试玩多了以后，制作团队也没有得出一个“什么样的小岛最后过得最好”的答案。困困觉得，这一点和她现实中接触这些家庭的感受很接近。她也不知道对一个具体家庭来说，更好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流动家庭的困难很多时候不是完全没有选择，而是看上去有几个选择，却没有哪个特别好。让孩子留下来，可能意味着父母要花更多时间工作、考证、攒积分，反而减少陪伴；让孩子回老家，也会带来分离和重新适应的问题。
有玩家玩完以后把这种感觉说得很直接：像是“在两坨屎里面选一坨不那么臭的”。小北特别强调，这里的“没有最优解”并不是一种“所有人的人生都没有标准答案”的鸡汤。她带过的玩家里，不少人在自己的求学经历中没有经历过严重的教育淘汰，小升初、初升高、上大学都相对顺利。进入游戏以后，他们会非常习惯地研究：到底怎么才能让小岛一直读下去、最后考上大学。等他们发现这件事如此困难时，才真正感到挫败。
困困也碰到玩家说，玩过以后反而更能理解为什么一些家庭那么执着于让孩子上大学。站在一个自己十六七岁就出来打工的家长的位置，看见身边读过大学的人确实拥有更多机会，对于“为什么一定要上大学”这个问题就会和一个已经拥有较多教育资源的人理解得很不一样。她希望玩家至少先看看，一个家庭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再去谈有没有别的可能。
到了采访最后，我问三个人，如果只能让玩家从游戏里带走三件事，她们最希望是什么。文凤想了想，说“三件有一点贪心”，她只想到两件。她甚至觉得，“了解流动儿童这个议题”可以先往后放一点。她更希望玩家先回头看看自己的经历：那些曾经和家人一起做过的重要决定，当时自己怎么想，家里的人又怎么想；一些现在看来理所当然的选择，当年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困困说得也很接近。她希望玩家不是站在外面揣测“这个角色会怎么做”，而是真的把自己放进去。每个人在过往的生命中都有过顺畅的时候，也有过卡住的时候。重新走一遍这些选择，也许会看到，过去到底是什么让自己一路走到了这里，又是什么曾经把自己卡住。再往后，才是对流动家庭的理解：一些困难并不是因为家长不够努力，或者孩子不够努力。当很多家庭都反复面对相似的几个选项，而且每一个都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时，还可以继续问一句，为什么只有这些选择，它们又是怎么被规定出来的。
小北最后说，这个桌游吸引她参与，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她觉得在瞳瞳计划，还有一群很年轻的人在长期做这件事。将近十个人花了大半年，一张一张写卡、测试，再把过去做研究和社区服务积累下来的东西拿出来，试着做成一种新的形式。游戏当然不能解决玩家在里面碰到的那些问题，但至少还可以让更多人看见，现实里有人仍然在这些社区里继续工作。
月亮没什么不同
最后我问大家，在整个桌游里，大家最喜欢哪一张卡？
三个人最后都没有选返乡、升学或者积分这些最直接的议题卡。困困选了“碎片卡”：游戏里，小岛只能看自己的碎片，家长也只能看自己的；只有在一些共感成功的时刻，玩家才有机会看到对方的一张。那些卡很像角色自己的小日记，写的也未必是什么大事。
小北喜欢里面一些很“纯爱”的片段。团队甚至故意在一封小情书里留了一个错别字：问对方下课后想吃什么零食，可以骑车栽她去买。小岛再大一点，也可能沉迷写网文、玩配音，做一些看上去和“流动儿童”这个标签没有太大关系的事。
文凤记得的则是一张父母的卡。43岁那年，爸妈参加社区的中秋联欢晚会，演了一出戏，把自己工作里的酸甜苦辣搬到了舞台上。结束以后，大家给她们鼓掌。晚上回家，她们又把白天的场面想了一遍。窗外是广北的月亮。
卡上写，她们第一次觉得，这里的月亮和老家的月亮好像也没什么不同，只是还不知道，自己能在广北待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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