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大国最近发生了一件创世纪的大事:345万人挤进一艘大船,平均97个人争抢1张船票。最热的那张船票,5840 人围着它抢;与此同时另外 83 张船票摆在角落里,没人愿意抢。这件事如果拍成电影,片名大概可以叫《抢船票》。
值得分析的是为什么所有人都在同一时刻,突然觉得一张船票比一个工位、一张营业执照更值钱?
一、谁在挤,谁在跑?
国考大军从来不是一块铁板。挤在最前面的,是手里攥着文凭但攥不住工作的人。2026届高校毕业生1270万,2027年预计还有1300万左右的毕业生在路上,如果把往届未就业的和海归的也算上,求职总规模轻松越过1500万。而校招岗位需求却比2022年的高峰收缩了大约四成,近四分之一的企业明确缩减校招规模。2026年上半年全国企业招聘需求同比下降12.3%,曾经最能吸纳年轻人的互联网、房地产、教育、金融,集体处于收缩通道。中小微企业吸收了全国八成以上的城镇就业,而当这些市场主体自己都在收缩的时候,基层岗位的供给自然跟着收窄。青年失业率的数据摆在那里:2026年9月16-24岁不包含在校生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是18.0%。也就是说每五个想找工作的年轻人里,差不多有一个找不到。这还没有算上那些“找到了工作,但工资和付出完全不成比例”的人一一他们不算失业,但他们也在国考。
队伍里还有另一群人:从民/私企“毕业”的往届生。他们曾经也相信过“市场化就业”,直到发现市场本身开始收缩。汽车行业的一项调研里,22%的企业选择冻结或降低招聘,民/私营企业采取裁员手段的比例最高,达到9.1%。制造业校招需求较峰值收缩约四成,不限经验岗位的招聘占比从24.8%滑到22.3%。翻译成人话:连“进来学东西”的入口都在关闭,而入门级岗位恰恰是年轻人从学校通往职场的唯一栈道。
最讽刺的一幕出现在AI公司自己身上。花旗的研报估算,AI可能影响该国31%的就业岗位,其中9.6%大约7030万个岗位面临直接被替代的风险。高德纳的数据显示,2026年企业应用中嵌入AI智能体的比例从上一年的不足5%跳到了40%。清华大学的一份报告给出了更具体的“死亡名单”:法律文书助理的AI替代率是92%,初级程序员87%,基础市场分析师85%。
这群人的处境并不相同,但诉求惊人地一致:找一个不会被一条微信通知“明天不用来了”的地方。普通家庭的孩子没有资本去赌一个“可能三年后上市”的创业公司,也没有人脉去换一个“虽然工资不高但很清闲”的中间岗位。公务员考试,几乎是他们手里唯—一张不需要拼爹的入场券。所以345万人挤在同一条通道上,不是因为他们都热爱公文写作,而是因为通道之外的地方,地板在塌。
更黑色的是招录端的走向:2027年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较上一年还小幅下降了约6.3%,招录规模连续两年收缩。一边是报考端人潮汹涌,一边是供给端门缝收窄,两股力量拧在一起,硬生生把国考拧成了一场全民级别的饥饿游戏。

二、冲突的解剖学
表面上看冲突是“人太多,岗位太少”。但人一直很多,岗位一直不够,为什么偏偏是现在,国考变成了一
场全民级别的避险运动?
第一个是招录供给收缩与报考需求刚性之间的缺口。计划招录 3.57万人,连续缩招;过审345万,平均97比1。需求端被年龄放宽进一步撑大--38岁甚至43岁的口子一开,更多在社会上撞过南墙的人被重新塞回考场,供给端却在关门。两者之间的缺口,靠所谓的“灵活就业”是填不平的。
第二个是学历的持续扩张与岗位结构的顽固错配。高等教育生产了大量持有本科和硕士文凭的劳动者,但劳动力市场并没有同步生产出足够多的、匹配这些文凭的“白领入门岗”,学历贬值的原因是学历与岗位之间那条曾经心照不宣的兑换率。于是出现了“学历高消费”:一个原本不需要硕士学位的岗位,开始收到硕士简历;一个原本不需要博士的窗口,开始要求博士。文凭从敲门砖变成了排队号,而队伍的长度,由345万这个数字负责提醒。
第三个是体制外的风险化与体制内的溢价化之间的落差。人民公社被解散和国企私有化后,被扶持的民/私营企业逐渐壮大并提供了80%的城镇就业--对应的是原本就有兜底的社员和职工都被剥夺了曾经拥有的一切,被迫沦为雇佣劳动者--但自身在市场经济持续低迷下正面临深刻的成本压力,民/私营工业企业用工规模总体呈收缩态势。一边是招聘冻结、静默裁员、绩效与“AI token 使用量”挂钩的荒诞考核;另一边是公务员的车补、年终绩效、养老金计发基数,以及一句在民间流传极广的朴素总结:稳定本身就是一种收入。当体制外的工作开始要求你“像AI一样干活”,体制内的工作哪怕只是“像人一样活着”,就已经构成了降维打击。
第四个是AI的J曲线与青年职业生命周期的错配。蔡昉在2026年10月的外滩年会上给出了一个值得所有人后背发凉的判断:AI 对就业的冲击遵循J曲线,左半段是“就业破坏先于生产率提升”一-岗位已经被削减,新的经济价值和新增的工作机会尚未形成。更致命的是K字形分化:年轻人的入门级技能被迅速贬值,而高阶岗位的壁垒在上升,中间的腰部在塌陷。一个22岁毕业的人,恰好落在J曲线那条还没翘起来的“短腿”上。他没有时间等“长期来看新岗位会涌现”,因为房租不遵循J曲线。
而该国企业的应对方式颇具本土特色:不搞 Meta式的大张旗鼓裁员,而是“静默裁员”一一小规模、分散化、避免触发监管视线。一个杭州互联网公司的承包商说得很直白:“大多数人做的任务可以被OpenClaw完全替代。一个人把工作流写进去之后,基本上就可以被开掉了。“AI 没有起义,AI 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而人类开始主动把自己写进被替代的说明书里。
那么主要冲突是什么?不是“年轻人眼高手低”,也不是“考公热需要降温”。主要冲突是:一个社会在快速推进技术替代和市场化收缩的同时,没有同步生产出足够多的、有保障的、能承载普通人生活预期的就业岗位。 公务员和教师编制之所以成为“仅剩的好福利”,不是因为它们变得格外诱人,而是因为它们旁边的参照系-—民/私企的稳定性、灵活就业的保障、初级白领的成长路径-—在同步塌缩。
主要冲突的主要方面,不在需求端的“考公冲动”,而在供给端的“稳定优质岗位赤字”。把345万人定义为“盲目”,是一种成本最低的解释,也是最不负责任的解释。国考虽然竞争激烈,但至少这个赛道的规则是公开的、结果可以预期的。相比之下,民/私企那条路连“预期“本身都成了奢侈品。
冲突的运动正在以肉眼可见的方式展开。短期内,缩招与报考高位叠加,热门岗位的竞争比会继续扮演社会情绪的泄压阀--5840比1是一种残酷的安慰,它让落榜者可以说“不是我不行,是船票太少”。中期看,Al替代继续沿着J曲线的左半段加速,而新岗位的生成速度跟不上,考公和考编的拥挤只会从“激烈“升级为“惨烈”。长期来看,请参考历史。

三、船票的逻辑
所以345万人争夺3.5万张船票这件事,归根结底不是一场关于“职业选择”的讨论,而是一场关于避险资产定价的全民实践。
当市场经济由于严重生产过剩而持续低迷,AI以“效率”之名系统性地拆除年轻人的职业阶梯,民/私营企业把招聘冻结当作首选缓冲策略、把静默裁员当作生存智慧,公务员和中小学教师编制就成了就业市场上仅剩的、还挂着“本金保障”标签的两种产品。它们的收益率未必高,流动性未必好,但在一个其他所有资产类别都在剧烈波动的年份里,“保本”两个字本身就值97比1。
考公热的根源,从来不在考场里面。它在初级岗位消失的招聘页面里,在“不限经验”变成稀缺品的职位描述里,在J曲线那条迟迟不肯翘起来的左腿上,在一个年轻人发现自己唯一能做的长期规划就是“先考上再说“的那个瞬间里。
船票只有3.5万张,而抢不到的人越来越多。真正该被追问的,不是他们为什么非要去抢,而是为什么除了这几张船票,已经几乎找不到可以安稳的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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