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用同一个逻辑完成了中国的社会转型，这个逻辑就是“否定国家统筹经济发展的合法性，主张用资本的力量（它的另一个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代名词的说法是“市场”）来引导社会的发展”，我们用这个逻辑终结了农村合作化的可能，瓦解了国企的社会价值，市场化了本属于公共资源或具有公共资源意义的医疗、教育、房产，加快了开放金融的步伐和力度。当这一切都已成定局或正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了的时候，国内和国际资本及其代理人，开始把目标瞄向了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最大，对我们而言也是最后的战略性资源：土地，这些人以“市场经济需要生产资料自由流动”和“保护农民权益”为口号，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土地私有化”造势活动。清华大学的秦晖、蔡继明以及耶鲁大学的陈志武等学者，最近两年或通过长篇累牍地撰文，或通过接受采访的方式，大肆推销他们的“土地私有化”观念，他们的行文逻辑，基本都是从已引起国内学术界反思的“市场经济”这个前提出发，从一个侧面阐述私有化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而根本不谈及资本意图、土地私有化必然引起的社会后果，以及我们民族需要花多大代价来承受这个后果、是否能承受这个后果等问题。
06年6月，秦晖在《经济观察报》连发两篇文章，都是近万字的长篇大论，谈论土地私有化问题，这两篇文章的很多观点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当时我很想写一篇反驳的文章，名字都取好了-----《十问秦晖》，后来他参加由《南方农村报》主办的三农问题研讨，我看了他的照片，说了句“秦晖长得象个坏人”，随后，在看了《南方都市报》对他的专访后，我才知道我那句话非常不礼貌，非常失礼，老刀孤陋寡闻，不知秦晖教授患有眼疾，心里很惭愧，所以这文章也一直没着手写，今天借这机会，向秦晖教授道个歉，并谈论一下土地私有化的意图及其必然引起的社会后果。
秦晖教授认为，土地私有化能增加农民收益，从而解决三农问题。这是经不起推敲的，也不符合所谓市场经济的价格波动原则，在当前的土地制度下，只有极少部分土地能进入市场交易，由于相对紧缺，所以导致地价极高，但是，当私有化将所有土地的交易完全合法化后，由于市场供应量几乎是无限度增大，供求关系换位，必然导致土地价格急剧下滑，有年轻学者曾计算过，按照耕地本来的价值推算，国内的耕地售价每亩平均不会超过1万元。也就是说，私有化并不能提高土地交易价格，从而增加农民收益。单从市场价格这个角度而言，土地私有化将必然导致地价下滑。
而用私有化来解决三农问题更是无稽之谈，三农问题与土地所有制形式并没有直接关系，而与国内产业结构性失衡和基层政府对农民征收过多费用有关，农民穷的问题绝不是土地问题，从世界范围看，这个问题也不是由农民自己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农业和工业产值的差距不可能从农业自身得到解决，这已经是个常识，没有哪一个国家从农业向工业化转变过程，是依靠农业自身来解决这个矛盾的，而都无一例外需要启动国家调控功能，通过补贴农业达到二者相对平衡。此外，导致农民权益没得到保护的原因在于具体的管理机制，而不是土地所有形式，私有化并不可能让这个管理机制自动变好。私有化并不是什么特别的利器，在整个社会的管理、政府行为没得到很好规治的情况下，一张产权证并不能改变农民利益受损的处境，不说历史上有名的“羊吃人”（这是在私有化的背景下发生的悲剧），就说当下发生在城市里的撤迁，由于行政权没得到完善和规治，不少撤迁户手里握着的产权证，并没有保障他们获得应有的收益。
秦晖教授文章还有不少奇怪的，逻辑不通甚至自我设定的错误观点，比如用一两个官员极其典型违背政策的观点来指代政府立场，认为私有化不会带来土地集中和兼并，甚至声称解放后土地集中程度最高等等。
鼓吹土地私有化的人强调得最多的，是“私有化（明晰产权）是市场经济的需要”，以及“私有化可以保障农民的权益不被剥夺”。尤其是最后一点，从现实的一个侧面看可以得到相当部分人的同情，就是说当前的所有制形式不能很好地保障农民的权益，他可以罗列大量的事实证据证明这个观点。
但是，这个判断有一个逻辑错误，就是有意或无意把管理模式和所有制形式两者混淆了，比如导致农民受损的是管理模式，他们提出的“病因”和开的“药方”瞄准的却是“所有制形式”。当前我们的土地所有形式并非不明晰，如果土地所有权真的不明晰，那么也就不可能发生黑龙江和河南的农民“收复失地”的举动。导致农民的土地收益被掠夺的原因在于政府的管理模式和行为模式存在缺陷，可他们却有意无意地忽略这个区别，这种有意无意的忽略，在最近30年已经发生了很多次，国企就这样瓜分掉了，房地产就这样市场化了，金融就这样赔本引进战略伙伴了，现在他们用同样的逻辑进入土地领域。而且一些媒体也乐于给他们提供场地来宣扬他们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媒体成了资本谋取社会资源的一个重要工具。
按照土地私有化这个逻辑，一旦土地私有化后，中国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从耕地这块来看，中国现有的耕地18亿亩，这18亿亩59%集中在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10％在西北，这些土地都很平整，适合大面积的机械化耕作。而且事实上，机械化耕作几十年前在上述地区曾具有一定规模：在改革开放以前，就是78年以前，我国东北有60%以上耕地实行了机械化耕作，新疆是80%，华北平原也是60%左右。
私有化为土地自由交易提供了合法性，而资本一旦可以进入这个领域，它就会按照自己的逻辑运作，它的逻辑是什么？利润最大化，而要实现利益最大化，它就会按照它的最高效率来配置它的生产要素，这个效率按美国70年代的水平估算，一个农业工人可以轻松耕作3000亩土地，18亿亩中的这百分之70，需要多少人就可以完成整个作业?按照资本的逻辑，土地私有化后，实际农业人口只需要不到一亿。而现在我国的实际农业人口还有7亿多，剩下的这6亿多怎么办？当然资本不会管这个，现在我们对农业已经开始补贴，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资本一旦完成了交易，它就不会再承担任何额外的社会责任。而我们的社会是否有相对充足的机会吸纳这些被挤出来的人口？没有。
不要以为国内资本没有能力完成这种大规模的兼并，经过三十年的累积，国内私人资本已经相当雄厚，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粗略计算过，仅仅由于第一次分配的不合理，这三十年资本方就额外拿走了本属于劳动方的8万亿。所以中国的资本市场不缺钱，非常充裕，这也可以从最近几年的宏观调控窥到一点端倪，最近几年，我们虽然一再采取“紧缩银根”控制投资，但投资热却无法降温，为什么？就是因为国内资本市场中的私人资本数额庞大，资本的所有权变了，以前是国家主导，现在大量货币在私人手上，所以用紧缩银根这招搞宏观调控就不那么灵了，再加上开了国际金融这个口子，国际资本跟国内资本已经有了游刃有余的结合方式，资本的力量更不可小觑。
单从效率上讲，土地兼并能带来效率提高，这非常符合主流经济学推崇的发展原则，很多被新自由主义描绘的市场经济洗了三十年脑的中国人，包括中国学者，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将这一趋势和进步、发展联系在一起，但也许我们在此需要回到一个简单的问题面前，就是我们的发展是为了什么？是为资本创造效率还是为国民获得更好的生存环境？我们需要追问我们是否又在犯一个错误——是否在用资本意志取代民生需求？而要满足我们的民生需求，我们是否应该继续按照资本的逻辑来主导中国的进一步转型？比如完成土地私有化。
匈牙利是如此转型的一个典型代表，而且不同群体给予这个国家的结论非常值得玩味：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在2007年把这个资源和产业绝大部分为外国资本瓜分掉了的国家吹捧成了发达国家。认为它的转型非常成功，而大多数具有民族立场的经济学家则一致认为匈牙利的转型是个不折不扣的悲剧，这个悲剧具体到耕地这块的情形是这样―――－短短几年时间，匈牙利的主要耕地区——西北部地区的80%的耕地都集中到了外国人手上。
在大多数国企被瓦解，金融“坚定不移”地加大了开放力度，甚至连军工也开始转制的情形下，土地私有化称得上是资本在中国发起的最后一次大战役，这个战役一旦按照资本的意志完成，国际国内的剩余资本在中国就又有了一个庞大的角逐空间，这也许确实可以给中国再带来10到15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但是，我们为此要付出的代价也许就太大了，土地私有化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基本价值就相对彻底瓦解掉了。若想再行改变（几乎是必然的），可能就只有一条出路了：流血。
甚至比流血更悲壮，因为我国应该在2015－2020年就会迎来一个世界从所未有的“丁字形结构”的社会，这个“丁字形结构”是什么？是我们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人口结构性变化，现在我们是多数人在创造财富，养活小部分人，但独生子女的一代步入中年后，这个情况就会发生逆转---------整个社会是少数人干活，养活不能干活的大多数：一对夫妻得养活两对老人，一到两个小孩。这个时候，指望资本来承担一些额外的责任是不现实的，资本其实从来都具有比专制更彻底的特权，它存在的目的就是要满足自己的利益，资本按市场原则完成了交易，就算履行了社会责任，而这个丁字形结构，意味着中华民族将有一个生存压力异常沉重的未来，需要去承担一个前无古人的沉重负担，而从此前我们的改革设计看，我们还没有考虑好如何为这个局面买单的事，我们该怎么为这个局势买单？依靠资本吗？按照资本的逻辑它不会管你这个，不用说这个，比它更小儿科的“新劳动法”，只不过为劳动者增加了一点儿权力（远远没到位），就遭受到资本方及其代理者数年的围追堵截。这样的局势最后只能是社会和政府承担，无论你对这个政府怎么看，持什么态度，但最后这些事情都得由它来具体承担着，但是资本这几十年来把我们国家最大的收益拿走了，它一直在，也一直会用它的逻辑说话，所以如果私有化一旦施行，我对未来的局势判断是非常悲观的，我会觉得我们这个民族前景将有一个很大的悲剧发生。
农村的问题确实需要解决，农村不能按照现在的路往下走了，但更不应该用“私有化”的方式去解决农村问题、解决土地权益问题，鼓吹私有化的人只从西方经济理论出发，侃侃而谈私有化的必要性，但几乎不涉及私有化必然产生的社会后果，以及我们为这些后果必须支付的代价，所以我说他们的言论是对这个民族不负责任，是在不计后果、厚颜无耻地为各类正急于寻找新的投资机会的私人资本说话。
注：根据年前一研讨会发言整理（有较大增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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