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山老师谈到农民城市、农村“两头都挂还是两头不挂”的问题，谈到“两头不挂”的危险性，我对这个问题很有想法。2008年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出台之前，北京关于农村土地私有化的言论非常多，声音非常大。我当时的感觉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好像真的要出台相关政策，土地真的要私有化了。我感到不安，一些学者朋友更是忧心忡忡。在这之前，我和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老师探讨过这个问题，他的观点是，中国农村政策的底线是不搞土地私有化。我就给温老师发了一个短信，问他，现在有些学者大谈土地私有化问题，而且占据话语优势，是不是真的要出台政策了？他当时正在国外，给我回了一个短信说，应该不会有大的政策变化。我对温铁军老师进行过一次访谈，他对土地私有化问题的观点我很认同。
我问他，印度土地私有化衍生城市贫民窟，这是你反对中国土地私有化的根本原因吗？目前国内一些学者呼吁土地私有化，一些地方的农民也要求获得土地所有权，你认为土地私有化对中国将意味着什么？
他回答说，中国一旦土地私有化，就不是贫民窟的问题了，而是暴力冲突。我去考察过墨西哥的农民起义、埃及农民的地权斗争、印度的游击区，以及其他国家的农民对抗性冲突，根本的制度原因都是一个，就是土地私有化。2004年我写的印度考察报告，题目就叫《无地必反》。世界上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只有中国是真正完成了土地革命的，土地革命是民主革命的核心内容。因此，在发展中人口大国中，唯独中国不存在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制度环境，政府至少还可以通过大幅度增加新农村建设投资，来改善农民的生存条件。其他国家出现农民起义的地方，至今暴力冲突不断。血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农村政策的底线就是不搞土地私有化，否则，我们在上世纪牺牲了几千万人的生命才完成的民主革命又会倒退回去。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今后无论谁谈土地私有化，就让他去看看其他国家的贫民窟。中国的问题，是一个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民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发展问题和整个发展过程中的制度安排问题，如果政策失误，也制造出一两亿无地农民，制造出贫民窟，就要出大乱子。一旦数以百万计的贫困人口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一起，必然形成社会动乱的基础。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大型贫民窟都是黄赌毒泛滥，被黑社会操控。真到那时，别说以法治国，有本事先以法治“窟”，能治得了吗？中国要防止出现大型贫民窟，不要像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空间平移贫困进入城市。
张晓山老师讲的农民“两头挂”的问题，也是这个道理。如果农民能“两头都挂”，在城里打工，在家里还有一块地，一旦因为什么原因，比如遭遇经济危机，在城里失去工作待不下去了，回到农村生活是有着落的，还有土地可以耕种。而如果农民失去了土地，当他在城里失业、失保的时候，生存就失去了保障。走投无路的人会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这样的因素多了，社会稳定就不可能维持，和谐社会就不可能建立。所以我觉得，在农村土地所有权问题上，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中国的农民因为太分散，造成种粮的成本高，世界粮食市场的粮食不光质量高，而且加上运费都比中国便宜。所以，农村的土地需要适当集中，以降低生产成本。农村过去是人越来越多，土地必须分小块耕作。今后农村的人越来越少，土地集中就容易了。然而，真正的问题不是土地要不要流转、集约，而是怎么流转，集约给谁，是给农村集体还是给城里的某些个人。给了农村集体，一方面让进城务工的人获得“两头都挂”的安全，另一方面使留在乡下的人有更多的土地进行耕种，收入越来越高。若是给了城里人，这些“地主”们旨在圈地，不会认真去耕种，在城里失业的农民回到家乡，也不可能指望得到他们的救助。
今天农村的问题，主要是城市化的问题，也就是减少农民数量引发的连带问题。解决三农问题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共和国不能忘记自己人民的根本利益，共和国这趟列车谁都不应该落下。尤其我们是一个有9亿农民的大国，应该把广大农民的利益放在心上，就像杜润生老先生说的，谁要是忘记了农民，就是数典忘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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