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始终在进行，而且同样是假渐进主义，真多次休克疗法。所谓“不换脑代就换人”式的砸铁交椅，同行如暴风骤雨般的所谓砸铁饭碗，取消大锅饭具有无比的震慑威力。市场资本无形之手操控加上生计大山重负，足以摧毁一切心智，带来恐惧震撼疗效和特色记忆。形式“完美”，程序“合理”的新规新制，就如同法制建设和经济改革一样，在五光十色、光鲜亮丽的背后，导致严重的社会不稳，社会断裂，社会对立。这哪里是什么“成长中的烦恼”、“茅盾鼎显期”、“多元利益”等等所能解释了的？成长的烦恼好像是发展的社会必然代价，宛如“少年维特之烦恼”那般浪漫和仅仅具有阶段性特征。度过去、成熟了，也就自然消解了。新阶级大规模、暴发式生成与积累，阶级根本性的对立和矛盾冲突，已经在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全面展开。改革趋向不是所谓丧失共识，而是改革反思和回归方位的根本性的对立，在空前又动态恶化的两极分化下，业已表明这是一种无助的危险的奔向深渊的大棋局。
以为非热战、非冷战加上世界经济困局下的中国经济与财富崛起，将会最终走向中国世纪，并完成中华复兴。这实则是一个战略幻想式的误判。中国国防现代化近十年的跃进，尤其是“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的军队国防战略指向调整，表明最高当局对战略幻想的重新审视。但内政外交的全局性的突破转型尚未见统筹大政。重庆的冲击，尚未变成举国性的全民皆兵的全方位战略动员和社会主义强国大政的全方位整合。中国的危局态势，还在动态积累。这一切决非源于所谓的坡脚的政治改革，而是“相得益彰”的政治-经济改革的双簧联唱。即令如此，政治改革和经济走向的最终摊派也已经提到议事议程上了。
中国政治改革的最大误区，就是在党政分离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纲领下，误入了放弃党的经济领导权和人民大众的经济主宰权。把经济、管理、经营、战略、政策视做纯技术、纯科学的常规职能，并在所谓顶层设计、专家路线、市场导向、资本裁决的资源配置方位与路径之下，形成了党在经济领域的被边缘化，人民大众主人公地位在核心经济利益和决策结构层面上的大体丧失。这在政权统治和社会阶级基础的双重层面上，正在动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
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世界上没有哪个傻瓜会相信，放弃甚或仅仅是经济领导权失控，还会有什么政治根基和统治治理基础。
饭碗不保，医卡不给，福利低保，党政把人民大众的主体推给了私企、私有资本、外资与合营。全国70%-80%的就业成为资本雇用劳动力。不要说一有国际市场风吹草动，共产党拿什么保护人民的利益，就是在日常的市场、资本规则下，人民大众还能站立起来吗？
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拥有强大的经济载体。现如今仅靠相对于40万亿年GDP经济巨额总量（记住这仅仅是年GDP，是流量，若考察财富积累存量，则无疑不低是巨额的天文数字）的微不足道的6万亿国有权益资本，党和国家靠什么产权、财富与资源配置，来安天下，保民生，创造幸福？
党当然不是要置党产，但要置社会主义的国产、公产；党当然不是要垄断资源配置的具体权利，但党必须代表国家与人民大众，牢牢把握住社会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经济命脉、财富归属正义和战略经营导向权。从经济学到法学，从文学艺术到哲学、史学，从意识形态到主流话语系统，从大众媒介到常规语言体系，不要说共产主义信仰，就是社会主义觉悟甚至于一般的人伦操守，都在大滑坡、大倒退、大颠覆。好在大批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百分之九十甚至百分之九十五的毛主义者、中华民族的脊梁，不但日渐觉醒而且大声疾呼。好在重庆模式、重庆异军突起。更好在红歌、红色纪念、红色经典遍布大江南北，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全世界勃兴。
政治改革的第二大误区就是始终没有牢牢把握住，把目标锁定在行政改革方向之上，把中国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官国传统、长官意志、官官相护、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些伪政、劣政打掉、打垮。反倒是行政改革的怪圈越滚越大，泥潭越陷越深。三公消费成为直接的社会腐败温床和权钱色交易的社会样板，并且在砸掉铁交椅之后，又形成了公务员和干部队伍的银交椅、金交椅。行政成本成了预算特区。行政成本变成了财富漏斗，甚至社会无底洞。
举目中国行政办公建筑与装潢，请告诉世人，有哪一个低度发展中国家有此水平？又有多少发达国家奢侈到这等地步，拜金到如此程度？环顾全球各国，有哪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国人、代表团、商务考察、留学、外出满天飞，全世界周游？又有哪一个发展中国家连续举办超水平、超规格的国际大赛？国际博览？
养老双轨制，医疗双轨制，大学行政化，政治改革的方向到底在哪里？难道就是要在正规化、制度建设、废除终身制、年轻化、知识化的包装下，制造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更有“知识”、身份、“水准”，甚至所谓国际视野的新权贵、新官僚？就是要使行政成本分尽大蛋糕？近水楼台先得月？干部前腐后继？
政治改革第三大误区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名，以拨乱反正去政治化为名，以产业化、市场化为名，行瓦解、动摇甚至摧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基本制度建构之实。西方无论是冷战还是后冷战时期，主流阵地、学术-舆论-教育阵地，甚至娱乐文化阵地，现实主义战略平衡，无论是经贸金融战略政策，还是外交地缘战略政策，从来都是以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的根本政治利益挂帅的，从来没有把政治作为空洞化的说教，而是始终常备不懈、警钟长鸣。中国不多的几位打着顶层设计旗号的经济学家、法学家、党史专家、国家战略专家、文学艺术家，利用和制造政治信仰真空，鼓吹价值无涉，推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形成取消至少是大大弱化无产阶级专政的精英统治式的所谓依法治国，强化社会上境内外的假冒伪劣的党史与共和国史，引发一浪高过一浪的三俗恶流，把污名、脏水不断泼向伟大领袖、英明导师、历史强人、民族英雄、时代旗帜毛泽东，搞乱了主流意识，颠覆了思想传统，造成了文化颓废，制造了精神家园荒芜，使得理论哲学贫困，道德操守缺失，学术学说浅薄，文化精神乏味。在所谓高雅艺术、神圣文化、创作自由的幌子下，封资修和一切腐朽落后发动的东西大行其道。
政治改革的第四大误区是，理论界、思想界、学术界，甚至党政军各界，以为经济体制改革就是纯经济改革，既不是政治改革，也同政治改革关系不大。事实上，迄今为止的经济体制改革，是除了政权以外的几乎所有的政治改革。因为经济改革的核心指向和制度重塑集中在三大领域：第一是产权所有制改革，这是一切经济领导权、政治决策权、财富剩余索取权，甚至用工、分配、管理权的基础。改变产权结构，不但直接决定经济权力重新配置，而且发展到一定量变阶段就会引起政体、国体变更。因为，后者是由社会阶级基础决定的，是受社会意识形态、主流文化影响的；社会经济营运、发展基本制度或机制作用空间改革。那种在市场配置在资本产权占优或主导结构之下，就只能是资本家经济统治或资本所有阶层及其法定代理人阶层的经济管理专权与独裁。市场机制的彻底自由化、私有化、全球化，就意味着人民大众经济领导权、国家经济主权、国计民生经济生杀大权的放弃或被剥夺。而自发的市场资本导向的决策权，同地方腐败甚至单纯的政绩工程的权力离心离德，就足以造成政令不出中南海。这是时下每每中央大员强调落实的根本病因；第三经济改革无论是物价、市场、税收，还是工资、用人制度，最终都归结到管理权限和终极的分配。这种生产经营直接指挥权，甚至社会生活权及其社会财富剩余索取权，构成了社会制度的最大的民生权力空间。这是人民大众的最直接最现实最核心的政治利益。当年的“打土豪分田地”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革命？土地革命与解放战争是一体性的还是政治-经济两分法？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革命？“剥夺剥夺者”的社会变化是政治经济联动，再剥夺就会是纯经济行为而与政治无涉？离开了这些最基本的物质利益权益保障，人民大众迟早只能沦为资本“刀俎”下的待宰的“鱼肉”，只能在雇佣劳动下苟延残喘。浪漫的所谓人民资本主义、福利国家都在金融海啸下被无情地摧毁了。如果说以市场无形之手、萨伊定律、自由贸易神话为标志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被上世纪29-33年大危机击得粉碎，那么以华盛顿共识，主要是私有化、全球化、紧财政、高失业、消减工资与福利的新自由主义、新制度经济学、合理预期学派等等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在泡沫经济和金融海啸下彻底破产。中国经济学界正步入激烈的交锋时期，但全盘西化的经济学引进思潮尚未退却。西方的黑板经济学在中国变成了经济学的皇冠与道统。刘国光数年前，陈岱孙十余年前的发问与警示，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只有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大潮的真正复兴，才能引发中国伟大的政经变革。马克思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和基石，是从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重建开始和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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