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文：耕地保护事关粮食安全社会稳定
三农中国 http://www.snzg.cn 2011-04-20 09:33:28
来源：社科院农发所--财新网
更多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资源要素商品城乡等价交换、农民工能够落户城市，才是真正的统筹城乡
现实情况是，各地近年来不断涌现借城市化拿农民土地、以户籍换农民土地等现象。
这自然侵犯了农民的权益。陈锡文在全体大会上发言称，为在城镇落户的农民提供社会管理和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的责任，不应让农民以自己的财产权益去换取。
陈锡文在政协会议期间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就指出，“现在(有的地方)能力不大就想做(城市化)，就只能拿农民的地，这是违反法律的，因为这地不是你的，农民的地是农民自己的”。
陈锡文忧虑的还在于，耕地随着地方政府如此城市化进程可能会越来越少，而这事关中国粮食安全、物价稳定乃至社会和谐。
18亿亩耕地红线，在中国学界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粮食需求可以靠国际市场供给。但陈锡文并不认同这种说法。
陈锡文说，在吃饭的问题上依赖国际市场，危险是越来越大，至少对市场价格控制会越来越难。更何况，中国1996年在罗马世界粮食大会上曾经承诺过，中国要确保粮食自给率不低于95%。
“这几年大宗农产品在迅速的进口，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大豆的进口。前年进口量是4255万吨，去年为5480万吨，为国内产量的三倍多，今年1月份已经达到540多万吨，按照这个趋势下去，今年大豆的进口量看样子要超过6000万吨了，这相当于全球一年大豆出口量的60%”。
中国已经从早先的大豆出口量、产量均居世界第一，扭转为大豆进口大国。
陈锡文说，中国消费的大豆75%依赖于国外进口，丧失了国际市场上的大豆定价权。这是导致国内成品油价格不稳定、肉禽蛋奶的市场价格如此不稳定的重要原因。“先不说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发生了问题进不来，就是进得来，现在来看，我们自己的利益也是受到影响的”。
在中国，大豆进口一用于豆饼等饲料生产，一用于植物油压榨。于是，国际市场上大豆价格一上涨，就会导致豆饼饲料上涨，然后引起肉禽蛋涨价。“中国现在植物油的人均城乡消费一年为37斤左右，比日本韩国都高，这其中浪费很厉害。”
更让陈锡文忧虑的是，随着石油价格高涨，越来越多的粮食作物用于生产燃料酒精。在美国，会有越来越多人种玉米，而减少大豆种植面积，这势必减少国际市场大豆供给量，进而推升大豆价格。
陈锡文说，如果把大豆纳入粮食范畴，中国的粮食进口量已经达到11%，自给率勉强能够达到90%，从土地来看，大豆、棉花、植物油等等作物进口量类似于占用了境外7亿亩地，自给率大概不到80%。
薄弱的粮食安全线
增加粮食产量，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是关键。不过，相对于城市人，农民的嗓门太小。陈锡文说，一旦菜贵了就嚷嚷，于是国家就出面控制价格，出台措施，最后结果就是农民吃亏。“今年粳稻的价格从1.05元提到1.28元，就有城里人给我说不得了，一下子提高了20%!但这其实和农民的期望相比还是很低。何况，今年黑龙江粳稻的收购价格已经到1.4元了，突破了国家收购价格。”
和国际市场相比，陈锡文说，谷物秋粮豆类薯类等品种的国际价格大概高于中国30%，玉米国际价格略低于国内，但加上运费也高于国内价格。
作为一个常年研究农口的人，陈锡文说，他希望粮食价格能够涨点，这对农民有好处。否则，没有一个合理的农产品价格，农民会越来越不愿意种粮食。
到全国多地调研的陈锡文发现，只有万般无奈的农民才会种粮食，但凡有点办法就不会种粮食。“如果粮食安全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就很危险”。
危险还来自耕地的减少。“长远看，粮食包括大豆供求有比较大的缺口。如果耕地进一步下降，会越来越危险。”
现在，耕地占补平衡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作为城市化进程中，兼顾耕地红线以及经济发展用地需求的一种机制安排，正在地方土地财政的胁迫下走样变形。到全国各地不断调研的陈锡文坦言，很多试验区，试来拭去就试的农民的土地。
在全国政协中共组的讨论会上，来自地方的几位委员就提出，开荒开到现在，可开垦的耕地都已经被开发出来了，有的地方甚至连湿地都开发为耕地，黑龙江的三江湿地即已被开为稻田。很多地方是熟地换生地，占是实、补是虚，补的耕地数量只是落到纸面。
陈锡文十分赞同同组委员的发言，“说句实在话，糊弄人的多”，“还能有多少土地可以开垦为耕地?”他对此表示存疑。
至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耕地不敢占了，就拆农民的房子，并农民村庄，把村庄复垦为耕地，好象不占农民土地，但最后把指标拿过来，又是占了最好的耕地”。
城市郊区耕地在拆村并居中的大量占用直接带来了菜价的上涨。
陈锡文说，这几年菜价贵，最重要的就是城市郊区的菜地没有了，菜地越来越远。
他说，在北京郊区种菜的老岳父告诉他，城近郊区能种的菜地是多少年才培养出来的，到远郊种植苞米高粱的地去种菜，他一时半会种不出菜来的。
更何况，中国农村的土地不仅是生产要素，而且是社会组织的载体。耕地保护不仅涉及到粮食安全，更是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
陈锡文说，他跑遍全世界看不到任何一个国家为了建设用地指标，拆农民的房子并农民的村庄，中国这般做法真是史无前例。而被中国奉为新农村建设效仿榜样的韩国，其实是用了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渐进、自然而来。“人为把农民集中到一起，农民收入没有增加，费用却大幅支出，你现在把相关的水电费物业费用减免，你以后还收不收?收不上来怎么办?”
更重要的是，把那些上百年形成的有着深厚的血缘地缘关系的村庄很简单的“撤村并居”，让农民上楼，会深深地搞乱了农村的所有权关系、村组织之间关系、搞乱了农村的社会结构。“全世界经济发展都有基本的规律：城市变化很快，农村变化很慢，这符合中国古代哲学讲的‘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现在是城市、农村两头都使劲折腾，引出的毛病以后怎么收拾，真的不知道!”
真正的城乡统筹
中共十六大提出的城乡统筹，总体上到了以工带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本意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逐步改变，城乡发展差距逐步缩小，实现“城”、“乡”发展双赢。
但当前，地方上以统筹城乡名义继续低价拿地的劲头仍然很高。
现实与目标的差距在于背后深深的制度症结——过于追求GDP和财政增长。农业独特的产业特点使得其增长率达到4%、5%已经是不错的水平。但在过于追求GDP的现状下，地方政府不会鼓励农业发展。而且，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农业发展与地方财政脱钩，地方政府更没有了发展农业的动力。
“既然现在进入到统筹城乡的阶段，就要对地方官员有新的考核内容”。陈锡文建议，要切实按照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对县乡一级干部的考核内容：粮食生产、耕地保护、农民收入、社会和谐和环境保护，进行考核。“如果还是既往只考核GDP的方式，真是会耕地越来越少，粮食生产越来越没有着落。”
此外，更多的政府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资源要素商品在城乡交换时，做到等价交换，公平交易，绝不能再延续既往压低农民工工资、压低征地补偿的方式;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使得有条件愿意来落户城市的农民工落得下来。“这三件事情做好了，才是真正的统筹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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