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昭
观察当今中国，不论其因为权力角逐，还是意识形态较量，抑或内外部压力下的漂移，都令近期中国的政治走向充满不确定性。
这从官方媒体——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近期发表的社论，便可管窥其大概。《人民日报》在今年四五月份，连续刊登“关注社会心态”的系列评论，大有呼吁政治改革之趋向，一时令知识界和民间欢呼不已。然而，5月底，《人民日报》又刊发了一篇署名“中纪闻”的文章，要求坚决维护党的政治纪律，并批评某些干部在意识形态等问题上“说三道四”。作为喉舌的党报，竟然发出如此迥异的社评，可见中共高层在党的未来发展方向上依然存在分歧。
不可否认，邓小平模式带来的红利正在逐渐消失。面对腐败加剧、社会不稳、收入不平等以及党的权威不断受到侵蚀等问题，中共不得不对社会管理模式或治理模式进行新的探索。
当前中国最特殊而醒目的现象，当属地方发展和治理模式的竞争以及“左”“右”之斗。这其中最为突出和具有代表性的便是“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相对于媒体以及民间流行的“十八大”之前的权力之争，笔者更愿意把这种模式之争，视为中国下一步发展路径的探索。
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和行政生态中，权力之争很少以这种公开的方式对决（除非权力分配失控）。是故此两种模式之争的背后，更多是“十八大”前正当性的人事竞争表现，以及大陆未来改革方向的试错。换句话讲，这是一场中共党内对社会管理模式的新探索。毫无疑问，中共对政治改革的必要性非常清醒，但至于以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去推进，则没有共识。至少目前为止，中共还不敢冒这个政治风险。所以唯有让地方先行试验，待观其效果后再作谋略。
“打黑唱红”并非走回文革老路
“重庆模式”是这两年出现的，其显著标志是轰轰烈烈的“打黑”和运动式的“唱红”。美国斯坦福大学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近日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称，中共内部出现了一个以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为首的新毛派阵营；“红色文化”的复兴，与中共初创时“追求平等和社会公正”的理想没有半点联系。相反，由于近年来中国的不平等现象明显加剧，中共的党政领导只是把它作为一种增强稳定的手段。
对于知识界关于重庆正在走向“文革”式极左危险的说法，笔者更倾向于认同福山的观点：唱红歌，乃是在当今中国面临道德缺失、信仰不足的情境下，试图以中共革命传统价值和意识形态，来振奋民众精神，重构价值观（以增强合法性来源），最终乃是为了维持体系稳定。若因此认为重庆掌政者有走向文革的意图，则大错特错。无论哪一位执政高层，都深知中国不可能也不能再走向文革，这早已是共识。当然，唱红的效果怎样，最终能否达到目的，笔者认为仍需时间检验。另外，在“打黑”过程中，权力大于法、司法尊严受损的现象当值得反思。
“广东模式”则是在深圳模式的基础上加以丰富和发展，其核心内涵是市场、法治以及社会自治；其方法途径在于提供宽容的言论环境、重视法治的价值尊严、鼓励人民的公共参与。这从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言论便可以看出：“努力把人情社会变成法治社会”、“为什么领导可以骂娘，群众不能骂娘？”、“巩固大部制改革须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等。另外，今年6月上旬汪洋访德，首先去了解的是德国联邦议会的运作，并特别到议会“信访委员会”访问、座谈，会后表示德国信访工作中的很多理念和具体做法，值得广东认真学习借鉴。这些都可谓是“广东模式”的生动诠释。
广东的市场经济在中国建立得最早，发展得最快。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广东的选择只能是由市场而法治，由行政权力坐大转向公民权力坐大。
简而言之，“重庆模式”是通过部分回归原有体制，回应公众对公平正义的诉求，以缓解当下的社会冲突；“广东模式”则是因应市场和公民社会的发展，推动制度变迁。二者的一个共同目的，是探寻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为中国模式的改进提供新思路、新方法。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强调，“要不断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而第一本由国家权威机构发布的《中国政治参与报告（2011）》蓝皮书显示，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度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呈现出参与意愿较高，但实践水平较低的情况。这恰恰是处于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参与逻辑的真实写照。
关键在于政治精英的抉择
比较政治学研究表明，处于发展中过程的国家，极少把政治参与的扩大确定为发展的首要目标。政治参与扩大的程度，主要反映政治参与作为实现其他目标的手段的程度，或作为实现其他目标的副产品程度。社会中的底层尤其是穷人又易于形成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有关他们的要求或压力，不管来自个人还是集体，都会被当局忽视或拒绝，而这种看法又常常被证明是正确的。更糟糕的是，穷人影响政府的举动，不仅可能会招致政府的镇压甚至还会是报复。不得不承认，这种假说在中国，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
回过头来看中国目前存在的两种模式：“广东模式”更强调“做蛋糕”，即发展；“重庆模式”则注重“分蛋糕”，即公平（平等）。
哈佛大学学者亨廷顿认为，“社会、经济现代化意味着一种政治文化和政治观念的形成，这种政治文化和政治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使政治参与扩大化，并因此促进政治参与。无论民主社会还是共产主义社会，事实上都是如此。”然而，哥伦比亚大学乔纳森·桑夏因博士的研究结果表明，“民主制度形成的关键性突破，发生在一个社会已向更大程度的收入平等方向发展之后，而这种突破又会带来加速收入平等的趋势。”换言之，无论是发展还是平等，都与政治参与存在正相关关系。
在任何社会，政治精英对政治参与的态度可能是影响该社会政治参与性质的一个最具决定性的因素。笔者注意到，对地方发展产生的模式之争，以及意识形态的左右之斗，作为集体的中共领导层并没有明确表态。这的确是一个不易的抉择。然而在这种模式之争中，中共领导层又必须作出抉择，因为中国急需要对新的发展道路早日确定。
作者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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