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晓慧 林晓 北京报道
“现在不重视,将来吃大亏。”近日在一个内部论坛上,农业部一位高层人士表达了对政府为何如此重视转基因研发的原因,他表示,政府把转基因的研发提高到了确保粮食安全的高度。但是在商业化运用方面政府层面还是“慎之又慎”,现在在粮食方面运用得很少。
他认为,现在转基因科研成果主要集中在抗逆、抗旱和抗虫害等方面,下一步研发的重点将主要是提高产量。
农业部对转基因研发的重视可以从2011年以来的几十条招标采购信息中了解到,他们大都涉及转基因技术或是相关项目,在2010年此类招标信息仅有几条,不及2011年的十分之一。
“中国政府‘十二五’期间对转基因品种研发支持300亿元,而对常规育种只有1.8亿元。”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顾问陈一文告诉记者,国家对转基因推广应用研究的经费投入,远远超出对生态农业的投入,打着转基因项目的招牌比较好申请资金。
“转基因玉米对动物的杀伤力非常大。”云南财经大学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特聘教授顾秀林表示,先玉335就是打着非转基因的旗号干着转基因的事,一旦转基因玉米成为合法,也无法再追究它的问题,最多算是抢跑,但基于转基因水稻目前遇到的安全问题,转基因玉米永远合法不了。
2009年10月,农业部批准了两种转基因水稻和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水稻和玉米部分品种成为第一批可进行转基因实验种植的主粮,但就在转基因农产品拥有安全证书整整两年之际,9月底,有消息称,由于各方面对转基因安全性的质疑以及目前在转基因主粮的研究方面还不成熟,转基因水稻上市被推迟,未来5至10年内中国将不会推行水稻为主的转基因主粮商业化。
“其实就是枪毙了转基因水稻。”顾秀林补充说,但私底下还会照常进行。
其实,早在转基因水稻和玉米品种获得农业部安全证书后,业内便有颇多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不少专家们认为,在育种科技创新方面,这两种转基因水稻和玉米品种都有所不足,其中对转基因安全性的质疑声音最大。
“利益是转基因农作物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在顾秀林看来,转基因的种子拥有极高的利润空间,“一公斤普通的玉米种子大概是四五块钱,但我见过一公斤转基因的玉米种子可以卖到50甚至100块钱。”
但在陈一文看来,这种现象仅是短期行为,“从实践来看,无论是中国的转基因棉还是从国外进口的转基因玉米,最初都是针对农作物的主要害虫进行的,但最终出现了两种情况:第一、主要害虫暂时得到了遏制,但后面的害虫又发展起来,因为主要害虫有可能是其他害虫的天敌;第二、主要害虫慢慢地产生了抗药性,导致虫灾比之前更厉害,最后不得不用更多更厉害的杀虫剂去杀它。”
陈一文回忆,中国的转基因棉便遭遇过这样的境遇。
政府对转基因科研力度的加大,主要源于是对抗外资对中国种业的控制,确保粮食安全。农业部这位人士说,中国目前50%的蔬菜品种掌握在外资手中,有些国际种子公司进入国内市场后,先以较低的价格向农民推销种子,或者免费让农民试种,在潜移默化中培育我国农业发展对这些跨国公司的依赖。
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农村劳动力转移使生产者变为消费者,食品消费结构升级和粮食的能源化也带来了简洁的需求增长。这些都使得高层人士将目光投向转基因科研,它或许是今后确保粮食安全的重要砝码。
农业部这位人士说,转基因问题现在在社会上非常敏感,导致大家意见分歧的原因是目前科研方面还有待突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对转基因的技术以及政策不是很透明,导致公众的一些误解,今后在透明化上要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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