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斯蒂芬·罗奇
长期以来，我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抱有很高期待，认为会议将标志着中国在改革和经济政策上的一个决定性转变。从三中全会公布的《决定》看，这次会议的成果超过我的乐观预期。它打开了向“下一个中国”重大转型的大门。中国经济将变得更均衡、更稳定、更协调，最终变得更可持续。现在的关键是要制定透明的执行战略，使得三中全会确定的2020年转型目标既可信，又能如期实现。
市场作用从“基础性”变为“决定性”，标志着中国经济战略的一个重大突破。这将使由市场决定的价格在经济资源和金融资产的配置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对于解决困扰中国很长时间的许多不平衡问题至关重要。这些不平衡包括：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对存款利率的严格管制所导致的个人利息收入受到人为限制，以及影子银行(比如理财产品)的快速扩张;对人民币汇率积极管理所导致的过度流动性。如果允许市场在确定中国的利率、货币和产品价格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那么中国经济就能更好地解决其长期竞争力和生产率提升的问题。“决定性”一词可能代表了中国经济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在理念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当然，关键也是要有一个透明的时间表来实现这些基于市场的定价。
长时间以来，有一个共识就是中国必须在经济增长模式方面实现一个大的结构性调整。三中全会公布的《决定》在这方面非常鼓舞人心。中国经济再平衡需要得到国内私人消费更强有力的支持，这一点，人们已经没有异议。“十二五”规划提出了经济再平衡的几个主要支柱——通过发展服务业创造就业，利用城镇化增加收入，通过完善社会安全网降低居民对未来的不安全感，从而减少预防性储蓄。迄今，政策的着力点主要在于有关前两个支柱的机遇，即创造就业机会和增加城镇地区收入。尚缺乏足够认识的是，需要将这些机遇转变为消费，而这有赖于刺激消费者行为的改变，特别是要扭转人们的不安全感，使他们对一个更安全的未来有信心。
令我感到鼓舞的是，《决定》注意到了中国经济和金融的众多重要不安因素，包括一胎政策导致的人口扭曲、因过时的户籍制度导致的社保异地流转的障碍、国有企业利润充实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问题、因储蓄利率管制导致民众利息收入受限，等等。会议公布的措施极有可能推动中国实现长久以来所期待的结构性变革，转向一个更强劲的由消费拉动的增长模式。
三中全会的《决定》使人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对外国企业和外国投资者进一步开放，已经近在眼前。自由贸易区可能扩大这一点尤为令人鼓舞。加快资本项目可兑换和扩大外资准入也引人关注。但是，有些方面需要尽快明确。比如，哪些行业将可能开放?对外国投资者的门槛要求是什么?有没有一个时间表?
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领域是，外资对中国仍处在发展初期的服务业的投资。中国服务业发展潜力是巨大的。服务业是劳动(就业)密集型产业，也是低碳产业。2025年之前，如果服务业占中国经济的比重从现在的43%增长到56%，那么中国服务业的产值就会在未来12年内扩大约12万亿美元。从其他国家的经验看，这并非天方夜谭，因为服务业已经是许多现代经济体的支柱。然而，中国建立并运营大型服务产业(例如批发、零售、物流、餐饮及休闲、金融以及医疗的后台服务)的历史还很短。在下一阶段的发展中，中国需要引进外国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应对挑战。
随着服务业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变得可贸易，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未来服务业中高达4万亿至6万亿美元的富矿可以对外资开放。这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企业都意味着巨大商机。要想抓住这一机遇，中国必须在三中全会之后紧接着制定服务业发展的全面蓝图(包括金融领域和非金融领域)。这是摆在中国改革议程上的未完成任务。▲(作者Stephen S. Roach现任教于耶鲁大学，是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本文由本报驻美国特派记者吴成良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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