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相对衰落已经开始

近期香港的“普选”之争，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笔者认为，当前试图用“占领中环”的手段来影响香港金融中心的正常运作，进而来逼迫北京中央政府就范并同意泛民提议的普选提名程序，同时也在提升香港的政治风险，并影响香港未来的发展方向。政治风险的飚升，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未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占领中环”运动将使一部分香港人和中央政府的对抗走向公开化。发起这一运动的目的是，如果特首人选最终不能由公民提名产生，将发动公民抗命。“占领中环”预演其实已经发生。如果北京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关于选举方案的诠释不能满足或迁就泛民主派所提出的特首提名方案，泛民将发动更大规模和持久的“占中”运动。与此同时，“反占中，争普选”游行和活动也此起彼伏，凸显了香港社会中的政治割裂在加深。

其实，香港政治对峙的恶化已经影响到财政预算的通过，制约了政府实施缓减通胀的纾困政策执行以及相关基建拨款。若香港仅有的逆周期财政政策不能顺利落实，香港的经济将受到负面影响，加重贫富不均，加深社会矛盾。例如，立法会的“拉布”(即立法机关里少数派拖延法案的一种战术)事件，推迟了政府2014-2015年度约390亿港元的财政拨款，其相当于香港GDP的1.8%。

尽管香港的很多居民认为香港对大陆的开放影响了自身生活质量，但不可否认，香港与大陆关系的加深，对于香港的发展也至关重要。香港金管局在2007年做出的一项研究也表明，香港在很多传统指标上，尤其是外汇和债券市场的深度上，与很多传统金融中心差距很大，但依托于一个较大的经济母体是提升其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关键要素。此份报告表明，如果中国大陆的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和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达到美国的水平，香港通过金融产业对大陆的“出口”将比目前的水平提高数倍。事实上，在这项研究做出的2年后，人民币离岸市场在香港开闸，在几年的时间内高速发展，为香港金融市场的竞争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毋庸置疑，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需要依托大陆经济的发展。但是如果一个民选的香港政府不断挑战中央政府的底线，不能与内地达成和谐的政治生态，未来其国际金融中心的位置也将受到严重削弱。这一过程中，作为香港最为关键的竞争对手，上海将是最大的赢家。

翻开两座城市的历史，都有着从小渔村向殖民地以及国际金融中心的涅槃历史;但更加重要的是，两座城市的发展与衰落都没有离开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影响，也正是由于前3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政治稳定，才出现了两座城市的迸发力量。

从海外投资者的角度来说，香港和上海各有优势，但一个很明显的共识是香港的相对优势正在逐步丧失，上海正在迎头赶上。

从人均GDP来看，上海的人均GDP从80年代初的1800美元，猛升至2013年的近15000美元，上涨了超过8倍，而香港的人均GDP也在这段时间增加了6.5倍，到2013年为3.8万美元。从这一水平来看，上海的人均GDP仅为香港的40%，但考虑两地的人口差异(上海人口几乎是香港的3倍)，上海的经济体量已经超过香港，而上海的年均经济发展速度几乎为香港的两倍，这样的赶超效应将十分明显。即使香港引以为傲的金融业，上海也在快速地逼近香港。以银行业总资产为例，香港的银行业总资产到今年5月份达到了17.7万亿港币，约合14万亿人民币，而上海到2013年年底的银行业总资产已经超过了12万亿元。考虑到香港银行业的主要客户来自于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融资水平也表明上海在传统金融能力上已经不相上下。

上海与香港的差距体现在其他的很多方面，比如说资本市场的深度，在股票市场的活跃度、筹资能力以及衍生品交易上，上海距离香港仍然有相当的距离，再比如在外汇市场方面，香港的交易量也要高出上海数倍，等等。这些差距既有市场参与者的成熟度问题，也存在监管跟进的问题。笔者相信伴随着大陆相关改革的推进和资本市场的开放，上海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会很快超越香港。

回看香港，其最大优势仍然在相对透明和成熟的法律制度上，这对于海外投资者来说是香港最独特的优势。上海也已经看到了这方面的问题，并已开始着手通过上海自贸区的建设和推进，来逐步拉近与香港之间的距离。事实上，这也正是香港需要担忧的——如果上海更加熟悉国际金融环境与操作并与国际接轨，那么香港的比较优势就会逐渐消失。

同时，如果香港出现更加复杂的政治环境，层出不穷的公民抗命，不断地与中央政府对抗和对《基本法》的蔑视，其原有的司法制度的优势将不可避免地消失殆尽。而“中国商业代理人”的身份一旦消失，那么未来香港的发展将面临不可逾越的瓶颈。同时，由于成本的问题，香港制造业的重新崛起也已是天方夜谭，走向更加专业化和国际化的服务业，是必然的选择。与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相比，香港的相对衰落也许已经开始。

　　附：香港对中国重要吗?

“占领中环”(Occupy Central，简称“占中”)与死对头“反占中”运动在一件事上看法相同：对方胜利将对香港作为中国商业门户的特殊地位构成威胁。

宣布香港特殊地位不复存在的“讣告”早就有人写过。比如在1997年，有些唱衰者预言共产党将管理不善，2003年SARS恐慌期间也出现过此类“讣告”。那两次，旧的体制被证明颇具韧性。政府(无论是香港政府还是中央政府)都采取支持态度。香港秉持具有全球可信度的法律和商业标准。这种安排有利双方。

但是，中国不再像以往那样需要香港。深圳和上海已经发展成熟。经济增长已使中国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因此，中国可以设定自己的条款，从跨国公司的定价政策，到中国企业选择的商业合同适用法律。香港也许为其独立性抗争，但中国将决定业务应当流向哪里。

这种转变可能给香港带来痛苦的后果，正如企业行为所证明的。自2011年以来，长期盘踞香港、经营范围涵盖房地产、交通和食品的太古(Swire)，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剥离的资产超过收购的资产。就连李嘉诚(Li Ka-shing)也在对冲自己的赌注。同期，他的长江实业(Cheung Kong)集团公司——涉足房地产、电信和零售业——对发达市场公用事业的投资超过其它任何行业。

随着内地官员收敛炫耀性支出，香港的吸引力已经下滑。随着专业服务机构把员工迁往别处，商业和住宅开发商及业主可能失去更多营收。香港仍将是一个伟大的全球城市，具有自主确立的身份认同。但它作为中国商业门户的角色无论如何都很可能变得次要。

英国《金融时报》 Lex专栏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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