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俱乐部”对生态危机的告诫与呼吁已过去差不多有半个多世纪了，1575位世界顶级科学家签署声明警告人类正面临严重的生态威胁也20多年了。但是，环境的污染、生态的破坏在继续，并且在有的地区还变本加厉。看看当今中国的雾霾吧!已经到了谈霾色变，人人自危的程度。
那么，为什么我们在消除生态危机方面如此举步维艰、事倍功半?
关键在于至今人们尚未找到给我们带来如此大灾难的真正祸首究竟是什么?或者即使依稀地认识到了但由于各种原因却不敢也不愿面对它。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优秀的思想资源，还是在我们面前所发生的客观的事实都清清楚楚地向我们显现出，造成生态危机，带来严重雾霾不是别的，正是资本逻辑。资本逻辑的无限展开使我们陷入如此的灾难之中。
资本逻辑与生态之间的这种对立是由资本的本性所决定的。资本不是一般的物，而是一种社会存在物。自从它来到人间，特别是当它成为现代性的本质范畴，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建制以后，它对人类，对自然界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的第一个属性就是“效用”原则，即把一切变成“有用的东西”。正是这一属性使自然界失去了“感性的光辉”，变成了仅仅是有用的某种体现者而已。自然界原有的神圣性、敬畏感在资本面前都丧失殆尽。自然界和世界上任何存在物一样都只能在资本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辩护。资本所第二个属性就是“增殖”原则，如果不增殖资本就死亡了。资本就如癌细胞，它自身就蕴含着源源不绝、不绝如缕。正是这一属性它对自然界的利用和征服是不会有限度的，只要资本逻辑还占有统治地位，它就必然要为着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而生产，与此相应，也就要最大限度地向自然界“索取”。这就是说，当遍布华北大地和整个中国的企业都是受资本逻辑所支配，都是在为交换价值而不是为使用价值而生产，都是把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作为企业存在的宗旨之时，那么，在华北大地和整个中国上空的雾霾是不会消除的，而且还会越演越烈，也正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样，很可能雾霾在我们中国还刚刚开始。
既然资本逻辑是造成生态危机、雾霾的主因，那么我们应当自然地得出结论：消除雾霾就应当在正确对待和利用资本上下功夫。但令人不解和痛惜的是，现在不断有人给中国消除雾霾所开出的“药方”是进一步推进资本化，即让一切资源、能源进入市场变成用来交易、挣钱的资本。与此相应，他们认为国有企业带来了雾霾。他们主张打破垄断，让中国涌现出无数个经营能源的私人企业进行自由竞争，缓解甚至消除中国的雾霾。实际上，企业不管多少与大小，只要它们奉行资本逻辑，都会与生态相冲突。打破能源垄断，听起来激动人心，但很可能带来更为严重的雾霾。我们可以说，国有企业更有可能在消除雾霾上有所作为，因为国有企业按其性质它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它更有条件和责任按全体公民的根本的、长远的利益组织生产，更有条件和责任“跳出”资本逻辑。国有企业现在在这方面做的不好，不等于它就没有这一“先天优越性”。
当我们一当把生态危机、雾霾与资本逻辑联系在一起，马上会有人出来驳斥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奉行资本逻辑，但它们的雾霾没有我们严重。在这里我们特指出三点，其一，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现状必须作出正确的评估，它们在雾霾等方面可能没有我们那么严重，但它们同样面临日益加剧的生态问题，例如温室效应、气候的变化就在困扰着它们;其二，它们在治理雾霾等方面确实卓有成效，但须知它们靠的是政府，靠的是政府制订的一系列法令，而这些法令的推出显然不是首先基于资本的增殖，而是基于公民的共同利益，从而这不能用来证明是资本化的结果;其三，它们把许多污染企业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不要忘记西方有位政要的名言：让它们（指第三世界国家）吃下污染。
我们在这里提出通过正确对待和利用资本来消除雾霾，是不是就主张当今就完全废除资本逻辑?不是的。我们清楚地知道，人的目标是多元的，当今中国人民既有消除雾霾、保护生态环境的指向，同时又有发展经济、增加物质财富的目标。前者要求我们限制甚至消灭资本逻辑，而后者又迫使我们利用甚至发展资本逻辑。这就使我们陷于难境地。如果一味地限制资本逻辑，我们就会回到“老路”上去，而倘若只是执着地利用资本逻辑，我们则会拐入“邪路”。既不回到“老路”又不走“邪路”的中国道路，就是要走出这种“两难境地”，开辟出既能保护生态环境、免受雾霾之苦，又能发展经济、创造出丰富的物质生活资料的“新路”。这就是中国道路的艰难与可贵之处。这条“新路”目前在世界上没有现成的，但我们中国人民应当有信心把它开创出来。这将是对人类文明的莫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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