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金融自由为口号，以金融自由化(取代资本主义的老口号贸易自由、贸易自由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正式走到历史前台，把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推向新帝国主义(金融垄断掠夺资本主义)的新阶段。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国家出现经济增长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且日趋严重，战后一直处于主流地位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失效。于是，国际垄断资本、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选择了符合它们最大利益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作为新的官方经济学，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其标志是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其核心和最终落脚点是金融自由化，主张放松甚至取消金融管制，全面开放金融领域，并将其锻造成在各帝国主义之间、向帝国主义内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进行金融掠夺的利器。
在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推动下，新自由主义迅速向拉美、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发展中国家蔓延开来。
比如，受金融自由化影响，1992年，阿根廷由外资控制的银行资产仅占12%，到1997年就上升到52%。伴随着金融自由化，阿根廷的外债迅速增长，金融主权受到削弱。在外资的控制以及进口商品的冲击下，拉美国家的民族工业遭到严重损害，国家经济安全大为削弱，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大大降低。曾被标榜为推行新自由主义典范的埃及，随着国有企业、国有银行的集中出售，以及对国际资本流动监管的放松，民族工业日益衰退，成为名副其实的“依附经济”，贫困化和两极分化现象日趋严重。这些经济问题成为埃及动荡一个重要的深层次原因。
比如，受金融自由化影响，东欧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尤其是工业和银行业也为外国资本所控制，丧失了主导权。在匈牙利、波兰、克罗地亚、捷克、爱沙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这7个国家中，有4个国家外国资本占银行业资本的65%以上;外资对这些国家工业的控制程度也很高，有3个国家超过了50%。但外资的涌入并没有为东欧带来经济繁荣，以匈牙利为例，经济增长不进反退，尤其是在1990—1993年间，GDP下降了近20%。
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推行金融自由化的后果之一，就是发生了一连串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以拉美为例，1994年，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1998—1999年，巴西在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出现严重货币危机;2001年，阿根廷因经济衰退和债务问题引发了金融危机;2002年，巴西和乌拉圭又陷入金融动荡。
很多推行金融自由化和分享金融掠夺一杯羹的二流资本主义国家也难逃厄运。比如，冰岛人均收入一度排世界首位，但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其金融体系遭受沉重打击，货币大幅贬值，外债高筑，国家濒临破产。
当然，以金融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并没有克服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却大大加剧了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分离、分化，过剩的生产资本为获利而转入金融领域，比如，美国金融业在国内总利润当中所分割的比重越来越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不足20%上升到30%左右，并在本世纪初一度达到45%，而同期制造业利润的比重则大幅下降。随着全球资本过剩和经济失衡不断加剧，金融自由化解除了对金融部门的管制，更为各种金融欺诈、投机铺平了道路，金融加速畸型膨胀，导致几乎所有的西方市场经济模式国家都出现了经济金融化并导致危机的现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每隔10年左右就会发生一次较大的金融危机，大型金融机构破产也不时发生，最为典型的当然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甚至使欧洲国家也普遍深陷主权债务危机。说明以美国为首的新帝国主义一线阵营，也不能逃脱以金融自由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的反噬。
广大民众在亲身经历中逐步认识到以金融自由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的危害。2011年秋季，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抗议者们高举“我们是99%”标语，抗议美国金融垄断资本老巢华尔街贪婪无止境、指责政府救助少数金融机构而使多数人陷入经济困境。
虽然没有击中金融自由化、金融掠夺这个核心，但是，甚至连帝国主义、资本主义阵营内部也发出了反对自由主义的声音。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撰文指出：新自由主义一直是为某些利益集团服务的政治信条。曾长期担任政府智囊的日本经济学家中谷岩，由新自由主义的急先锋转变为忏悔者，批评新自由主义让世界蒙受了巨大灾难。巴西理论家多斯桑托斯将里根经济学称为“灾难政治经济学”，认为拉美国家“落入了新自由主义陷阱”。一些致力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西方政要，也不得不反思新自由主义的错误和危害。在2009年二十国集团峰会闭幕新闻发布会上，英国首相戈登·布朗公开宣布了“华盛顿共识”的终结。2009年2月，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专门撰文批判新自由主义，指出“本次危机正是过去30年来自由市场理论主宰经济政策的最终恶果”。
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广受诟病，走向末路，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五年以来，效果不佳，陷入困境，说明不止新自由主义走向末路，连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否有足够的自我调节能力、是否有能力顺利地进行重新调整，都已经成为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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