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天，网上流传一组文章，看看标题，就足以令人触目惊心：《中国农村剩男调查:30岁未婚光棍一生多成定局》、《媒人：村里男孩结婚太困难，寡妇都成抢手货》、《山东：部分农村彩礼拿秤称 一般3斤3两百元大钞》、《16岁小夫妻与2000万农村剩男——农村青年的命运无法改变了吗?》——
这些文章反映的问题，表面看是农村青年面临愈来愈严重的婚恋危机，而在笔者认为，这正是中国三农问题爆发以来农村危机不断蔓延的结果。也许我们可以把农村中出现的光棍危机、高昂彩礼等问题的出现归结于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人们生育观念偏差以及传统道德式微等因素，然而深入思考之下，就能发现上述因素只是标，而非本，什么是根本呢?根本就在于城乡发展的失衡、农民的分化、贫富的差距以及造成这种状况的发展方式。
当今社会，更像一个由权力和资本主导的金字塔结构，上层对下层的不断吸取挤压形成巨大惯性力量，必然要逐层向下传递，最后就只有身处金字塔最底层的农民来承受。农民面对这样的压力，唯有使出浑身解数，进行互相残杀式的严酷竞争，以期获得个体生存发展空间。而为了在竞争中胜出，农民只有押上一切，集中所有资源，甚至透支未来，牺牲家庭成员，那就是一方面出现的老无所依、留守儿童，另一方面又是高昂眩目的彩礼和大操大办的奢婚。据此，有人不能理解，指责农民观念落后，世风日下，但他们是没有真正地处在农民的位置，说句不客气的话叫“站着说话不腰疼”，在强大的社会压力及对有限的稀缺资源激烈争夺下，农民不如此选择才怪，这就叫做物质决定意识，屁股决定脑袋。然而，我们又不能仅仅像某些四平八稳的专家学者提出所谓“理性”选择一样，用所谓的“理性”掩盖社会资源分配严重不平等的事实以及造成这种状况的制度机制，也就是说年轻女性之所以成为农民争夺的稀缺资源并非完全是由客观因素造成的，反而很大程度是由上述金字塔社会结构制造的。这样说也许会让人认为笔者是一个“唯机制”论者，夸夸其谈，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然而，任何事物现象之后必有本质，不挖出产生的问题的根源，又如何能认清规律并求得治本之法呢!
即便退一步讲，我们可以把农村青年婚配难仅仅归罪于人口出生性别比的严重失衡，那么这种失衡又原因何在?如果我们作一个简单的历史分析，就不难看出，人口出生性别比例失衡源于人们生育观念的扭曲和异化，而这种扭曲和异化又是人们为了适应客观环境的必然结果。从传统的“多子多福”到现代的“多子多难”，由过去拼命“偷生”，到现在的拼命“逼生”，表面看是人们生育观念的改变，实则是社会发展的变迁，归根结底都是人们参与社会竞争的“理性选择”，在传统的生产力低下的小农社会，“多子”观念必然奉行，而到了现代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市场社会，“少子”观念也必然取而代之。正是由于这种社会变迁带来的生育观念转变过程中必然产生的“阵痛”，出现了男女性别比例失调问题及由此造成的农民婚恋危机。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从本质上讲，正是激烈的的社会竞争导致人们生育观念的扭曲和异化，而造成生育观念扭曲和异化的后果就只能由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来承担了。所以，无论怎么说，都是迫使农民参与激烈社会竞争的机制制度导致了农民婚配难的结果。
从农民家庭结构以及婚恋变迁来看，由于改革开放后，农村青壮年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城市打工而把年幼的孩子和老人留在农村，家庭成员处于分离状态，由过去的稳定型家庭结构变成了疏离型家庭结构，家庭关系被无情撕裂，这就无形中隐含了农民的家庭危机。而另一方面，由于青年农民外出打工，工作地点与家庭再生产地点错位，使他们难于在工作和生活中接触异性，培养感情，于是闪婚闪离流行，进一步加剧了农民的家庭危机。由此可知三十多年来，农民的家庭不是更稳固了，而是更离散了，婚恋不是更文明自主了，而是更恶俗被动了。
如果放在更广阔的空间来看，之所以农民家庭危机显现和恶化，正是我国发生严重三农危机的表征，或者说是三农危机进一步深化和曼延的结果。其根源就在于小农经济制度必然走向没落，而又没有更好的制度选择来替代。甚至可以说在小农经济制度与资本主导的市场化社会双重挤压之下，三农问题愈加突出和危急，从而引发的农村危机和社会危机。而从种种现象来看，不仅农村原来就存在的留守儿童、老无所依、讨薪难等问题还未有解决之道，现在又不断产生了诸如光棍危机、婚恋恶俗等新的社会问题，恰恰说明农村危机无论从广度和深度上都在不断推进和强化，而这一系列的严重危机正是吞噬农民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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