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信仰驱动到利益驱使
张志坤
人类遂行各种行为的动机，无非来源于两种基本的驱动力：一是信仰，一是利益。每个人是这样，每个社会也是这样。在人类的历史上，推动人类发展前进的无非就是信仰与利益两种动力，有的时候信仰成为主推动力，有的时候利益成为主推动力，还有的时候二者混合成力、兼而有之，这就是人类社会在发展动力机制上的基本特征。
信仰的内涵，是指包括社会政治理想、人类未来归宿等方面精神与价值的元素，其主要表现形式是人类的精神产品，主要衡量尺度是觉悟的高低;
利益的内涵，是指包括由生理需求、社会结构、生产关系等方面物质与等级的要素，其主要表现形式是现实的物质获取，主要衡量尺度是金钱的多寡;
在信仰驱动的框架下，人们具有这样的特点：
一是牺牲奉献
为信仰而战，付出的将是鲜血与生命。而生命无价，为信仰而牺牲，从来不计代价、不讲代价。古往今来，古今中外，这类仁人志士多得不可胜数;
二是艰苦奋斗
用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当年国共两军对战，共产党的军队没军衔、不发饷;国民党的军队有军衔、发军饷。结果是有军衔、发军饷的军队打不过没军衔、不发饷的军队，究其根源，在于信仰，一个能够艰苦奋斗，一个做不到。
三是忠诚干净
以信仰为核心，为主要驱动力，这样的人一般都忠诚于事业和组织，较少变节者;也比较干净，能够自律自警，比较少有贪墨者。思想忠诚、品质纯洁是政治领域的鲜明特点。
在利益驱使的框架下，人们具有这样的特点：
一是争权夺利
在利益的驱使下，人们使尽各种手段争名夺利，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大小政治集团的内部难以避免地要出现严重的派系纷争，尔虞我诈、彼此倾扎，进行着永无休止的利益再分配。
二是争先致富
发财致富是利益最直接最具体的表现，金钱是利益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因此，在利益的驱使，首当其冲的追逐对象就是金钱。于是，一切向钱看，人们不择手段地拼命捞钱，按照“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的逻辑，争相当先富起来的人，谁也不甘落后，把手段的合理性抛到九霄云外，目的是唯一的，也是决定一切的。
这样的社会生态必然导致相当一些人迷失在金钱之中，在这些人的生存逻辑中，金钱就是越多越好，而没有高线与止境，他们所追逐的就是一个数字，而数字没有尽头。
三是市侩奸诈、反复不定
在这种驱动机制下，整个社会越来越缺少诚信的品质，表现在政治领域，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叛变与倒戈比比皆是，用一句老百姓的话说，有奶便是娘。
不同的驱动机制使社会发展呈现不同的面貌。
就生命体验而言，在不同的驱动机制下，人生的意义与和价值，有不同的诠释解读。
中国古代的司马迁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是至理名言。但究竟何者为轻，何者为重，则言人人殊、大相径庭了。
以信仰为宗旨，则会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事业奋斗当中，矢勤矢勇，至死不渝;
以利益为宗旨，则会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利益攫取当中，突出的表现是贪，贪多少都不够，即使贪了全天下，还想着要把上帝或者玉皇大帝的那一份夺来，永无止境。
就社会历史而言，在不同的驱动机制下，社会发展表现为不同的历史面貌。
在信仰力量的驱动下，社会历史一般要处于上升的周期，总体来说，品质较好;如果从信仰驱动转向利益驱使，这个时候往往要表现为历史的沉沦，总体而言是泥沙俱下、沉渣泛起。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这样两个循环交替进行的运动。
既然这样，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了，当代中国处在哪个历史循环期，对此应该做出怎样的评价呢?
显然，“前三十年”主要是信仰驱动的历史时期，而“后三十年”则主要是利益驱动的历史时期。当然不能不说明的是，即使在“前三十年”，利益驱动机制也发挥巨大的作用，并不是说以信仰驱动为主就没有了利益驱动的成份;同样，“后三十年”主要是利益驱动，也并非没有信仰驱动的空间，信仰在一定程度及一定范围内还在发挥作用。
如何评价二者的优劣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即使如上所述，两种驱动机制下各自表现有突出的特点特征，但也很难就此判定孰优孰劣。前后两个三十年比较下来，只能说二者各有优劣：前者缺少可持续发展，穷且益坚在特定历史环境下能够做到，但不能总是如此;后者能够极大地调动人的物欲，促使物质生产快速增长，财富因而暴增，但由此而来人的道德堕落与精神泯灭也同样可怕。
如此一来，教训无非是两条，一是二者不能互相否定;二是必须找到二者的最佳结合点，实现二者的最佳结合。
现如今的中国恰恰在上述两点上都难以令人满意，其中特别是第二点，非但没有找到一个良好的结合点，相反却把利益机制放大到夸张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品质就要很危险地出现整体性的堕落，而这样的堕落将拉动一切都跟着往下走。照此趋势发展下去，总有一天还要再一次进行历史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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