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革造反派五大领袖之一，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先生因患脑瘤医治无效，于今天(2019年6月26日)凌晨3：30在成都华西医院上锦分院去世，享年78岁。一个温和的造反派前辈，一位与世无争的老人，一路走好!
王大宾1941年出生于四川西昌地区德昌(今凉山州德昌县)大山深处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61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地质学院。在校期间恰逢文革运动，曾任当时著名的学生造反派组织北京地院“东方红”政委兼司令、首都红卫兵三司副司令、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与北大聂元梓，清华蒯大富，北师大谭厚兰和北航韩爱晶一起被誉为“造反派五大领袖”，多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及中央文革小组等领导人接见。
王大宾在文革中最有名的一件事是，1966年12月，他在回四川老家串联途中，接受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将时任中央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的彭德怀从成都“押回”北京接受批判。他带领的东方红战斗兵团的红卫兵们在跟彭德怀接触后，通过深入了解，认为彭德怀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此制止了个别人的激进行为，对彭德怀严密保护，一路照顾，安全护送回了北京。此事令王大宾受到很大争议，有人指责他立场不坚定，上了彭德怀的当，政治上动摇;但文革结束后，他却仍然因此被指控为“迫害彭德怀”，以“反革命罪”判刑9年。
出狱后的王大宾虽经历坎坷但信念不改。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是大凉山彝族的苦孩子。没有毛主席没有共产党，我进不了大学，进不了北京。我永远感恩共产党毛主席！”
王大宾后来隐居都江堰，曾以自己在北京地质学院探工专业所学的特长，与当地政府联合创办了一家探工工具生产企业。但他从不参与社会活动，很少对外联系，更不对历史和现实问题公开发表看法。
不过尽管如此，根据我与他近年来多次见面的感受，深知他并非像某些网络传言那样“偏安川西，发财度日”，而是对历史对现实有着自己的认识。
我记得最深刻的是，他曾经不止一次向我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毛主席是正确的，没有错，但是我们这些人当年太年轻，辜负了毛主席的希望，没有承担起这个历史责任。你们现在的年轻人要吸取我们的教训。他尤其反感同辈中人从个人利益得失出发，轻易对历史下结论，误导后来人。他曾当面对我说，我水平不行，但我至少要做到不胡说。
2017年，王大宾在老朋友香港文革历史出版社社长敖本立先生的帮助下，在香港出版了《王大宾回忆录》。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以文字形式，对自己曾亲身参与其中的这段历史作出公开回顾。
1997年王大宾与敖本立(右一)蒯大富(左二)韩爱晶(左一)在深圳1997年王大宾与敖本立(右一)蒯大富(左二)韩爱晶(左一)在深圳。
以下几张照片是我在5月10号去上锦医院看他时留下的。当时他已确诊为脑瘤，而且是最为严重的那种胶质瘤，刚刚办好住院手续。思维尚清楚，但因为神经受肿瘤压迫，情绪时有烦躁，医生安排三天后就要为他做手术了，已经明确告知了手术的风险。因为我大哥也是这种脑瘤去世的，深知其严重性，所以我尽管一直在宽慰他和家人，但分手时仍然闪过一种很不情愿的感伤——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了。
而今斯人已逝，惟愿一路走好！
当年受到毛主席接见的文革造反派五大领袖至今在世的尚有北大聂元梓，清华蒯大富，北航韩爱晶三人。北师大谭厚兰早于1982年保外就医中病逝。
据最新收到王大宾生前好友彭伟先生转告其家人意见，王大宾后事“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不收礼金不要买花圈”，一切从简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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