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逐利的本性，注定将万物化为商品。在利润至上的法则驱动下，毒品与其他商品并无本质区别，只要能带来超额回报，资本便会无视其社会危害性，通过各种显性与隐形的渠道助长其流通。制药巨头游说政府放宽止痛药管制，金融体系默许毒资在复杂网络中流转，文化工业则将致幻体验包装为叛逆符号悄然推销——这一切，无不是资本将人类痛苦异化为利润源泉的明证。马克思所揭示的“利润像自然害怕真空一样”在此得到了残酷印证，只要存在需求与购买力，资本逻辑便会自发地为毒品贸易开辟道路。
毒品泛滥亦是资本主义社会精神贫瘠与普遍异化的必然产物。在这样一个体系中，劳动者与劳动产品、与自身创造性本质相分离，陷入深刻的孤独与无意义感。高强度竞争、雇佣关系的不稳定、社会纽带的断裂，共同酿造了弥漫于各阶级的焦虑与绝望。于无产阶级而言，毒品是暂时逃离现实苦难的片刻慰藉;即便对资产阶级，它也成为填补精神空虚的刺激品。恩格斯曾犀利指出，酗酒是工人对资产阶级社会的一种“无声抗议”，当今的毒瘾问题，不过是这种“抗议”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加剧与变形。当个体在异化劳动中无法实现自身价值，便可能转向化学物质营造的虚幻自由，以求短暂解脱。
相形之下，资本主义国家的禁毒政策往往陷入治标不治本的悖论。国家机器一方面高调宣示“向毒品开战”，另一方面却难以触动毒品经济背后的利益结构，甚至其执法本身也常为种族歧视、阶级压迫提供新工具。归根结底，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国家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当禁毒触及资本积累的根本利益时，其决心与效力便大打折扣。更何况，将毒品问题简单归咎于个人选择，并辅以严刑峻法，恰恰掩盖了制度性的社会危机。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与毒品泛滥的纠缠，绝非偶然的病理失调，而是深植于其制度基因的痼疾。资本的增殖冲动不断开拓着毒品的供需市场，而异化的社会关系则持续生产着对毒品的“需求”主体。在此循环中，任何局限于法律惩戒或医疗干预的举措，若不敢触动其背后的生产关系与积累模式，终将是扬汤止沸。
历史的辩证法启示我们，问题本身也孕育着解决之道。资本主义社会毒品泛滥的困境，恰恰从反面昭示了构建一种新型社会关系的迫切性——那是一个克服了人的异化，使个体尊严与创造性得以真正实现的社会。在那里，对幸福的追求不必依赖化学品的欺骗，共同体的温暖将驱散孤独的寒意。这或许正是我们面向未来，寻求彻底“解毒”的根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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