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存在的剥削制度，必然催生共同的反抗意志。”
01
近日，原深圳律师周J红在X平台上进行了一番“诉苦”——
“我祖辈就是⏰共解放前的大地主，若没有中共，我完全可以继承祖业，不知道拥有多少亩农场了!都不用苦哈哈地考律师。何况，我的律师职业做到一半还被⏰共剥夺了，一切前功尽弃!”(见截图)
和周J红希望籍此收获同情的结果正相反，帖子被马斯克的算法推至全球后，却引发了一轮使用不同语言的各国网友的狂欢，流量一路飙升到250多万，转发和评论全部破千，一看内容，全是——
“他们像见了鬼似的害怕我的同志毛泽东”;
“随着每一天的过去，越来越证明了伟大舵手的正确性”;
“这小妞儿生气因为她得靠工资生活而不是当封建领主，笑死我了”;
“我知道美国境内有古巴、伊朗和委内瑞拉‘蛆虫’的种群。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中国 ‘蛆虫’。我很高兴他们没收了你家的财产。正如萨帕塔将军所说：‘土地属于耕种它的人’”
……
更有人期待周J红抱怨的一切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发生——
“天哪，什么时候轮到尼日利亚啊”;
“印尼人必须像中国大众那样摆脱地主”;
“如果我不是共产主义者，看完这条推特后我就会成为共产主义者”;
“兄弟……我发现自己每天越来越像毛派了”;
……
心潮澎湃!
阅读这些回复，仿佛置身于十月革命之夜的斯莫尔尼宫……
02
这位自称“祖上是大地主”，哀叹若非革命，自己本可“继承祖业”的“润人”被围观和群嘲，恰如一面棱镜，折射出三个深刻的历史命题——
第一，中国革命是革命的典范与巅峰;
在世界革命史上，中国革命以其彻底性、广泛性与深刻性，成为无可比拟的巅峰，而土地革命则是其中最光辉的一页。
正如作家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及同名电影)所生动再现的那样，土地革命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农民分得了土地，而在于几千年来，农民第一次产生了高度的政治觉悟，获得了主体性，成了自己命运的主人。
新中国成立前，占农村人口不到7%的地主、富农，却占有全国一半以上的耕地。
到1952年底土地改革完成时，全国有3亿多农民获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量农具，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700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
土地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延宕近百年的工业化进程，终于开始启动。
1950年至1952年，全国粮食产量由1.32亿吨增至1.64亿吨，增长了24%。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年)，国家从农村提取的积累资金约150亿元，占同期工业建设投资总额的近一半。
没有土改，就没有中国的工业化，就没有鞍钢、长春一汽、武汉长江大桥这些新中国的工业脊梁……也不会有给整个民族带来安全感的“两弹一星”!
土地革命是中国工业化的“第一基石”，地主阶级失去不劳而获的自由，换来了整个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入场券!
第二，革命不是一劳永逸的，必须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周J红的哀怨，令我想起九年前，围绕小说《软埋》发生的争论。
短兵相接，惊心动魄。
总有人梦想恢复他们在革命中失去的天堂，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仇恨。
周J红的存在以及小说《软埋》的出现，提醒我们：革命不是一劳永逸的。
除非在革命中获得解放的人民，能够以高度的自觉和警惕性，从政治上、经济基础上、文化上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否则，革命就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被蚀空、被置换。
这方面，惨痛的教训已经够多了。
第三，革命才是普世价值，全世界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都渴望革命;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世界最基本的矛盾，就是少数人利用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获得了对多数人奴役的权力。
因此，对“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马克思语)的憎恶与仇恨，以及革命的冲动，也必然普遍的。
用艺术化的手段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有这样一句高度凝练的台词：“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斗争!”
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罪恶制度，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共同的苦难根源，也必然催生共同的反抗意志。
周J红的抱怨，说穿了就是一句话：她惋惜自己没能当上大地主，因此不能过上靠剥削为生的人上人的日子。
这种对剥削特权的执念，恰恰从反面印证了《共产党宣言》的论断：“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多国网友的集体共鸣，生动证明了革命的普世性——他们在周J红的抱怨里，看到了自己被压迫的现实，也看到了中国革命曾经创造了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崭新世界。
革命，从来不是某个国家的“特殊选择”，而是全人类摆脱奴役、走向平等的必由之路，这才是真正超越国界的普世价值。
有革命，世界和人类才有希望。
和那些鼓噪“告别革命”的人的痴心妄想相反，革命从未远去，革命是告别不了的，革命的热血仍然在强有力流动，总有一天，会冲出地面，化作烈焰与岩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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