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继明
转载自“曹征路刘继明研究中心”
原题：资本精英和知识精英对劳动者的精神劫持:从“996是一种福报”到“灵活就业是一种福利”丨刘继明随想录之观察与思考
从马云声称“996是一种福报”，到北大教授张丹丹宣称“灵活就业是一种福利”，相隔数年的两番言论，如同两面镜子，折射出资本逻辑与为其辩护的学院话语如何默契配合，对劳动者实施了一场精妙的精神劫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已揭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如今，这套肮脏的逻辑被包装上了“福报”与“福利”的糖衣，而某些掌握话语权的知识精英，则赤裸裸地扮演了资本意志的“吹鼓手”。
“996”工作制——早九点至晚九点、每周六天——在法律意义上公然违背了八小时工作制，是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极端榨取。然而，资本代言人却将其美化为“福报”，这并非简单的修辞游戏，而是一场意识形态操纵。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当资本精英宣称“能够996是修来的福气”时，他正在完成一项关键工作：将资本的剥削逻辑重塑为一种恩赐。
事实上，劳动者在“996”中付出的远超法定标准的劳动时间，所创造的那部分超额价值，即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被资本方无偿占有。将这种单向度的剥夺称为“福报”，无异于将枷锁美化为奖章。而某些知识精英的附和与沉默，则为这种颠倒黑白的说法提供了智力上的背书，使其得以从资本的“私货”升格为一种看似有理的“社会共识”。
如果说资本精英的“福报论”是赤裸的强盗逻辑，那么知识精英的“福利论”则是经过学术打磨的精致谎言。张丹丹教授将“灵活就业”称为“福利”，其论据是“灵活性本身就是一种福利”，并以“我们”这些有保障的固定工作者与“他们”这些灵活就业者进行二元划分。这套论述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透镜下不堪一击。
马克思曾批判资产阶级的教育与知识生产是为其阶级统治服务的工具，“资产者唯恐失去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当学者以“劳动经济学”的名义，将缺乏社保、朝不保夕的零工经济描述为一种“自主选择”时，她所犯的正是将特殊阶级利益普遍化的典型谬误。她所谓的“我们”与“他们”的划分，恰恰暴露了一种高高在上的阶级优越感，仿佛那些在风雨中奔波的外卖骑手、在算法严密控制下的网约车司机，其缺乏保障的生存状态是一种值得羡慕的“福利”。这种论调与“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如出一辙，本质上是知识精英脱离生产实践、沦为统治阶级“精神附庸” 的表现。
之所以说这两番言论是一种“精神劫持”，在于它们合力试图将客观的剥削关系转化为劳动者的主观认同。葛兰西在论述文化领导权时指出，统治阶级不仅依靠暴力，更依靠精神和文化上的主导来维持统治。当“996是福报”与“灵活就业是福利”成为社会流行话语，其深层意图是让劳动者相信：过度劳动是自我实现的途径，缺乏保障是自由选择的代价。
在功绩社会的逻辑下，外部规训转化为自我剥削。劳动者不再感到是被资本逼迫加班，反而认为“还不够努力”，陷入一种“毁灭性的自我谴责”。这种精神内卷使得劳动者即便在遭受不公时，也倾向于自责而非反抗，从而极大地降低了阶级意识的觉醒可能。正如马克思所言，如果工人甘愿接受“做牛做马”的命运，并视之为“福报”，那么资本便可高枕无忧地享用其创造的剩余价值。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阶级性。无论是“福报论”还是“福利论”，其共同点都是站在劳动者阶级对立面，用抽象概念抹除一切剥削压迫。当知识精英失去对劳动者的共情，便从“社会的良心”蜕变成了“资本的帮闲”。
面对这种精神劫持，劳动者唯一正确的态度是：在现实斗争中唤醒沉睡的阶级意识，如《国际歌》唱的那样：“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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