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
本文讲述了蚌埠码头的搬运工人在解放后是如何一步步同革命者一起瓦解消灭旧“把头老板”们的剥削秩序的。当然，在主流左翼这里，视角只会是来自工会人员，工人的形象还是等待着“被拯救”的一批。录入者觉得有几个点比较有意思。
首先是在解放前，“把头老板”们建立的剥削秩序表面上也有“进步”的因素存在，比如所谓的“福利基金”，足足占了一成六，要是给有产者秩序的拥护者看了他们又要大喊：这就是老板关心工人的铁证!就如同他们粉饰阎锡山和罗斯福那样。但这“福利基金”去做什么福利了呢?把头老板，阎锡山，罗斯福这三个层次的有产者如何让这笔钱倒进老板的腰包的方法是不同的：把头老板直接偷偷拿了，阎锡山要创造一个“二层物产制”，利用铁军基干在农村搞“兵农合一”，把这笔钱转几手拿到地主们手里。罗斯福就更高明了，有“以工代赈”，“劳资调解”，给工会官僚创造了岗位，又使工会官僚们上赶着利用工人交的会费，失业的威胁转过头来对付工人。最后降低了工人的工资，实现了不从工人那里收钱而让老板发财的成就。
其次是刚开始工会干部惊人的思想，明知把头制度根深蒂固，甚至已经狂到拿枪威胁工人说刮民党早晚回来清算，却仍旧装瞎，搞形式主义工会。其实也不算惊人了，主流左翼天天要求工人跪着让老板们杀，只是全国都要解放了，老板们要担心自己是不是要被工人杀，主流左翼也只能顺势而为“消灭资本主义”了。
最后，消灭把头老板的过程看起来没遇到什么大的挫折，主流左翼尽心认真地研究怎么消灭把头建立工人控制的工会。录入者以小人之心猜测一下，主流左翼这么干的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这句话：“工商界也有人说：我们西半天谁没有受过他的罪、真是码头上一霸。现在算除了害了，做生意也少个祸害来打扰了。”主流左翼眼里真正“有力量”的工商界都发话不要把头制度了，说这样危害生产。那把头老板们只好去死了。
(录入者萨马斯特按)
向录入者道歉，2025年就录好了，我太懒了，现在才校对好，发出来。
值得说的两点：
解放初镇压反革命，首先是杀蒋党特务，但所谓特务，很多时候都有资产者的身份——名下有买卖，在别人生意里有股份，城里有店、乡下有地。这本小册子也提到特务们纷纷插手蚌埠码头生意。所谓杀特务，很多时候就是杀老板。
第二，本小节提到各种买路钱，各种买卖身份，20世纪的主流共产主义很喜欢说这类现象是“封建”的，而把“真正”的资本主义市场关系描述成某种纯度极高的透明物。但资本主义市场的诞生与演变，从不缺少权力、特权、暴力剥夺与人身奴役的元素，而且恰好是特权与奴役，常常是市场关系的裂变与跃进催化剂。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或激进左翼的知识分子，有时候容易转化为市场狂信徒，与20世纪共产主义常常倾向于把资本主义想象为纯而又纯的买卖关系，有很深的关联。
其实，那种纯而又纯的市场关系，甚至在实验室里都不存在。因为“实验室”也是某种暴力秩序建立和维持的。
(李星按)
蚌埠码头大翻身
蚌埠搬运工会主任吴锡昌同志，所谈蚌埠搬运工人消灭封建把头的剥削把持制度的经过，如同说了一个生动的故事。当全国各地都在进行铲除搬运事业中的封建制度、以求货畅其流的今天，愿意听这样一个故事的人，必定不只是我一个人，因而将这故事记在下面。原稿未经锡昌同志审阅读，如有错误之处，应由记者负责。
一
在三十多年以前，蚌埠还是淮河旁边一个小村庄，不过七家半人家。津浦路修通了，这里筑起淮河大桥，马上就成为一个东西南北四通八达的水旱码头。皖北豫东的土产、粮食、淮盐都从此地上火车，外路来的五洋杂货，也在这里下淮河。起初货物搬上搬下火车，货多人少，边近的人搬不完，有些逃荒的人来搬，几个脚力钱，还够糊口。后来有个标客李老干，看见搬东西是个好买卖，插起标旗，占了码头，成立班子。入他的班子，分钱孝敬他，才许搬东西;不入班子，不拜他为师，不出钱给他的，就不许搬。李老干拳脚好，方圆一二百里，哪个不怕他?靠搬东西吃饭的人只好忍受。蚌埠码头一天一天的大起来，货越来越多，搬运生意也越过越好，不到几年，李老干就发了财，不干了。
民国年间，把头大老板的地位，从标客落到一些封建恶霸们的手里。这些封建恶霸地痞流氓们，都有贪官污吏当靠山，其中还有一个是靠英国人撑腰而神气起来的。这时候蚌埠码头比以前更大，班子更多，把头老板也多。票班老板陈宝元，从前当过铁路站长，路上有势力，车站上货物，只有他可以搬。盐班老板蒋六，是民社党要人蒋匀田的本家，仗着蒋匀田的势力，没人敢惹。李文丞有两个妹子，是赖师长、某县长的小婆子，也了不起。曹四麻子是三番头子。高香山在抗日时期，跑到大别山去投国民党桂系匪首李品仙，拍上了李品仙的兄弟李品和。后来抗战胜利。李品和当了蚌埠市长，住着高香山的房子，高香山搞钱孝敬他，就当了伪搬运工会的理事长。其中张小云的父亲张云山，绰号张儍子，当初修淮河大桥，拜英国工头当干爸爸，班子成得最晚，作恶也最多，他起先专搬差次东西，搬萝卜白菜，挑大粪，抬死人。抗日时期，替鬼子搬子弹，搬家伙去打游队，鬼子喜欢他，让他成立十八班，他的儿子张小云，当了日本兵“林部队”的便衣副队长，后来国民党来了，又变成军统的特务。
从前客商运货经过蚌埠，没有一个不头痛，说码头坏。拿淮河里运来的粮食说吧，从上岸到送进仓库，还不说上火车，就要经过十三道手续，出十三次钱。哪十三次钱呢?你的船来了，不能直接靠岸，必须经过驳船装一次，粮食从你船“过”到驳船上，要收“过档”钱，这是第一道。如果你不“过档”，要收“顶档”钱，照“过档”半数收，一万斤粮食，照五千斤粮食的“过档”折算。“过档”二十包起码算，不问多少粮食，都要出一次，这是第二道。如果粮食散装在船上，从船舱里挖出，要“挖舱”钱，是第三道。“冲斗”钱，是第四道。推平，打斗，“打斗”钱是第五道。在打斗时，买卖粮食的双方都要送黑塞钱，哪一面不送，准要让哪一面吃亏，双方都送，是第六道。散粮要装包上岸，绞包封口要“绞包”钱，是第七道。绞包只绞五针，事实上五针不够，要多绞，要“加针”钱，是第八道。“起河”上岸是第九道。起河上岸时，不另外出钱就摇你船，让船家害怕，只要请酒就不摇船，请酒钱折干，是第十道。驳运是十一道。从河边到仓库，车力是第十二道。粮食进仓库，别人只准送到仓库门口，不许进去，另外有人在仓库里堆栈起来，收“堆装”钱，是第十三道。
出十三次钱，粮食才进仓库，出仓库上火车，另外又是一笔搬运费，一共算起来，数目也不小似装火车运到徐州。粮食以外，物物如此，要多少就得出多少，缺一个钱，寸步难行。码头工人们，你见他们拿了这些钱、生活总该不坏了吧?为什么还是穿的破破烂烂，吃了早就顾不住晚呢?原来那些花花绿绿的票子，暂时过一过手，还得掏出来交账，多数都归把头大老板。每个班子全班的收入，每天集中分配，大老板独得二成;福利基金一成六，月费半成，名字好听不过是绕个圈子，也归大老板腰包。剩下的五成九归全班“有名字”的搬运工人平分。用张小云来打比喻，归他管的工人有八百名，假使每人每天凭气力换来一块钱，一共八百元。大老板坐在家中打牌，一天明的暗的干得三百多块，有名字的工人一天只分五毛多。逢年过节，还得给老板送礼，平日送茶叶水果，摊招待费，应酬费，活动费，还有“刮民党”的摊派。年底几天不分账，干脆全数归老板。那回张小云主使打死人，后来打官司要钱活动，四个月都没有分账，工人肚子都饿了。平时老板们要钱，名堂多的很。有一天忽然对工人说：“听说上头要我们减低运价了，你们凑几个钱，我上南京去活动活动。”工人们不知真假，怕真的减低运价影响生活，赶紧凑钱给他上南京。哪晓得他拿了钱去吃喝嫖睹，大玩大乐，谁也不知他真的干了一些什么事，这样冤枉钱，出过也不止一次。
这些把头老板们把蚌埠分成许多块，各霸一方，和往年军阀割据一样，争权夺利。常起冲突。动不动就喊打。谁都想扩张自己的地盘。扩张地盘有什么好处呢?他的地盘大就多搬东西，多些敲诈商旅的机会。也就是扩大了他剥削工人的范围。老板们都请了拳教师让工人练打、耍棍棒、耍九节鞭，时常挑峻工人们殴斗拼命。打伤打坏，痛在工人身上。打出好处来，老板得的比谁都多。要是打起官司，那更好，大家凑钱去活动官府。把头老板又好在里面捞一把。时常打码头，打得工人们日甚一日的对立起来，把头老板也更容易来欺驱蒙蔽，使得大家忘了老板的剥削，反跟另外一群和自己一样的穷苦工人兄弟作对。行会思想的毒瘤就这样越长越大。工人越不合作，把头老板越有好处，码头也越坏，陋规勒索的花样自然层出不穷。
码头被把头们据为私有，在码头的工人也须注登名册。因为日本鬼子和蒋匪在蚌埠一带搞了几年，把社会弄成一团糟。失业的人一天多似一天，有些人想当搬运工人还当不上，以致在码头的工人名字也成了可以发财的东西，可以出顶出卖。有了出顶出卖的事情，把头老板又多了一个弄钱的办法，他除了有前面说过的那些好处，另外又多一些名字可卖、可租，后来有些商人地主买名字也可以分钱赚钱，也来买名字。“刮民党”土匪头子刘峙开的聚安盐栈，看门的也弄两个不花钱的名字。便衣特务，都不花钱弄名字分赃。有个特务一人搞了八个名字，分八份钱。顶人家名字来搬运的工人，工作更重，生活更苦，剥削是双重的，被把头老板们剥了一次不算数，余下的几个钱，再和握有名字的人分一次。这种顶名工人有两种，一种是固定顶个名字的，叫“替班”，在交了把头的四成一以后，再把所余的五成九，分百分之四十给握有名字的人，如果他一天挣一块钱，没有别的摊派，只余三毛五。另一种不固定给人顶替的，叫”野鸡”，比“替班”更不如，一天挣一块，在交账之后，将所余的五成九分一半给握有名字的人，自己只落了二毛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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