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听闻一个朋友的孩子，正在读高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按许多人眼里的标准，这应该是一个让父母放心的孩子。成绩好，学习认真，前途似乎也很清楚。
可就是这样一个孩子，患上了抑郁症。
昨晚，他闹着要自杀。
我又听说，他们学校实行封闭式管理，管理非常严格。想办理走读，还需要心理医生的认证。每天学习到很晚，基本上十二点才能睡觉，早上六点半就得起床。
六点半起床，十二点睡觉。
一天如此，一个月如此，一年如此。
教室、宿舍、食堂、试卷、排名、考试。
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就这样被装进了一条已经铺好的轨道里。
说到抑郁症，很多人的第一反应还是：
“想开一点。”
“现在的孩子就是太脆弱。”
“我们以前吃那么多苦，也没见谁抑郁。”
这些话看起来是在劝人，实际上恰恰暴露出了一个问题：
我们太习惯把人的痛苦，理解成个人自己的问题。
一个孩子抑郁了，就问这个孩子是不是心理承受能力太差。
一个年轻人失业了，就问他是不是能力不够。
一个工人累垮了，就问他是不是吃不了苦。
一个人穷，就问他为什么不努力。
于是这个社会里发生的许多问题，最后都被翻译成了同一句话：你自己有问题。
可是，如果我们真的从社会关系出发去看，问题可能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先说抑郁症本身。
抑郁症不是矫情，也不是简单的“想不开”。它可能表现为持续的低落情绪、兴趣和愉悦感下降、疲劳、睡眠和食欲改变、注意力下降、强烈的自责或无价值感、对未来的绝望，以及严重情况下出现死亡或自杀念头。
抑郁症当然是一种真实的疾病，这一点没有什么好争论的。
可是，仅从医学上的诊断，并没有把问题全部回答完。
医生可以问：
这个孩子现在有什么症状?
症状持续多久?
睡眠怎么样?
有没有自杀风险?
需要什么治疗?
这些问题都非常重要。
但还有一个问题值得继续追问：
这个孩子究竟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关系里面?
这就回到了昨晚听到的那个孩子：
成绩名列前茅。高中。
封闭式管理。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
晚上十二点才睡。想办理走读，还需要心理医生认证。
然后，他抑郁了。
甚至闹着要自杀。
如果我们只是从个人心理出发，很容易把事情理解成：“这个孩子心理出了问题。”
可是如果把镜头稍微拉远一点，就会看到另一幅画面。
这里面有学校。有家庭。
有高考。有大学。
有学历。有就业。
有工资。有房子。
有婚姻。有下一代。
最后，还有一个庞大的劳动力市场。
也就是说：
这个孩子并不是孤零零地坐在教室里。
他的背后，站着整个社会。
他今天为什么要拼命学习?
因为升学竞争。
为什么要升学?
因为学历影响就业机会。
为什么要争取更好的就业机会?
因为不同职业、不同单位、不同岗位之间存在收入和社会地位差异。
为什么收入和社会地位如此重要?
因为住房、医疗、养老、婚姻、子女教育乃至整个家庭的生活，都需要资源。
于是，一个看似简单的“读书”，实际上已经连接到了整个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
孩子今天坐在教室里做题的时候，劳动力市场的影子已经坐在他旁边了。
这就是问题真正开始变得有意思的地方。
我们经常把学校理解成一个教育机构。
但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看，学校同时承担着另外一种功能：
培养和筛选未来的劳动力。
当然，学校也传授知识。
但现代社会中的教育，从来不只是单纯地让人“学知识”。
它还在进行筛选。
分数筛选学生。
考试筛选分数。
学历筛选劳动力。
招聘再筛选学历。
最后，不同的人进入不同的职业位置，获得不同的收入。
于是，一条看起来非常自然的道路就出现了：
学习→考试→升学→学历→就业→工资。
我们从小被教育：“好好学习，将来找个好工作。”
这句话听起来再普通不过。
可如果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它其实已经把一个孩子未来的劳动，提前纳入了今天的教育过程。
他学习的意义，不再只是认识世界。
还包括：让自己在未来的劳动力市场中卖一个更好的价格。
这句话听起来很刺耳。
但现实就是如此。
学历为什么有价值?
因为它能够影响一个人进入什么样的劳动岗位。
技能为什么有价值?
因为它能够影响一个人的劳动能力以及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位置。
名校为什么值钱?
因为社会给予不同学历不同的机会和资源。
于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实际上已经提前进入了劳动力市场的逻辑。
他还没有劳动，却已经开始为了未来能够获得什么样的劳动位置而竞争。
这时候再回头看那个每天学习到凌晨的孩子，就会发现：
这不只是“一个学校太卷”。
学校只是这套生产关系在教育领域的一种表现。
为什么学校会卷?
因为社会要筛选。
为什么家长会卷?
因为家长知道资源有限。
为什么学生会卷?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不竞争就可能掉下去。
为什么老师会卷?
因为学校也有升学率、排名和评价。
于是，每个人都在推动这台机器。
甚至很多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人需要站出来命令所有人：“你们必须这样做。”
大家自己就会开始竞争。
你超过我，我就必须追赶你。
你补课，我也只能补课。
你学到十二点，我不学到十二点，就觉得自己吃亏。
最后，一个非常荒诞的局面出现了：
所有人都觉得自己很累，可谁也不敢停下来。
因为只要一个人停下来，他担心别人继续往前跑。
这就是竞争性生产关系最厉害的地方之一。
它不一定需要一根鞭子一直抽在你的身上。
它可以让每个人拿着鞭子抽自己。
而且还会互相提醒：
“别人都在努力，你凭什么休息?”
于是，孩子的睡眠时间越来越短，家长的焦虑越来越重，学校的管理越来越细，考试越来越频繁，排名越来越重要。
最后，我们把这种状态叫作：“努力。”
甚至叫作：“为了孩子好。”
可是，如果一个社会必须通过不断压缩人的休息、时间和精神空间，才能维持竞争，那么我们究竟是在发展人，还是在消耗人?
这就涉及马克思所说的异化。
异化并不只是“工作辛苦”。
更深的一层是：
人创造出来的社会力量，反过来成为支配人的力量。
教育本来应该服务于人的发展。
学习本来应该帮助人认识世界。
知识本来应该扩大人的能力。
可是，当教育越来越被升学竞争支配以后，学习就可能变成一种筛选机制。
孩子不再只是学习知识。
他还必须不断证明自己比别人更优秀。
于是：
分数开始支配学习。
排名开始支配分数。
升学开始支配排名。
就业又反过来支配升学。
最后，未来的劳动市场，提前进入了十几岁孩子的教室。
这时候，问题就已经不能仅仅用“心理素质”解释了。
因为这个孩子所承受的，不只是某一种心理压力。
他正在经历一种具体的社会关系。
教育本来是人创造出来的。
考试也是人创造出来的。
学历制度也是人创造出来的。
劳动市场、企业制度、工资制度、住房市场，都是具体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社会关系。
可是发展到最后，人反而要服从这些东西。
教育本来应该服务于人的发展，最后却变成了人必须服从教育竞争。
工作本来应该是人的生活活动的一部分，最后却变成了人必须服从劳动市场。
住房本来是为了让人居住，最后却可能变成了人为了住房而拼命劳动。
钱本来是交换劳动成果的工具，最后却变成了人必须不断出售自己的劳动时间，才能获得钱。
于是，人慢慢变成了自己创造出来的社会关系的附属物。
而这种异化，并不会等到一个人大学毕业、走进工厂或办公室以后才开始。
它甚至可以提前进入学校。
孩子还没有成为劳动者，就已经开始接受劳动市场的纪律。
时间被切割。
行为被规定。
效率被衡量。
成绩被量化。
排名被比较。
未来被计算。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太愿意简单地说：“这个孩子只是学习压力太大。”
因为“学习压力”四个字太轻了。
它轻得好像只要少做几张卷子就可以解决。
可真正的问题可能是：
一个人的价值，为什么要通过不断竞争来证明?
为什么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就必须提前为自己未来的阶级位置而奋斗?
为什么教育必须如此紧密地服从于劳动力市场?
而这又会进一步连接到家庭。
因为现代社会并没有把“人的再生产”完全社会化。
一个孩子出生以后，吃饭是谁负责?
家庭。
住房是谁负责?
家庭。
教育是谁负责?
很大一部分还是家庭。
医疗、照护、养老以及大量日常劳动，也都被家庭承担。
于是，一个孩子不再只是一个正在成长的人。
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他同时还是一项巨大的长期支出。
于是家长会想：
“既然养这么一个孩子付出了这么多，我不能让他输。”
于是教育竞争又被进一步推高。
这就形成了一个循环：社会需要下一代。
家庭承担大量再生产成本。
家庭为了降低未来风险，把孩子推向更激烈的教育竞争。
教育竞争又把整个家庭卷进去。
最后，孩子承担了这套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压力。
所以，当我们说“现在的孩子为什么这么累”的时候，不能只盯着孩子。
甚至不能只盯着家长。
因为家长有时候也是被逼着往前走的人。
老师也是。
学校也是。
工人也是。
每个人都处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时特别重要的一点：不要只找一个坏人。
要去寻找使这种事情不断发生的关系。
在这台巨大的内卷机器里，每个人都很累。
学生累。
家长累。
老师累。
工人也累。
坐办公室的人未必不累，流水线上的人更不用说。
有人每天凌晨才睡，有人每天六点多就起床;
有人为了孩子的成绩焦虑，有人为自己的工资焦虑;
有人害怕考不上大学，有人害怕失业，有人害怕还不起房贷。
大家都在往前跑。
跑得气喘吁吁。
可是最奇怪的地方就在这里：
几乎没有人敢真正停下来，更没有多少人认真观察和思考那台机器。
甚至很多时候，人们不但不去碰它，反而拼命捍卫它。
你不努力，就有人告诉你：“别人都在努力，你凭什么不努力?”
孩子不愿意补课，就有人说：“现在竞争这么激烈，不补课怎么考得上?”
有人质疑学历至上，就有人告诉他：“没办法，社会就是这样。”
有人不愿意加班，就有人说：“年轻人吃点苦怎么了?”
有人不愿意结婚生孩子，就有人说：“人这一辈子不就是这样过来的吗?”
于是，那台机器越来越庞大。
而我们每一个人，既是被机器推动的人，又可能成为维护机器运转的人。
很多人所捍卫的，恰恰就是那个正在碾碎自己的齿轮。
甚至很多时候，一个人不是不知道自己痛苦。
他只是觉得：除了这样活，没有别的活法了。
于是，他开始接受这套规则。
接受排名。
接受竞争。
接受服从。
接受加班。
接受“优胜劣汰”。
接受“人往高处走”。
接受“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接受“没有本事就只能认命”。
接受“别人能做到，你为什么做不到”。
这些话看起来只是一句句日常生活里的俗话。
可是，当无数这样的观念进入人的脑子以后，它们就不再只是几句话。
它们会变成一种力量。
一种让人主动服从现实的力量。
如果一个孩子抑郁了，我们当然应该救这个孩子。
但是，如果我们发现：
这个孩子救回来以后，明天还要六点半起床，还要继续回到封闭的学校，还要继续考试，继续排名，继续竞争，继续为几年之后的劳动力市场做准备……
那么，我们究竟救回了一个孩子，还是仅仅把一个人重新送回了让他痛苦的轨道?
抑郁症本身当然是一种疾病。
但不能把所有人的精神痛苦都关进一个人的脑袋里，然后说：
“你只是心理出了问题。”
一个人会生病，有他的身体和心理机制;
一个人为什么长期生活在某种痛苦之中，则往往还有他的社会处境。
马克思主义不是让一个抑郁症患者停止治疗，抱着《资本论》睡觉。
而是一味思想上的“药”。
它不负责把所有痛苦抹掉。
它负责告诉一个人：
不要急着把所有痛苦都归咎于自己。
先看看你脚下的土地。
看看你周围的人。
看看你的家庭。
看看学校。
看看劳动。
看看工资。
看看资本。
看看生产关系。
看看这个社会究竟是怎样运转起来的。
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药”，并不是让人忘掉痛苦。
恰恰相反。
它让人第一次认真地、清晰的看见自己的痛苦。
看见自己为什么疲惫。
看见自己为什么焦虑。
看见自己为什么被一张成绩单、一份工资、一套房子、一个职位牵着鼻子走。
看见那些原本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其实都有自己的历史和社会条件。
看清楚原来我不是一个单纯被评价、被筛选、被使用的人。
原来我可以认识这个世界。
原来我可以追问这个世界。
原来我甚至可以思考：
这个世界为什么必须是现在这个样子?
它不是让你逃避现实。
恰恰相反，它让你更加清醒地进入现实。
不是让你接受：“世界就是这样。”
而是让你知道：
世界之所以成为今天这个样子，是有历史原因的，是人为制造的，是谁制造的。
既然是人创造出来的，那么它就不是不可改变的。
这也是希望真正产生的地方。
不是鸡汤里的那种希望。
不是告诉一个已经痛苦不堪的人：“明天会更好。”
也不是告诉一个被压得喘不过气的人：“再坚持一下。”
这种话有时候甚至很残酷。
因为它实际上是在告诉一个已经很累的人：你继续忍。
而马克思主义所给予的希望，是另一种希望：认识现实，然后寻找改变现实的可能。
一个人真正陷入绝望的时候，最可怕的或许不是他觉得今天很苦。
而是他觉得：
明天也一定如此。
后天也如此。
十年以后也如此。
这一生都如此。
当一个人相信眼前的生活就是整个世界，相信现在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都是永恒不变的，那么绝望就很容易变成一种封闭的东西。
因为他看不到出口。
而历史唯物主义至少能够打开一道缝：
告诉他，今天不是从来如此，生活可以不是如此。
告诉他，人类曾经改变过无数看似不可改变的东西。
告诉他，生产关系会变化，社会结构会变化，人的生活方式也会变化。
所谓“心药”，并不是让一个人忘掉痛苦。
而是让一个人知道：我的痛苦并不等于我的全部。
我今天的处境，也不等于我的全部人生。
眼前这个世界，更不等于人类唯一可能拥有的世界。
所以，再回头看那个十几岁的孩子，我心里其实很难受。
他本来应该慢慢认识这个世界。
可是这个世界似乎已经急着要求他证明自己的价值。
他还没有真正开始生活，就已经开始为未来的竞争付账。
他还没有学会问“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已经有人告诉他“你应该考多少分”。
他还没有真正理解生活是什么，就已经被教会了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失败。
而我们却常常在最后问：“这个孩子为什么心理承受能力这么差?”
也许有些问题，真的不能只问一个人的心理。
我们还应该问：
我们究竟创造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才会让一个成绩优异的十几岁孩子，在还没有真正开始人生的时候，就觉得人生已经没有什么值得继续下去的东西?
医学能够帮助一个人渡过疾病。
而思想，能够帮助一个人重新认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
当一个人的痛苦与他所处的社会生活纠缠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需要一种能够解释这个世界的思想。
马列毛不是一粒药片。
它是一把刀。
一把剖开现实的刀。
让人看见痛苦背后的东西。
看见生产关系。
看见异化。
看见竞争。
看见社会再生产。
看见那些原本被我们认为天经地义、永恒不变的东西。
然后，最重要的是：让一个人重新意识到，自己不是只能被这个世界塑造的人。
人也可以认识世界。
并且，最终去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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