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历史中，女性反抗压迫的解放斗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无比光辉的篇章。以卢森堡、蔡特金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女性，为全体女性挣脱阶级与性别双重枷锁、实现真正的平等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令人痛心的是，当下主流舆论场中的女权思潮已然偏离了这一初心，在资本裹挟下变质，沦为以追求男卑女尊为目标的极端资产阶级女权主义。从反抗压迫的正义斗争变成了制造对立、催生新型压迫的工具。
资本深谙人们的情绪痛点，精准地抓住了女性权益这一社会问题，并将其虚幻地扩大、严重化。在资本无限增殖与循环再生产下，无法转化为消费、无法产生收益的女权是毫无价值的。极端女权言论用不着思考就极易引发共情与对立，这既能刺激消费市场，又能输出意识形态，最终服务于剩余价值的收割。
1912年，罗莎·卢森堡在斯图加特第二届社会民主党妇女集会的演讲上(后收录于《妇女选举权及阶级斗争》)指出：“她们(资产阶级妇女)只不过是她们的丈夫从无产阶级那里榨取的剩余价值的共同消费者，她们是社会机体寄生虫中的寄生虫。”可以非常明确地看到，像“独立女性的定义不一定是自己赚钱，不一定是自己负担自己所有的生活开销”这种话为代表的当代女权已经变质到了多么畸形的地步。
“以经济依赖替代精神独立”，可以非常精辟地概括出当今的女权思潮。在这套叙事的洗脑下，人们不再思考资产阶级妇女“寄生属性”的本质，不会认清性别压迫的终极根源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反而沉溺在碎片化的情绪叙事中，开始追捧诸如向上择偶、依附精英、规避劳动的价值观;推崇“霸道总裁式”的资本包装的男性形象，鄙夷勤恳劳作的无产者;将盲目追星、跟风应援、无底线追捧偶像等行为曲解为女性自由与独立。
这些被资本精心包装的叙事不断地催生畸形的消费需求，不断刺激她们为了所谓的婚后保障而逼迫男性买车买房，为了所谓的自由去抢那些所谓爱豆的门票和其他衍生商品。也就是说，不断通过挑起对立来进行持续的消费刺激，巩固并扩大这个市场，既收割了更多的剩余价值，又可以借此来分裂社会群体(即无产者)并降低其思想觉悟。女权的变质不是因为对所谓男人压迫的反抗，而是资本，通过系统性、结构性的手段异化女权，以作为巩固消费市场与消解反对声音的手段。
“寄生虫体质”使许多无产阶级妇女主动放弃参与社会劳动、丧失独立生存的能力，也彻底丢掉了劳动者最珍贵的反抗精神与解放力量。这种“经济依赖、精神独立”的资产阶级女权，不仅没有消灭资产阶级父权制，反而因为女性在社会劳动中自愿或被自愿的缺失而被加强了。这是从压迫走向了压迫，不过前者闪着寒光与血色，而后者被粉饰得花花绿绿，且不留血迹而已。
资本只是公平地利用男女双方的对立情绪带来的消费市场而已。女性劳动者不仅变成了可以永远收割的韭菜，还成了更锋利的刀，割向男性劳动者的血肉，以一种极其隐秘——女性自己都意识不到的“被自愿”以及由此招来的“自愿”形式，走向了男性的对立面，去维护那个虚构的或未曾受侵犯的权利。这样一来，性别矛盾取代了阶级矛盾，男女矛盾的根源——资本主义私有制，全部被嫁祸给普通无产阶级男女。当女性权益被无底线放大，而社会物质财富总量、公共资源分配格局保持稳定时，被挤压、被对立、被消耗的，永远都只是身处底层的无产阶级男女。真正的既得利益者——资产阶级男女，始终置身对立之外，在男女互相攻讦、彼此对立的舆论乱象中，享受着琴瑟和鸣和浪漫雅致的恩爱。
所以问题从来不是“女性要不要解放”，而是“用什么方式解放、解放向何处去”。我们要认识到，真正的无产阶级女权是砸碎私有制枷锁、实现全体无产男女共同解放的铁锤;而被资本异化的当代极端女权，本质上是资本环境下催生的身份政治变种，是致幻且达到致死量的亚甲二氧甲基苯丙胺。如果有人在这种迷幻剂的作用下把亢奋当成力量、把对立当成解放，那就会在致幻的眩晕里把枪口举错方向，在被资本买单的狂欢之后，醒来发现锁链还在，身边的同盟却已经被自己亲手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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